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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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书的名字，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毛泽东为这部书题写的书名，这也是毛泽东一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为一部书题写书名。
《星火燎原》像一条巨轮，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航，至今已经远行半个多世纪了。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从国家领导人到全国的老百姓，都在这里汲取过精神的营养。
现在已经是岁末年关了，我把自己关在总参游泳馆的招待所里，写一生为《星火燎原》操劳的编辑家、出版家黄涛。窗外，能够零星地听到鞭炮声。七岁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爸爸，过年了，您回家吧！”我才发觉，我的文章离要求甚远。我被这位老人的故事所打动，所震撼，我感动得多次流下了眼泪。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我没有拿眼泪向远行者表示我的懦弱，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五十四岁的生日刚刚过了几天就抛下我们时，我也战胜了泪水，选择了坚强面对现实。然而，在前辈黄涛的事迹中，我无法控制自己。从采访到行文，我读懂了一个和我从事同样职业的老人身上散发的精神气息：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爱国，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牺牲，什么叫无私，什么叫敬业……
面对这位事迹生动的老人，我的笔力是不够的。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我有记录下他生活片段的责任。
黄涛说：“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
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这一天是二○○七年的十一月七日。
他的三个女儿黄长江、黄小燕、黄园园和远在石家庄工作的儿子黄海洋都聚集在三○一医院，黄涛的老伴马艳秋对孩子们说：“病情要如实告诉你爸爸，这样他会配合医生治疗的。今天正好是十一月七日，是前苏联革命纪念日，你爸爸革命一生，我想他会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今天就告诉他更有意义。”
黄涛已经八十八岁了，他只有借助助听器，才能听见。马艳秋找出了助听器递给黄涛，并且如实将病情告诉了他。黄涛很镇静，他说：“如果是这个毛病，就没有必要再花国家的钱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周总理得的也是这个毛病！”
在三○七医院外科任副主任医师的大女儿黄长江说：“爸，现代医学比周总理那会儿要发达得多，做一下手术，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手术我更不会做了，躺在病床上什么事都干不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我想让你们抓紧时间帮我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来，我有事要见他们。”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施雷、政委于丹、总编辑郑晖等领导专程赶往医院。黄涛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拿掉的一些文章应该恢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存在不合适的用词也要做出订正。”他还宽慰去看望他的领导们，说：“癌症在我们年龄大的人身上发展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从知道病情的当天开始，黄涛就坚持要求出院。后来，三女儿黄园园开着车把《星火燎原》的书和相关资料都取到病房来了，这才让黄涛安下心来。但是住在医院里，总是有人经常来探视，不能让黄涛静心处理书稿。加之一些资料取来的不完全对路子，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黄涛还是坚持出院回家了。第二天，他就在家中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
二○○八年一月二十日，黄涛因为尿血被送往三○一医院重症监护室。上一次出院时，医生就告知过他的亲属：膀胱上生长着二乘三厘米的恶性肿瘤，一旦胀破而出现大出血就没有抢救的可能性了。经过三天监护，黄涛的病情再次好转，转入普通病房。
已经被黄涛的病拖累折磨得瘦了近十斤的老伴马艳秋对他说：“咱们俩这一生，都在忙着工作，正儿八经地好好聊天都没有过，你能陪着我聊聊吗？或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说吧！”
“上次施社长他们说，出版社要成立星火燎原编辑部，还准备出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不知运作得怎么样了？”
“咱能不能别三句话就不离《星火燎原》，聊点别的好不好？”
“我这一生中，家是你当的，孩子是你抚养的，我除了《星火燎原》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老两口对视了一下，谈话中止了。
几天后，解放军出版社领导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刘翎、副主任吴立新、老编辑马成冀等再次来医院看望黄涛。那一天，黄涛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了，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启动了。他握着刘翎的手说：“《星火燎原》的接力棒交到你的手上了，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你会发觉，做着做着，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
刘翎表示，一定要向黄老学习，努力工作。黄涛笑了，并关切地询问：“《星火燎原》全集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套全集是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最快也得明年六月份。”
黄涛叹了一口气：“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此项任务交给了总政治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同志批示由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宣传部抽调了王彬、黎明、丁芒、邢世操、陈汉民，文化部抽调了王愿坚、李大我、刘亮、张麟、王梦岩，组成编辑部，全面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就是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黄涛。
编辑部刚成立那会儿叫“三十年征文”编辑部，主要由文化部抽调的刘亮和宣传部抽调来的王彬两位编辑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这部书，最初总的名字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想每一本起一个名字，第一本起名叫《星火燎原》，全书追溯武装起义。到了第二集以后，就发现每一集起个名字比想象中的要艰难，第三集的名字大家七嘴八舌起了二十来个，也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于是，黄涛向萧华副主任建议，全套书就叫《星火燎原》。“星火燎原”释义有二：一、谓小火花可以引起燎原大火。《语本·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二、喻微小的事物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萧华同意了。
征文活动得到了包括元帅、将军、各级干部战士以及中央机关、省市负责同志、复转军人和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的时间，应征稿件达三万余篇，这是组织者始料不及的。
编写、修改任务日益增多和紧迫，有一些稿件只能作为线索，还要重新采写。编辑部忙成了一锅粥，而宣传处处长黄涛要经常在审稿当口，被叫去开会、汇报、处理宣传处日常事务。看着编辑们辛辛苦苦地加班，还要为让审稿到处找他。黄涛主动向领导提出“分管”不是办法了，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件事做好。就这样，他完全脱离了宣传处处长的工作，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编辑部组织协调借调了各军区的精兵强将参加编辑工作，最多时有三十六人。
原来设想这一工作是临时性的，最多不过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因此大家都处在“临时”工作状态，编制没有，办公室没有，大家就四处打游击，从总政办公大楼搬到广安门，后又搬到西山八大处。
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工作一下子干了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在这个“临时”机构里，黄涛做着不临时的工作；这二十六年，黄涛的职务和待遇没有任何变化，他在正师职领导岗位上干了三十年，直到离休才享受副军职待遇。
这不寻常的二十六年，却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历史书籍。
《星火燎原》先后发行了六百多万册，《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等三十六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十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
