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思想家李贽

公元1602年5月6日（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利用狱卒为他剃发的时机，夺过剃头刀，划过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遍地。但老者并没有断气，狱卒问他：“痛否？”老者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何以自割？”老者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两天之后，老者与世常辞，享年76岁。这位用剃刀自刎的老者就是倡导“童心说”，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敢于“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明朝“异端”思想家李贽。

李贽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号卓吾，幼年丧母，父亲以教书勉强维持生计。李贽跟随父亲读书，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明代科举考试规定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作文只能依照朱熹的批注以“代圣贤立言”，这就剥夺读书人独立思考的权力，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李贽来说，这简直就是活受罪。他越是读书，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朱熹的话漏洞百出，甚至是一派胡言，他甚至想把《四书》、《五经》付之一炬。但是，家庭的重负不允许他意气用事。他只得逼着自己去揣摩当时的八股文范文，结果一考就中了举人，这年他26岁。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深恶痛绝，李贽决定不再考进士，而是苦苦候补三年后，被任命为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从此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后来又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的国子监任教。 

51岁时，李贽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明代重进士，对于举人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正四品的知府可谓官尊位显了。但是，李贽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曾拜王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深受王学“心外无物”的思想影响，对于当官他没有多大兴趣。他在赴姚安时，路经黄安，见到了好友耿定理，便产生了弃官留住的想法，只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去赴任。姚安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常发生叛乱，李贽到任后，一改过去朝廷实行的高压政策，不再将汉族政治的那一套强加在少数民族头上，而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实际上就是顺从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李贽还注重修桥铺路等事关地方百姓的公益事业。1580年（万历八年）三年任满，按惯例政绩显著可以继续升官，但李贽却提交了辞呈，同僚以及上司以为他是故作矫情。云南巡按刘维苦苦相劝，并表示要为他上奏朝廷请功，但无奈李贽去意已决，刘维只得上奏朝廷，批准了他的辞呈。李贽离任时，“市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

李贽辞官后，没有回家，而是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他还公开招收女弟子，讲学内容大多是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论战不断。耿定理去世后，李贽被迫于1585年离开耿家，将妻女等家属打发回老家泉州，只身移居麻城，继续讲学和著述。为了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李贽削发为僧，但照样喝酒吃肉，从四品知府变成了一个狂僧，并写诗明志：“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李贽在讲学中极力倡导“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通俗地说，“童心”就是未受社会污染，未受道理闻见遮蔽的基于自然的真实的人性，是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认知、意志和情感。李贽认为，正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使童心被遮蔽，“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对“童心说”没有过多学理的阐释，但其“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人必有私”等论断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启蒙思想都是“童心说”的集中体现。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举起了晚明启蒙思潮的大旗，以“与千万人为敌”的勇气，向儒家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攻击。李贽首先致力于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认识论思想，认为“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就是没有是非标准，从而造成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局面。李贽强烈反对独尊儒术，明确提出了“执一便是害道”的观点，就是说以既定的、唯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是非善恶是对真理的毒害。很显然，李贽的目的是想改造两千年来压制人性、抑制人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为人性、人欲在伦理道德领域争取合法的一席之地；在李贽的思想里，自我意识已是呼之欲出。

“童心”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对自由的一种呼唤。李贽之所以弃官、弃家并削发为僧，并不是笃信佛教，而是因为“平生不爱属人管”，是想找回失去的自我，过一种身心自由的生活。在《豫约·感慨平生》中，李贽慨叹道：“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但是在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属人管”的枷锁中，而要冲破这种枷锁，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对此，李贽也是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

李贽将他的“童心说”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撰写了一部纪传体通史——《藏书》。这部书成为他日后获罪的直接原因。在给好友焦竑的一封信中，李贽慨叹道：“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千万人作敌对……”在《藏书》中，李贽正是抱着“与千万人作敌对”的决心，把千百年来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李贽首先为秦始皇翻案。李贽之前的一千多年里，秦始皇一直遭后人唾骂，即使是依照“秦制”治理国家的帝王们，也鲜有对其功过是非做出客观评价者。而李贽则公然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李贽认为秦始皇并六国、衡度量、立郡县，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混战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皇帝。当然，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兴土木的做法也进行了批判。

李贽同时为曹操翻案。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战乱迭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举统一了北方。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曹操的功绩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背上了“逆贼奸臣”的千古骂名，为历代正统史家所不耻。然而，李贽却公开为曹操翻案，在《藏书》中他没有将曹操放在“奸臣纂夺”一类，而是放在“三国兵争”一类里评述。李贽称赞曹操“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是知人善任、爱惜人才的“真英雄”。李贽不顾传统观念对曹操的非议，在历史上第一次摘掉了儒家意识形态套在曹操头上的“逆贼奸臣”的帽子，还原了曹操的英雄本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

李贽还为武则天正名。对于武则天称帝，传统观念认为是“篡政”，有悖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的卫道士更是骂武则天是“牝鸡司晨”。在几乎众口一词挞伐武则天的封建社会，李贽却高呼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他认为，武则天“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帝王所不具备的；武则天当政时，重用姚崇、宋璟、狄仁杰等，让他们各展所能。武则天为收买人心，虽然也曾滥授官爵，但她对于不称职者，坚决予以罢免，对于贪赃枉法者，加以刑诛，对此李贽也大为赞赏，认为武则天此举大快人心。这些评论，不仅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颠覆，而且显示了他远见的卓识。20世纪后，武则天才成为被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这比李贽为武则天翻案晚了三百余年。
　　李贽也极力赞扬卓文君的“善择佳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恋爱故事，在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佳话，然而在封建社会，在道学家眼里卓文君是“失身于司马相如”，是伤风败俗，卓文君的父亲也以女儿私奔为耻。对此，李贽驳斥道：“正获身，非失身！”李贽认为，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是“善择佳偶”，是对爱情、对幸福的勇敢追求。不幸的是，“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竟成为道学家迫害李贽的重要罪状之一。

对于五代时身历四朝十二君的冯道这样一个在传统史家看来毫无气节的人物，李贽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尽。君不能安养斯民，而臣独为之安养，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李贽认为冯道是真正的“大隐”，其贤过人，为使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他不顾封建君臣之节，忍辱负重，以保国安民为务，他真正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要义。像以上“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例子在李贽的《藏书》等著作中还很多。

李贽的异端言行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1602年，都察院的一位官员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之矣。……”万历皇帝看了奏疏后勃然大怒，立即传出圣旨，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派锦衣卫将其逮捕，其书籍尽行烧毁，不得留存。李贽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豪杰之士五种死的方式，其中“天下第一等好死”便是自杀殉道。因此，李贽虽然听到消息说朝廷打算免他不死，把他遣返回原籍监视居住。但像他这样一位已年过七十却依然心高气傲、目空千古的思想家，面对狱卒的粗野凌辱，自尊心受到的打击是何等强烈，所以他宁愿选择“自杀殉道”，也不愿在监视中毫无自由地苟活于人世。

李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宣称要“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叛逆者，试图打破“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传统。这在当时以及后来清王朝统治的三百年间，不但难以引起士人共鸣，而且被视为异端，以致清代官修《明史》不为他立传，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李贽的一生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思想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李贽死后，虽然明王朝严禁刻印传播李贽的著作，但人们依然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学院、书坊都大量刊刻、传播和销售李贽的著作，有的书坊看到李贽的著作畅销，就组织人模仿李贽的文章风格写书，然后冒用李贽的名字出版，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伪书”，可见李贽的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震撼性。屈原之后一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发生过诗人或哲人自杀的事，李贽的自杀打破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沉寂，以淋漓的鲜血写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