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扯淡

中国式扯淡

王俊良

就因为晋惠帝在听取大臣汇报灾民吃不上饭的问题时，痛心疾首地惊天一问：“何不食肉糜？”世人就把晋惠帝尊为中国历史上的扯淡鼻祖，并进一步搬出他考群臣的“蛙鸣猜想”来佐证。尽管晋惠帝的扯淡层次及扯淡水平堪称一流，与当代人的扯淡技巧和扯淡领域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敢与晋惠帝一比高下的扯淡高手，当属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曾局由于工作关系，到国外考察的机会多一些，尤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有更深的了解。按理说，作为省级医疗专家的曾局有了对国外医疗体系的进一步了解，对国内的医疗体系和医疗状况更加明晰，更容易找出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的症结所在，提出有针对性甚至很有操作性的的解决方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曾局得出结论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的，就是中国。”此高论一出，我等释然，亏得有幸生在中国，用不着为看病难、看病贵发愁。能够给曾局提供佐证的是今年2月17日中国政府网的一条消息：2 月16日下午，温总理结束在天津调研准备乘火车回北京，在火车站遇到张家口2周岁的白血病患儿李瑞小朋友。当温总理得知患儿因家庭困难，看不起病，母亲准备回家时，当即嘱咐随行人员安排孩子到北京治疗（中国政府网）。李瑞小朋友无疑是个幸运的个例。全国因看病难、看病贵而选择听天由命的病人不可能都等待总理的呵护。只是想提醒曾局往后说话悠着点，可别光顾了扯淡让风闪了你的舌头！

不怕闪舌头的不止曾其毅一人。好像跟谁暗中叫劲一样，看谁敢于扯淡而且善于扯淡。经济学家茅于轼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老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的原因，在于大学学费太低。按茅于轼的观点，要彻底解决老百姓上学难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大学学费门槛。79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向来以“站着说话不腰痛”为宗旨，就学费高和低直接产生的效果来看，学费涨价把寒门学子的上学希望降低为零。就拿我所在的县城为例，每年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并非个例，尽管政府组织企业捐款资助，对大多数贫困孩子来讲升学就意味着失学。高校本科学费都在5000到10000之间，个人住宿、吃饭穿衣等消费在5000到8000之间，也就是说农村孩子的年上学支出应该在10000到18000元之间。农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在5000到6000元，换句话说就是父母辛苦一年的收入抵不上孩子上大学一年的支出。曾因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贫困、完成学业而感动中国的贫困大学生洪战辉，媒体披露他已成为大学生“创业明星”，有过高中六年挣了10万元钱的创富经历（2009·2·19《河北日报》）。“高中六年”的经历恐怕绝无仅有，整整多了三年的学期背后的血泪故事该由谁来解读？用茅于轼的理论来解释洪战辉的实践，除了给媒体提供更多“感动中国”的典型以外，就是更多的学生因贫失学。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社会不公、体制腐败等严重问题的困扰，导致情绪败坏心灵无助的人在于丹看来，是“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于丹《论语心得》）。按于大师的心得理解，就是蒙上双眼跟拉磨的驴子一样循规蹈矩，心灵才会得到安宁。换句话说就是白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于丹本人却不去看心灵，只管看外界，忙于全国各地的新书签售活动。老百姓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制度缺失的不满，本属十分正常的社会现象，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于丹却不这样认为，她给出的药方是“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于丹《论语心得》）！小李瑞的父母靠“反躬自省”到死，也治不了孩子的白血病；洪战辉怨天尤人也是白搭，还得靠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自己的一片天，如果不背着妹妹艰难抗争，按于大师的心得去和妹妹整天“反躬自省”，恐怕早被冻饿而死，还会有后来的“感动中国”的“感动”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看不起病就别看了，回家检讨自己为什么要得病，错不在看不起病，而在于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去挣钱非要得病；上不起学就别上了，错不在学费太高，而在于你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去挣钱当富人非当穷人不可！就全国来讲，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行业间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体制沟壑，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分配不均，这些仅仅靠个人的“反躬自省”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反过来，大家都来关注这些问题，献计献策促进解决的进程，担当起一个社会公民应该担当的责任，而不应该像于丹那样躲在书斋里不负责任的扯淡！

扯淡可以改变命运，扯淡还可以成就未来。从扯淡鼻祖晋惠帝到当代的扯淡大师，毫无例外的一点就是心底没有禁忌。九五至尊的扯淡自然没有框框，想怎么扯就怎么扯；社会精英的扯淡，引领思想潮流，影响良心走向，不应该是口无遮拦的信口雌黄。像曾其毅的扯淡之于看病，茅于轼的扯淡之于学费，于丹的扯淡之于社会不公，都属于“中国式扯淡”，特点是貌似公允，实则毫无良知。在契约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今天，适宜扯淡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小，我们期待着扯淡真正消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