有一千二百余篇文章在全国九十四种报刊转载。
《星火燎原》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三年十月前后出版了八集，其中第五集和第八集因特殊原因而编好未出，直到一九八二年才将第五集和第八集全部出齐。外文出版社以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十三个语种译成七种选本在国外发行。
一九九二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选集，二○○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星火燎原》成为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个知名品牌，创造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作为前辈出版人，黄涛曾任解放军出版社的顾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离休了。我第一次见到黄涛，也是在三○一医院的病房里。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户外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有阳光，但光线很柔和。黄涛着一身病号服，坐在病房的凳子上，手里正在打着点滴。我们进行了攀谈：
问：二十六年您没有想过改行做其他事？
黄涛：没有。组织上让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就应该善始善终完成好。
问：是什么力量让您能够在一件事上干这么多年？
黄涛：我在编写《星火燎原》的时候，有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因为编写的都是我同时代的人的事迹，而且有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我看到以后，如同身临其境。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党，我做一点具体工作，还不是应该的吗？
问：您在编辑《星火燎原》中有些什么收获？
黄涛：我在搞征文以前，对党史军史了解很少，因为过去也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我刚当指导员的时候，第一次碰到批判张国焘，但是究竟批判张国焘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太清楚，反正我就照着念稿子。我对党史军史有点了解是从编《星火燎原》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资料很难找，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文的资料，很难找到一本讲党史军史的书。搞了《星火燎原》后，我对党史军史知识掌握了很多。还有一个收获，因为这些稿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我对长征反“围剿”，怎么作战、怎么走路，这些细节的了解，都是通过那些稿件知道的。稿件里面还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这个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比如说有几篇文章吧，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叫《潘虎》，一个是《我跟父亲当红军》，还有一个叫《钢枪队》，这些都是很生动的。还有《九个炊事员》，写的是一个炊事班，在长征中死了一个炊事员，过几天又死一个，过几天又死一个，到最后炊事班的人死完了，连长背起了炊事班的行军锅。这几篇都很感人。（此时黄涛流泪了）我从这些感人的故事里面受到了很多教育，对怎样艰苦奋斗，怎样坚定革命信念，都有很好的帮助和启迪。
问：请您自己评价一下您在《星火燎原》中所起的作用。
黄涛：我对《星火燎原》尽心尽力了，能做到的我都尽量做到了，对这套书我很有感情。但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充其量算个领班。
问：今后再版《星火燎原》您有什么具体意见？
黄涛：因为《星火燎原》既是军史也是战史，这么一部历史著作，如果我们反映的不客观，受主观的因素制约，这部书就失去了历史价值，或者发挥不了它的价值，所以我想要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个书因为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它在选稿上形成了一些缺陷，我总想有个机会能够把它补救一次。这次听说社里面又要出版《星火燎原》，把它出成一套书，希望这次能够把我的意见考虑进去，作为修订时的一个参考。这里面需要恢复原来的一些文件，需要删掉一部分；有一些考虑到当时有些人的背景，还有的人犯了错误，有些稿件确实是受到一些影响。再版时望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处理好每一篇稿件。
“《星火燎原》编辑部是最‘牛’的编辑部。”五十多年后，老编辑王梦岩还这样得意地说。那时编辑部有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的公章，可以到处约稿、组稿，所到之处都是一路绿灯。编辑们可以直接与高级将领对话，包括去他们的家，就是去元帅的家也管用。只用自报我是“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的。有一次，编辑张麟跟萧华去云南出差，萧华一路见人介绍时，都说张麟是“三十年”的。
张麟回忆说：“我跟聂荣臻元帅约稿，我要他写小故事，他说要写历史经验教训。后来我给黄涛汇报，他说不光写小故事，也要写大故事。《星火燎原》里面有很多大故事、大的历史问题的文章，黄涛在这一点上是有功的。我没有这个思想高度。如果我们《星火燎原》当时编出来都是一些小故事，那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在就不一样了。”
张麟说去张爱萍家约他写《从遵义到大渡河》。张爱萍说要写我就写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不写从遵义到大渡河。张麟就对张爱萍说，别人有单写遵义会议的，也有单写四渡赤水的，你再写一个，文章怎么安排？就这样的语气。张爱萍有点不高兴：“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们的编辑部怎么框框那么多？要求那么多？还教我们怎么写？”
约稿失败了，张麟回来给黄涛汇报。黄涛很快就定了一条规矩：凡是老帅、老将们的文章，他们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用。对他们的文章，我们也不要改了，不要给他掐头去尾，重复就重复了。这一决定令《星火燎原》能有骨干文章，能有大文章，能够引起那么多高级将领的关注。张麟说：“作为领班，他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编辑高明。”
王梦岩介绍，他去新疆组稿，约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郭鹏写文章，郭司令开始不接受采访，不让王梦岩进办公室。说：“我一天到晚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写这玩意。”王梦岩反复地跟秘书讲，也无济于事。他只好打电话给黄涛汇报，说自己完不成任务了。黄涛对王梦岩说：“你让郭司令给萧华打个电话。”这一招果然奏效。郭司令不仅接受了采访，而且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把王梦岩找去，吃饭聊天两不误，最后谈出兴趣来了。王梦岩他们要回北京，郭鹏硬是不让走，说：“萧华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好，我还有好多事情没说呢。”又把他们留住了。回北京的时候，郭鹏不让王梦岩他们坐火车，安排他们搭专机回来了。王梦岩说：“那个时候编辑中间这种事很多，都是黄涛一手操办的。”
王梦岩还记得，一九五八年，他去采访谭震林，黄涛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王梦岩介绍谭震林的情况，要谈什么内容，哪些深谈，哪些问题怎么问，都做了具体交代。去了以后，谭震林非常高兴，说：“我晚上上床睡觉之前，都要手不释卷地看《星火燎原》。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呀！”谭震林除了完成自己的写作外，还对整个《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说：“从我军历史看，现在四方面军将军最多，在红安县一个县就出了百多个将军，你们搞征文，一定要反映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不能不写，不能因为有张国焘就不写。”
还有一次，黄涛安排王梦岩去贺龙元帅家参加贺老总主持的为《星火燎原》写稿的座谈会。那天贺老总谈二方面军情况的时候问贺炳炎、许光达早期斗争情况，他们都表示不知道。当时谢觉哉就坐在贺老总身旁。贺老总对谢老说：“谢老，你要把杨光华给我找到，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当时是省委书记，后来被王明、康生打成特务，在苏联劳教。”谢老果然把杨光华找到了，从地处北冰洋的劳教地把他弄回国，并且平反了。
黄涛说：“编一部书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是想都没敢想的。”
确定了《星火燎原》作为书名后，黄涛专门去找总政傅钟副主任请毛主席题写书名。傅钟亲自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很快杨尚昆就回话：“主席已经为《星火燎原》题好字了。”当时毛主席写了两幅字，让编辑部自己挑选一幅。朱德总司令为《星火燎原》写了序言，周恩来总理对编辑工作做过具体指示。反映地下工作的《大地春光》，是送刘少奇和彭真审查的，刘少奇为此专门向中央档案馆调阅了档案，对这篇文章做了十多处修改。彭真对稿件也做了多处修改。反映“平江起义”内容的稿件当时缺少详细资料，编辑部只好将平江起义的有关稿件送给彭德怀审查，彭老总审阅了全部稿件，并且详细地回答了编辑部提出的八个具体问题。贺老总则指定一位熟悉红二方面军情况的老同志为《星火燎原》审阅有关红二方面军的稿件。最难考证核对的是有关毛主席的文章，编辑部对这方面的稿件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浏阳遇险》一文就请示了谢觉哉，谢老批示：“这个故事是毛主席闲谈中告诉我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一稿送胡乔木审阅，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并指定留待《人民日报》八一当日刊登。反映中原突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请邓小平审查的。十大元帅除了林彪外，都为这部书写过文章。邓子恢为写一篇闽西斗争的文章，事先写了提纲，并亲笔画了一幅“闽西地区地形图”送给编辑部征求意见。
