论孔子

许全兴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毛泽东指出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性，并借鉴了“正名”的作法，他的有关论述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十分精当，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提供了范例。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孔子确实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人。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专门写了“正名主义”一章，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胡适主要是从政治上论述“正名”，他在评述“正名主义”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时，虽然也谈到其在“名学上的影响”，称“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1]，但他并未从哲学上论及名实关系。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孔子章中也把“正名主义”列为一节来写[2]。但他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并未涉及哲学上的名实问题。陈伯达在1939年初撰写《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并送毛泽东审阅。陈在文中先讲孔子的身世、生活的时代和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在转入孔子思想正题时，他首先讲的是“正名”思想。与胡适、冯友兰不同，陈伯达是辩证唯物论者，他把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看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并确定孔子哲学的性质。他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3]他还指出了孔子“正名”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他说，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正的封建秩序乃是“正名”的基础；孔子的正名是为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与老子不同，是唯心论。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的前提下，提出了七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以符合“名”。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紧接着他指出：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毛进一步指出了“正名”有其合理性，可为我们借鉴。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4]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7·8》）　　”，“举一反三”是一种类推方法。类推是一种依据特殊道理而推知特殊道理的方法。因为它以类似为推理的基础，所以它只有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虽然类推法有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向导，但是它永远不能用来作为最后的检验。它只有引导思想的价值，而绝没有证实真理的用途。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2·21》）　　
　　
　　孔子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他是以鼓吹“孝”道，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服务的。他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隶们的死敌。孔子绝非是人民的教育，而是人民的死敌。　　

子路之死与孔子的武断地评价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颜渊短暂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颜渊悲剧性的一生，也说明孔子的以“孝弟”为核心的“礼教”教育实是扼杀人才的教育。　　

尽管吹乎孔子有弟子多少多少，然其学有所术者却寥寥无几，其有大志者则更少，对历史有大贡献者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