《星火燎原》第一集出版后，康生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我怀疑《星火燎原》有出版的必要。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副秘书长萧华批示：《星火燎原》继续编辑、继续出版。
罗荣桓元帅长期负责军队政治工作，还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听取编辑工作情况汇报比较多，做的指示也多。他和编辑部一位编辑长谈两次，谈到党史、军史上许多主要问题。一次谈到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应如何认识，谈到农民武装、俘虏政策、游击战争、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等重要问题；一次谈到了五次反“围剿”、宁都会议、抗日先遣队、长征、遵义会议和七大等历史事件。他还谈过哪些文章应该请谁来写。在关于辽沈战役的谈话中，罗帅反复强调了要写毛主席。一九五八年罗帅已身患重病，还亲自用毛笔给编辑部写信，在他逝世前两年还为编辑部审稿。
一九五八年，《星火燎原》第一集付印前，时任总政主任谭政让黄涛到他住处汇报了编辑工作情况并看了书的封面，后来在编辑部的书面报告上批示，要少而精。根据这一指示黄涛又修改了全书的编辑计划，篇幅大约减少了一半。一九六四年上任的总政主任萧华对编辑工作指示最多，一九五七年编辑部由征文转到编辑工作时，他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听了汇报，对这部大型丛书的编辑方针、注意事项做了详细指示，有些重要稿件是经过他终审的。他对书的封面，书里的插画、插图都有具体指示。一九六二年，萧华身体不好在昆明休养，在病中还听取了一位编辑的汇报，对编辑工作做了详细指示。
一九六○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总政傅钟副主任管过编辑部的工作，他除经常听取工作汇报并做指示外，还在重大问题上给予编辑部积极支持。一九六○年以后，征文作者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影响，来稿的开头都要写几句毛主席指示，结尾说一句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阐述。编辑部正在研究这种稿件如何处理时，看到了中央转发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黄涛带领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了这一文件，并结合学习检查了编辑工作，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最后向总政写了报告。傅钟大笔一挥，写下：同意。后来编辑部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执行的。在当时条件下傅钟这样做很不容易。
张云逸、王树声大将到编辑部看望过全体同志。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打电话对编辑工作做过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接见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
一九八二年建军五十五周年前夕，《星火燎原》一至十集全部出齐，中央军委领导为出齐的《星火燎原》题了词。邓小平的题词是：“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叶剑英的题词是：“革命精神代代传”。徐向前的题词是：“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而奋斗！”聂荣臻的题词是：“用我军的光辉历程和革命传统教育全军指战员”。军委和总部领导耿飚、韦国清、李志民、李聚奎、李达等各军兵种许多老同志出席了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
叶剑英元帅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星火燎原》这部书反映了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反映了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这部书值得向青年们推荐，读了它可以进一步激发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郭沫若用诗人般的语言称赞《星火燎原》：“是一条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是雄伟的中国革命史诗”。茅盾则说：“《星火燎原》是历史、又是文学，是一部好书。”
一九九五年，总政于永波主任在解放军出版社团拜会上，讲到用回忆录对战士进行教育时，就说到自己早年当干事时到连队搞教育，从《星火燎原》选了《一袋干粮》这篇文章给战士们朗读，很多战士听了掉下眼泪来。他还说，这篇文章的梗概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它是写一个老百姓跟随红军过草地，没饭吃，红军战士送给他一点粮食，最后把米袋子里一点剩的粮食，连同米袋子都送给了他，他到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拿着这个米袋子，到那连队找那个战士，这个战士已经饿死了。
国家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报道中称：“《星火燎原》等一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
《星火燎原》编辑部当年有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黄总管打电话。”编辑部那时很融洽，你负责二方面军的稿件，就叫你二方面军同志，不叫名字。负责一、四方面军，陕北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分散各地的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大家也都有比较细的分工。王梦岩说他是管陈毅部队的，所以他就是陈毅部队的同志。当然，黄涛就是大家的总管了。
黄总管最叫劲的事就是“抠文字”：
老编辑陈汉民回忆：有一篇介绍红军过草地的稿件，讲到在一个雨夜的晚上点篝火，火越烧越旺。黄涛当即提出来，天正下雨，柴是湿的，怎么可能越烧越旺？还有一篇文章，写到过雪山的时候，路过森林地带，大伙儿顺利地滑下来了。黄涛在稿件上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既然文中说雪不是很厚，也盖不住树枝，怎么稿子上会出现往下滑雪的描写呢？
一些老编辑，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得黄涛在编前会上常说：“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
当时湘西苏区红七师的一个政委叫鲁易，牺牲了。此人究竟是怎么牺牲的，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两部鲁易传记，都讲他是被俘以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了。这两本都是比较有名的出版社出的书，按道理应该可信。但是，鲁易的家乡江陵县有一个内部调查材料，说他是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以后牺牲的。黄涛叫主管这个稿件的编辑郭义臣找到他的家乡，调查那个材料是怎么写出来的。经了解：材料来源于当时的一个担架队队员，也是个赤卫队长。鲁易负伤以后正是他抬的担架，因为那个时候的红军干部，苏区里老百姓都认识。所以他知道他抬的是鲁易，但是他抬到半路上鲁易死了，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就地挖了个坑把鲁易埋了，埋的时候他两个想以后怎么能找到他，就用铁钉在一块砖上刻了鲁易的名字，连人带砖一块埋了。郭义臣找到了当年那位抬鲁易的赤卫队长，这个队长领着他到了县烈士陵园去找到了现在的鲁易墓，并从博物馆看到了那块写有鲁易名字的砖。这说明材料是可靠的。
发现编稿中有问题时，黄涛就会打电话叫编辑到他的办公室。把他用红笔勾出来的地方让编辑自己消化一下。如果还不明白，他就慢慢和你谈，一直到达成共识为止。
《星火燎原》刚开始编稿时，黄涛把稿子拿出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张文苑说：“那时我搞文艺评论，很多稿子他都拿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原标题是《长征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说这个提法不妥，后来他就改为《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星火燎原》最早十卷，第一代的编辑，每个人都写过几十篇文章。黄涛自己也不是只审稿子，他自己也动手写文章，很多重点稿子都是他亲自上手的。
黄涛坦言：“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我必须把它做完，要不做完我好像睡觉也睡不好。”刚开始接触《星火燎原》时，他就很少回家，办公室成了他的宿舍。那会儿，黄涛的妻子马艳秋还是总政秘书处的一名资料员，连级干部，一九五二年，组织上安排她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脱产学习三年。马艳秋在班上担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学习期间成绩优秀。毕业后，按照组织决定，考取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她学的专业是国际商业管理，主攻日语。领导找她谈话明确表示将来要派她去日本大使馆任商务参赞。那时候部队还是供给制，马艳秋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三个孩子国家安排了两个保姆。老四正怀在肚子里，胸怀远大的马艳秋，决心在事业上和黄涛一比高下，为此，她悄悄地上医院准备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打胎药已经吃了，人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这时医生喊她起来，说：“外面有人找你！”马艳秋只好穿衣下床。来者是学院的行政干部，很严肃地对她说：“你一定要想好后果，这样做要开除学籍，说不定还要开除党籍！”天哪，同学告密了，直肠子的马艳秋心想这是促进学习的一件好事，就和几个同学说了。没想到做掉的是革命的后代，组织上肯定要出面干涉的。直到现在，黄涛也不知道这件事。
既然组织上这么关心革命的后代，马艳秋想那我就退学，专心致志地带好革命后代。她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然这是带有一定的思想情绪的。学校没有同意。黄涛也不同意，说：“孩子有保姆带，给她吃，给她喝，让她长大就是了。”
几件事让马艳秋真正地打起了退堂鼓，保姆之间不和睦，最后拿孩子出气，小二子和小三子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小二子三天两头去医院，那会得的肠病，一直到现在还常常闹肠胃不好。症结终于找到了，原来是那个保姆，把奶粉一次调和成一天的量，最后奶结成了块块，她就将奶嘴剪个大窟窿，往孩子嘴里灌，奶已经发酵，馊了。马艳秋毫不留情地将那个保姆开了。但做母亲的心里那个伤痛却怎么也无法愈合，先是失眠，整宿整宿地不能入睡，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头痛、耳鸣、健忘，容易激动又容易疲劳，继而又诱发成癫痫，经常无缘无故地摔倒，全身痉挛，意识丧失，口吐白沫，有好几次突然倒在大马路上，险些成为车轮下的冤魂。校方只得同意她退学了，军队安排她转业。用她的话说，她的事业从生病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建树了。马艳秋常常幻想，如果老黄不搞《星火燎原》，那么她的家庭会不会不是这个样子呢？至少她本人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但黄涛不这么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脑子里装的、嘴里说的、手里做的，都是处理来稿，整理史料、校对清样。他和《星火燎原》融为了一体，他感到读了《星火燎原》，就像见到了许多战友，就好像跟兄弟说话、跟姐妹聊天。
一九九○年，在黄涛七十岁那年，他荣获全国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这也是解放军第一位获得出版界最高奖的人。他把获得韬奋出版奖的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他还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的还是星火燎原助学金。
黄涛知道了大字报的厉害，是自己已经引火烧身了。那个年月现在把它叫十年浩劫，当时可是叫“文化大革命”。《星火燎原》也成了重灾区。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涛被停职反省。《星火燎原》成了一株大毒草，而且是很毒很毒的一株。毒的根源是在写《平江起义》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处老百姓对彭德怀跪下了，说你是我们的救星呀！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只有一个，《星火燎原》想干什么？负责编辑部工作的黄涛想干什么？为彭德怀招魂？为彭德怀喊冤？
那时黄涛的家住在内务部街五号，那是总政的家属区。满院子都贴的是批他的大字报，黄涛的名字被写得五花八门，有的还画了红×。马艳秋当时是朝阳区九仙桥中心小学的副校长，也被定为当权派。大女儿黄长江，二女儿黄小燕已经当兵去了。家里就三女儿黄园园，小儿子黄小四，一个十四岁，一个不满十二岁。两个孩子因为爸爸编了“大毒草”，也成了小反革命，受到别人的冷眼。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的黄园园被下放到了内蒙古，那一年，她们大院的所有同学都去了北大荒，只有黄涛的女儿黄园园一个人去了内蒙古乌梁素海。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这三年多的下放生活，如今黄园园还是未说泪先流。后来，是大姐黄长江托人把她带到了部队。
当事人黄涛，根本不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被关在牛棚里，扫厕所，搞卫生，随时接受批斗。
黄涛是一个闷葫芦，本来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别人罗列出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交待时，他总是说“我想想，要不我回去好好想想”，因为你不能硬碰硬呀。他被打得脸上、身上挂过彩，衣服被撕烂过，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坚信自己编辑《星火燎原》这件事没有错。书名是毛主席题写的，当初那么多老帅和高级将领关注这件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大毒草了呢？有时候美妙的憧憬不一定能代替无情的现实，放大欢乐，缩小痛苦，多想想那些开心的事儿吧。黄涛总是这样自己给自己打气。
其实，“文革”刚开始，黄涛就有一种预感，因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稿件上本不应该再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但黄涛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仍然保留着彭德怀的名字。就为这，造反派要拿走所有的《星火燎原》原稿，黄涛坚定地站出来：“对我个人怎么样，我都能接受，写这些稿件的人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经过黄涛的据理力争，最终造反派答应由编辑王梦岩看护所有书稿。王梦岩至今还记得，黄涛找他谈话时的情景：“梦岩，比千斤重的担子还要重呀，我感觉我自身恐怕难保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这些书稿，有些稿件甚至比你的生命还要珍贵。”临分别时，黄涛还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了吗？”王梦岩点点头，他才离去。据王梦岩说，那一天，黄涛是抹着眼泪离开的。
此后，王梦岩把所有的书稿转移了地方，他就像一位职业保安一样看护了这些书稿近十年。正是由于黄涛的托付，这些珍贵的书稿才得以完好地保存。
刚刚被宣布停职反省的那天晚上，黄涛叫过大女儿黄长江，对她说：“长江，爸爸犯错误了，说不好哪一天就要被送去改造，你是老大，要带好弟弟妹妹们，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接班人。爸爸还有一件事要交代给你，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几本《星火燎原》。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的著作放在上面没事，没有人敢动它，其他的书无所谓了。所有与《星火燎原》相关的东西你们保护好就行了。”第二天，黄涛就没有再回家。当晚，黄长江掘开地板，把所有相关《星火燎原》的资料和书籍全部埋到了地下。
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应验了黄涛的嘱咐，家里所有的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荡然无存。
黄涛说：“一个人生命的道路是有限的，而他所投身的事业则是永恒的，只要他保持永不泯灭的理想和追求，他就有无穷的生活动力，就有无限的革命青春。”
雄浑苍茫的太行山像一条巨龙绵延腾骧，在平定县境内伸出五支龙爪，化成五大山脉，环立于县境四周。黄家巷就坐落在平定县城西边，那是金融家黄伯煐的宅院，庭院深深，整个院子加在一起有近百间的房子，装修考究、富丽堂皇，记载着这户人家的富贵与繁荣，黄家巷也因此而得名。
一九二○年八月九日，黄涛出生于此。那时他不叫黄涛，还叫黄宏基，是平定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的大公子。黄宏基的父亲黄伯煐是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小宏基六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九岁入县立第一完全小学（现在已更名为平定实验小学）。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这种家境，应该说是让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的。没想到这位黄公子偏偏生在福中不知福，迷恋上了革命。
“革命”起源于一九三一年，当时黄宏基读小学四年级，有两件事在他幼年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年的七月四日，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队一千多人在共产党员赫光、谷雄一的领导下举行了平定起义。当晚起义军经过短时间的激战，张贴了布告、传单，撤离了县城。人们对“兵变”不敢公开议论，暗地里却传说“兵变”的队伍成了红军，撤到城北大山里，到处开仓放粮，劫富济贫。这一年九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黄宏基的老师向学生们讲了事变的经过，并且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日军的暴行，许多同学听后都哭了。接连发生的这些事件，在黄宏基的心中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决心。
一九三五年小学毕业后，黄宏基没有遵从家里的意见，独自一人远离家乡报考了太原中学，也就是过去的太原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著名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贺昌、彭真等，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山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是在这个学校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在这里建立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太原学生为声援北平的学生斗争，二十五日在太原中学门前的海子边公园集合上街游行。校方紧锁校门不准学生参加，结果群情激愤，把校门冲开参加了游行。冲校门的学生中就有黄宏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一九三六年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学了，黄宏基所在的初中十三班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叫梁品青。此君是彭真的同学，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梁老师讲课时常常离开课本，有一次，老师讲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时说：真正的中国，是修筑起了万里长城，是开凿出了大运河，是点燃了丝绸之光、敦煌之光，是创造了儒教、道教，是赶走了一支支入侵的暴徒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一条好汉！这些话让同学们听得入迷，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原来，他是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采取了个别吸收的方法，首先发展了黄宏基和另一个学生王宏士，再由他们两人逐渐发展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组织渐渐壮大了起来。
真正诱发黄宏基彻头彻尾地走到革命的队伍里来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周恩来撤离太原前夕，在百忙中单独接见了黄宏基的老师梁品青，后在程子华、梁品青的陪同下接见了太原中学的学生代表，黄宏基也参加了。在当地的一座大庙里，同学们站着，周恩来也站着讲话。他先谈了抗战形势，又讲到国民党军队从太原溃退的情形，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勉励大家：“你们参加革命很好，现在子华同志这里需要人，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不必去延安了。”这是黄宏基和他的同学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听到中央领导的讲话。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农历九月末，战动总委员兼人武部部长程子华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招生了。多次跃跃欲试投身革命阵营的黄宏基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报名参加了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每人发一套灰色棉军衣，一支陕西造的六五式步枪和六十发子弹。黄宏基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这是一个奇特的入党仪式。
一路行军从汾阳到离石不久，武装部作训科科长谢嵩找黄宏基谈了一次话。谢嵩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当过红二十九军军长，由抗大调到战动总会工作。谢嵩让黄宏基在训练班，先把参加过“民先”的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发展新的队员，谈话后训练班的“民先”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又过了几天，排长吴迪桃再找黄宏基谈话，吴迪桃也是红军干部。他让黄宏基谈谈对共产党的认识，黄说：“我用实际行动在跟着共产党走。”吴迪桃笑了，说：“好！党支部已经同意你加入党组织了，介绍人就是我！”
入党仪式是在石板坡村外的一棵大树下举行的。没有党旗，没有入党誓词，同时加入党组织的有三个人：黄宏基、王宏士（后改名为王化民，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原廷价（后改名原星，曾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吴迪桃说：“我正式宣布你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把右手握成拳头，高举过肩膀！跟我念：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只有那棵无声的大树见证了这个庄重的时刻，这三名新党员日后都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在晋西北，岚县算个比较大的县，那会儿县城就有不少商店。当时一二○师师部和战动总会都驻城里。入党后不久程子华找来了黄宏基。程子华对黄宏基说：“现在临县游击支队缺一个指导员，决定让你去，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从组织安排！”
程子华找出一张纸，拿起笔开始写介绍信。突然，他停下了手中笔：“你要不要改名字？”
“改！”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程子华说：“叫黄涛怎么样？像波涛汹涌般地投身到革命队伍里来。”当时改名字在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中很流行，从此，“黄涛”就替代了黄宏基。介绍信写好后，程子华给关向应看了一下，就交给了黄涛，吩咐他尽快去报到。从程子华处出来，黄涛先到街上刻了一枚图章，当指导员后写报告、报销经费都要使用，这枚图章他一直保存到现在。当天，黄涛就赴任了。
一九四○年八月，我军发动了威震华北的百团大战。一二○师和晋西北共二十个团参战，参战部队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的。百团大战刚结束黄涛就患了伤寒，几天几夜高烧不退，医生无能为力了，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卫生所去。
到卫生所后黄涛的病情加重了，昏迷不醒。那时说叫卫生所其实也没什么药，医生只得每天上山去挖中草药材，然后根据病情熬汤药给黄涛服，若是需要当地不生长的药材，再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黄涛昏迷多日，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他对卫生员说想抽烟。卫生员高兴地跳了起来，赶快跑去告诉了医生。黄涛究竟昏迷了多少天，他自己当然是不知道了，照顾他的那位卫生员也记不清了，在所有的人几乎都觉得绝望的当口，这条铁一般的汉子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生命。
病情好转后，医生让他改服丸药，并对他说：“伤寒这个病一般一个多月就能康复，但你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找药困难，生活也困难，假如能有一斤牛肉炖给你吃，那比服很多药都有效。”那时伤员每天喝的是小米粥，吃一点咸菜，一般人是没有小米吃的，连盐都难以吃到。
黄涛醒来后发觉自己住在一间小草房里的炕上，地上铺着一块门板是卫生员的床铺，白天太阳照进屋里很暖和。房东老大娘常来看他，那位大娘喜欢言谈，说：“孩子呀，你这条命是捡来的哟！山上的坑都替你挖好了。你的命可真大！”然后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会儿，大娘又进屋，嘱咐黄涛不要急着上前方，要等病好了再去。接着说这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游击区，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常来这一带活动，群众和八路军是一家亲。完了，还忘不了开一句玩笑：“我们跟老刘闹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是穿开裆裤的孩子呢。”
黄涛在卫生所住了三个多月，医生才同意他出院。
一个经历过生与死考验的人才更知道生命的珍贵，才更知道要报恩。从此，黄涛把党组织当作再生父母，感情的天平上还觉得要亲于生身父母。
二○○七年冬的一天，黄涛生病住进了三○一医院。护士要履行常规登记，问黄涛是什么文化程度。黄涛说：“初中。”年轻的护士“扑哧”一声笑了。黄涛说：“我没有开玩笑，确切地说我是个初中肄业生。”
黄涛确实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只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在太原中学念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证明。参加革命后，尽管他多次进修深造，但都没有文凭。所以，在黄涛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填写初中肄业。
从一名初中肄业生到知名的出版家、编辑家，黄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完整地休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下部队采访从没有借机游览名胜古迹。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苦学，苦思，苦钻。同事们说，黄涛出门是坐上飞机写计划，返程时上了飞机写总结。到了部队就是一门心思地工作，休息的时间总是一头扎进招待所学习。“编辑是个没有星期天的职业，八小时之内成不了好编辑。”黄涛常说这句话，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编辑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艳秋对我讲了一个“黑色幽默”：“假如我要是走在老头子的前面，我要挑着时辰走，否则他都没空送我。一个是他在看稿子的时候，再一个是他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这两件事他遇上的话，什么事情都惊动不了他。”几十年养成的学习习惯，他爱看书读报。《光明日报》是他的第一选择，因为那上面有很多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大约有二十年了，《光明日报》一张都不少，每月一捆，按时间顺序放着。他自己亲手整理，任何人未经他允许是不准翻动的。
黄涛的读书学习经历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在太原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除发展成员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当时，他阅读的进步书刊有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等通俗社会科学读物，还有鲁迅、茅盾的著作，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其他进步书刊。也是因为读这些书籍，让他的心跟随革命走了。
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道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他在理论学习上的第二次启蒙。至于如何把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如何把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思考，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评定职称已经成为专业技术干部的一道门槛，要讲条件，比贡献，还要考英语和计算机，所有的硬件都具备了，最后就是名额，没有名额其他全是白搭。评定黄涛的高级职称绝对是一个先例，首先他没有大学学历，再者他不会计算机，还有英语他肯定也考不过关。但全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对他网开一面，就讲贡献一条，全票通过，总政治部批准确认他为编审。那是一九八九年。那一年，他已经离休了两年。
我军的军事历史纪实，最早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就开始了。当时有过一部《红军长征记》，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内部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三野搞过《渡江一日》、《淮海一日》等纪实文章的收集。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建国以后出版的《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
提起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恐怕很少有人不知晓。这些志愿军里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这些辉煌的名字背后同样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黄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这些富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年轻共和国的人民。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已坐在总部机关办公的黄涛，几乎每天都被这些最可爱的英雄们打动着。忽然有一天，领导上把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的工作交由黄涛负责。
这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向英雄学习的具体体现，黄涛是这样想的。这项编书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感到心里没底。但转念又觉得，国家刚刚解放，哪一项工作不是全新的工作呢？我从参加革命起，什么时候挑肥拣瘦过？他坚信自己一定也行。
黄涛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也读过一些现代传记文学书籍，他在编辑部会议上提出，传记文学属史学范畴同时属文学范畴，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必须遵守真实性与文学性统一的原则。他和编辑们反复研究，商定方案，组织作者和编辑深入部队核实和补充英雄们的事迹，对稿件进行文字加工。《志愿军英雄传》是一部短篇的传记文学集，初稿是志愿军各部队采写的，编选中既要考虑稿件的质量，又要考虑志愿军各部队的平衡。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强大的英雄集体，各军种兵种联合作战，被记功者上万人，经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英雄、模范工作者称号的三百六十多人，授予特等功臣、一等功臣称号的五百多人，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共和国英雄”十二人。
黄涛同编写人员几经研究，采取“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分送志愿军总部与军事科研单位、英雄所在单位审核，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连、营、团党组织和军队指挥员，读给他们的战友们听，对事实、内容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推荐给报纸和文学期刊登载，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这“三编”充实了传记的内容，修整了一些事实，不少文稿在书出版之前，在社会上就已引起了较大影响，当时被评价为“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
在采写被朝鲜授予的“共和国英雄”过程中，记载邱少云的文字和资料甚少，黄涛坚持真实性与文学性统一，要求反复核查。邱少云的事迹具有鲜明特点，当时离他牺牲已近两年，他生前战友或牺牲或调走，需要的细节无从查考。在调查中黄涛得知，邱少云被敌人燃烧弹燃起的烈火烧身的时刻，团参谋长在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到了。他凭借着这一线索，派人四处追踪采访，终于找到这位团参谋长，得到了证实。后又通过这位参谋长找到曾经同邱少云在一个连队、在邱少云牺牲的地方共同潜伏的战友孙友发，终于把邱少云的事迹前前后后地采访清楚了。《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载入了该书，后成为广为流传的名作。
《志愿军英雄传》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黄涛为这部书写了近万字的前言。全书分三集，选收了六十篇文章，记述了六十四位英模的事迹，共一百多万字，发行十多万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选本，一九八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了这部书。广大读者好评如潮。
《志愿军英雄传》的竣工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为传记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开了先河。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说：“在艺术上，《志愿军英雄传》的突出成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此后，黄涛走向了一条毕生为英雄歌唱的道路。
他负责了《中华爱国英杰辞典》的具体编辑工作，共收入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千四百一十九位英烈的事迹，此项工作前后用了四年时间。
他主编了《奋斗十年》一书，这部书是原红二军团老同志回忆红军时期斗争的回忆录。共一百六十八篇文章，九十八万字，分装两册。
他负责了《解放军烈士传》的具体编辑工作，这部书由全军各大单位组稿，军内外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有千人左右。全书收入各战争时期的烈士九百三十人。共五百多万字，分十集出版，编辑工作历时九年。这部丛书一九九六年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他受总政领导的委托，负责了军队系统《革命烈士传》的组稿工作。
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硬骨头六连》、《朱伯儒》、《张海迪》等书，讴歌时代群体和楷模。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黄涛《为英雄唱歌——史传写作的回顾》一书。出版界认为，这一著作是史传编纂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特别珍贵的编辑出版史料。黄涛发表多篇书评和研究论文，《怎样提高军事出版工作的水平》，获一九九一年“首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
黄涛的事迹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时令尽管是夏季，但这是黄涛人生的春天。一九七五年七月，他行走在战士出版社（即解放军出版社）的大院子里，军委落实干部政策，让黄涛回到了久违的工作岗位，他被任命为这个出版社的副社长，主持全面业务工作。
战士出版社的前身是总参谋部的出版局，负责全军军事图书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一九六六年，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决定在出版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战士出版社，由总政领导，负责出版发行有关国防方面的书刊。“文革”来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十年动乱期间这个美其名曰为出版社的单位，一个正式编辑也没有，机关编好的政治读物，找个人负责送到工厂，开机一印刷，走一下发行的路子，活就齐了。十年中，仅出版发行了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以及定量规定出版的政治读物。
是机遇的安排还是命运的驱使，或兼而有之。黄涛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机会来了。他建议成立编辑处：“一个出版社没有编辑队伍，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等于是一个翻印社。”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好主意不一定人人都能接受。很简单的道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黄涛找班子里每一位同志交心谈心，讲得很诚恳：“我们谁都是想着把工作做好，谁都想着能够做一点事情，真正的出版社只有自己有人才，才能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好。”论资历黄涛是个老同志了，过去在机关一直搞这个本行，“文革”中受到那么大的挫折，人家还有这个精神头，确实不容易，再者业务工作也是他分管，班子里的人也都统一了认识。出版社率先成立了《星火燎原》编辑处，黄涛召回了陈汉民，先后调来了古灵、林仁华、杨向欣、朱冬生、范传新等业务人才，《星火燎原》修订再版工作吹响了战士出版社真正的业务号角。
由《星火燎原》引发的将帅文集《刘伯承用兵录》、《刘伯承的军事文集》等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这事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波及到了国外。亚洲的很多国家，特别是日本，马上派人来购买。境外有媒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重视和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了。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在世界上有着影响，他的用兵录整理出来，肯定会受到关注。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将这些书订购成为学员的必读教材。
初尝喜果的黄涛乐了，出版社的上上下下都乐了。
那几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黄涛犹如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不停地摆动在工作岗位上，要不了几个月就会选择一个新的挑战。在《星火燎原》的基础上，他把出版社向前推进，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随后，成立了军事科技图书编辑处；
随后，成立了政治图书编辑处；
随后，坐落在繁华的平安大街上，由徐向前元帅题字的中国军事书店建立。
随后，《解放军生活》杂志创办并走进了连队。
这些都倾注着黄涛的心血，这些都洒下了黄涛的汗水。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战士出版社更名为解放军出版社。担任了八年业务主管的黄涛副社长，由一纸命令改为顾问。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历史上第一位顾问，也是仅有的一位顾问。职务变了，他没有像打油诗里说的那样“顾问，顾问，顾得过来就问”，他照样像钟一样准时地坐在办公室上班，他照样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一样伏案在办公桌前处理稿件，他照样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自己意气风发的工作激情。
组织上曾经下达过黄涛副军职的命令。
据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吕英介绍：那一次是“文革”前，当时吕英在总政机关工作，他亲眼见到了这张命令，任命黄涛为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家里电话已经安装了，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都改口叫他黄部长了。“文革”来了，电话拆了，命令作废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黄涛同志离职休养。总政领导要找他谈话前，老伴马艳秋对黄涛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把你的情况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当然，老伴少不了要叨唠这些：和你一起在太原中学的同学有十几个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了，还有你的部下，几年前就是大区副职了。黄涛说：“放心吧，我这次一定听你的，向领导反映。”
离休命令下达了，但什么动静也没有。马艳秋就主动找到总政领导，领导已经答应第二天下午与她面谈。黄涛知道后，发火了。据马艳秋说：“老黄这人脾气很温和，我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我参加革命又不是为了做官的……离休命令都下了，我一辈子没因为个人问题给组织上提过要求，要你添什么乱子，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吓得马艳秋第二天也没敢去。这个时候，马艳秋才知道他答应去向领导反映也是在忽悠她。
刚到出版社上班那会儿，出版工作、发行工作、工厂管理工作都是黄涛分管，他所在的星火燎原党支部搞组织活动，部室领导知道黄副社长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为此，黄涛批评了编辑部主任：“开支部会，你们一定要告诉我，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权利。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在一二○师任组织科科长的时候，有一天，贺老总的警卫员来到组织科找我，说老总要去延安，让他来开一封党员介绍信，这件事我受到了很大教育，贺老总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仍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的。事后我才知道，贺老总去延安是中央任命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今天，我首先要做自我批评，由于考虑业务方面的东西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关心得不够。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既是领导，在党内都是同志，也是战友。再一个就是有时候对你们的意见听取得不够，今后我应该多找你们聊聊，多听听你们的一些意见和想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失误。”从那以后，党支部的活动首先想着通知黄副社长。
黄涛确诊为晚期膀胱癌后，有一次，他得知为自己做检查，有一项费用要花国家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元钱。黄涛懊悔了半天，他说：“这样花钱，我心痛，只能让我死得更快。”其实，按照有关规定，黄涛的医药费是实报实销的。再者，做什么检查是医生根据病情所决定的。可他总是说：“国家的钱，是人民的血汗钱。”因为他一直尿血，尿了很长时间，营养已经跟不上了。主任医生说不行，您要喝点营养液，他一打听，一瓶营养液要花国家五六百块钱，他说什么也不愿喝。为了安慰医护人员，黄涛故意做出吃饭很香的样子，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
三女儿黄园园哭着求他：“爸爸，您这是何苦呢？不花国家的钱，咱自己家花钱行吗？你喝点，对身体有好处，我们不能没有爸爸呀！”
“我能活这么大岁数完全可以了，你们也不要难过。”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动得流泪了。护士们的感动还有一层意思，这位首长，人非常和善。因为黄涛血管硬化，毛细血管通透性不好，弹性差，针不容易扎，高明的护士扎三四针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刚扎进去了，稍微一碰就穿出来了，要么一会儿漏了、一会儿渗了，护士都很不好意思地道歉，黄涛总是笑着说：“没关系，慢慢来，是我的血管不好，不能怪你们！”
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杨向欣说：“黄老是一个党性原则特别强的人，班子里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他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起因是，有些班子里的成员知道出版社福利待遇比较好，就将子女和亲戚安排来出版社工作。黄涛在会上说：“当初你们把孩子安排进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现在你们还是把孩子安排进来了，我仍然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这样做，说话就没有了底气，办事就没有了公道。我们只有为组织上工作的权力，组织上没有给我们为自己办私事的特权。”后面那句话黄涛还经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也从没有谁沾过这个老革命爸爸的光。就是亲戚朋友也没有任何人走得了他的后门。
二女儿黄小燕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在北京市公交汽车公司下属的驾驶学校做校医。一到忙时，就要上车去帮忙卖票，冬天戴着手套的手也冻得裂开了大口子，女儿想通过黄涛的关系换一份工作，或是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当一名职员干部。望着眼睛哭得通红的女儿，黄涛心头不免掠过几分酸楚。但他迅速缓过神来，一字一顿地说：“孩子，你想过没有，爸爸如果动用关系过问了你的事，管得了一次，也管不了你一辈子。而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一辈子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后来，黄小燕一直在公交公司工作到正常退休。
然而，黄涛对待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又总是伸出援助之手。黄小燕说：“以前我们家有个江苏的小阿姨，她都走了好几年了，后来她家受灾了，就给我父亲写信，他马上寄去了五百块钱。还有个河北的保姆，家里很穷，我父亲给她花钱报缝纫学习班，学完了以后，又让我们四姐弟每人买一块布，让她做衣服练手艺，她做得乱七八糟的，谁都不能穿。我们就投诉到父亲那儿，他笑着说，‘让她给你们重做’，我们都吓得不敢说做得不好了。家里来的小阿姨，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能坐在那儿读报的，或是也喜欢看新闻的。有时候我妈妈就说保姆不干活，怎么老坐在那儿。我父亲却说，读书、看报是件好事，他还给人家拿本子拿笔，让人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不行。出版《军地两用人才》丛书后，爸爸收到过全国许许多多读者的来信，有人要书，有人求教，有人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一一耐心回复，还自己掏钱买书让我们寄走。至今我还记得有个家在山东的退伍战士无钱买树苗，爸爸让我寄出五百元钱和有关种树的科普资料。
黄涛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家的概念，那个家叫国家。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黄涛在总政机关工作。有一天，他碰见了儿时的伙伴、海军机关的干事黄伟雄，论辈分黄涛应该叫黄伟雄叔叔。黄伟雄怔怔地看着黄涛，突然问他：“你原来是不是叫黄宏基？”黄涛点点头。这次意外的相遇，黄涛才被家人找到。
在老家，关于黄涛的去向已经有了多个版本，有的说他去了台湾，有的说他已经阵亡。知道了黄涛的下落时，黄涛的母亲那时已经老了，且身体多病。思子心切的老人还是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京。“儿子没空看我，我就去看儿子。”虽然待在一起时间不长，但了却了老母亲心头的思念和牵挂。组织上把老人的户口迁到了北京，但是老人不愿在城里吃闲饭，她又离开儿子回到了老家。
一九六○年十月，黄涛的大姐姐打来电报：“母病故速回。”接到电报后，黄涛把电报收了起来，因为编辑《星火燎原》正忙碌。后来，马艳秋知道了这事，对黄涛表明了态度：“共产党人也没有说不要妈妈呀！”她就擅自给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刘汉打去电话，请了假。为这事，黄涛还一路上嘀咕：“人都已经死了，就不要耽误工作了。”
坐火车到达阳泉后就没有汽车去平定，他们步行十多公里到了平定县城，天已经黑了。那一天，天降大雨，马艳秋永远都记得当时的情景：雨水像瓢泼似的倾泻着，路上根本就见不着行人，走在脚下的泥泞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鞋子里灌了水，随着脚踏路面发出像哨声一样的声响，天黑得像头顶上罩了一口大黑锅一样。黄涛在前，马艳秋随后，行走在那雨夜里，都淋得跟落汤鸡似的。马艳秋突然对黄涛说：“你知道吗，这是老天收拾你，谁让你这么不孝顺呢？该！”黄涛一声不吭地听着马艳秋数落。
母亲的尸体已经停放在棺材里了，只待长子黄涛见最后一面，即可入土为安。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黄涛坚持要找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来。因为，母亲下葬的墓地要经过一大片庄稼地，抬着棺材的人和送葬的人势必要破坏村子里的庄稼。黄涛说母亲一生勤劳，她不会眼看着将快收获的庄稼给破坏了。于是，黄涛临时决定将母亲暂停放在自家的屋子里，待秋天庄稼收成了以后，再下葬。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发出的异味，他们特意用石蜡将棺材密封好。
守着母亲灵柩的那个雨夜，黄涛觉得自己也像死了一样。
据《平定县志》记载，黄涛的父亲黄伯煐，字益臣，幼年家贫，三岁亡父，长年寄居外祖母家。十四岁到本县一家小钱庄学徒，后在金融业务方面显示了卓越的经营才能，一九二四年被提升为经理。后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天津的四行筹备处主任。他在直属省银行任高级职员后，对家乡金融业甚为关心，积极推动集股办钱庄，他所发起的钱庄成为平定最大的钱庄。黄伯煐一九三九年病逝。
黄伯煐一生省吃俭用，把挣回来的钱都交给了黄涛的母亲。黄母却又将这些钱财购置了田地?熏修建了房屋。黄涛出生的那个院子，至今仍坐落在平定县城的黄家巷里，它的正门进去的那个院子已经成为县老干部局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有一个四合院是老县长张裕财的住所，其他三个四合院子则散住着几十户的居民。完整的院子构成了黄家巷的全称。这个院子土改前，被黄母全部捐给县政府了。老人说：“孩子们都参加革命了，我要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房子全部交公以后，因为她把握不准，在黄涛原来住的房屋床底下，还埋着两箱金银财宝，因为怕被日本鬼子挖走，老人再一次向政府汇报了，以表示她支持土改的决心。我到平定去采访时，一位八十六的老人还谈及这事，说当年是平定的一大新闻。后来，黄母自己搬到了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的下马郡头村，寄住在远房亲戚冯成都家的窑洞里生活。这两间窑洞至今仍然被当年主人的后代保存着。虽然已经不能住人了，但能看到当地老百姓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仰之情。黄母领着黄涛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儿生活了八年。黄涛的二弟弟黄绵基参加革命后就牺牲在下马郡头，村口还刻有一块大石碑，纪念这位牺牲的先烈。
土改后，平定县政府决定，将城关下湾街三十二号的几间平房分给黄涛的母亲。因为，黄母的身份特殊，老人既是地主成分，又是革命烈属，她一生生养了九个子女，有八个参加了革命，有三位为革命捐躯。为了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县政府还分给她两间临街的店铺和房前的八分土地。
老人停放灵柩的房子，正是土改后分得的。
安排好母亲的后事，第二天，黄涛就回北京处理他的《星火燎原》了。母亲逝世时，黄涛最小的弟弟黄隆基还在上中学，黄涛夫妇将小弟弟接到身边，供其上学。第二年暑假，黄隆基遵照哥哥黄涛的意愿，带上哥哥给的一百元钱，将存放在家中数月之久的母亲棺材下葬了。送走了母亲，黄隆基找来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将房子、店铺，还有八分地都交了公。书记和队长有点不相信尚未成年的黄隆基，隆基说：“这是我大哥黄涛专门给我交代的！”
至此，平定县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一九四九年“五四”青年节的下午，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女警官马艳秋，正和同事们热热闹闹地欢庆自己的节日，大概到了快五点钟的光景，联欢会结束了。这时，局长突然叫马艳秋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八岁的小马自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领导这样的特殊待遇。
局长说：“我说话开门见山，找你来就是一件事，组织上给你介绍了一个革命的伴侣。”
马艳秋摇摇头：“我还小，我个人的事不用给组织上增加麻烦。”
“找你来，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希望你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叫黄涛，是东北军政大学第四营的教导员，今年二十九岁。”局长的表情明显比刚进屋时要严肃得多。
一听这个岁数，马艳秋有点急了：“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找爹的，爹我有。”
局长反驳道：“小马你说什么呢？你的情况组织上是掌握的，你没有哥哥，正好找个大哥，他能帮助你，能关心你，能爱护你。你家里那么苦，你应该有个依托。”
局长说到这里，马艳秋把头低了下去，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转。她在心里想着局长是挺爱护自己的，是为自己着想的。转念又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因为再过两天，黄涛就要随队伍南下了。革命战争到了这一步，就算自己做出贡献，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于是，马艳秋点头同意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马艳秋在单位办好了调动手续，取出自己的档案和组织关系。下午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个人的物品，傍晚就连人带东西搬到三四里外的黄涛部队上了。刚出门，正巧碰到了局长，局长连忙吩咐别人，派公安局唯一的一辆马车送马艳秋过去。
马艳秋到黄涛那儿，他们已经吃晚饭了。黄涛就安排他的搭档那一家两口子，和他们两个，四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这就是婚宴了。
没有婚礼。没有新房。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将各自的行李存放在一起。当晚，黄涛马艳秋结成了革命的夫妻。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们就起床了，赶到火车站集结，准备进关。就这样，黄涛和马艳秋一起南下，随部队挺进大别山。
再过一年，这对革命的夫妻将迎来婚庆六十周年。马艳秋将她的婚姻幸福归结为“运气好”。这一生中，他们之间默默理解多于言语，有一种星星离不开月亮的感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北京市朝阳区教委老干部科在北京市市长之家举行金婚纪念活动。黄涛和马艳秋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因为马艳秋离休前是该区教委的离休干部。接到通知后，马艳秋找黄涛商量。这是为了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组织的活动，澳门刚刚回归祖国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组织上还能记得我们，我们要对得起组织上的关怀。黄涛同意去了。
那一天，马艳秋特意穿了一身红色的新衣，胸前戴上新娘花，区教委领导给每对老人中女的戴上新娘花，男的戴上新郎花。那一天，对这对革命夫妻来说，完成了Ｎ个第一：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照结婚合影；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一起看文艺节目；五十年来，黄涛第一次上马艳秋的单位；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佩带新娘新郎的花束；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喝上了交杯喜酒……
当庆典司仪宣布“新人”喝交杯酒时，马艳秋挽过黄涛手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一个世纪的期待，两个黑发人到了白发才盼来了这个难忘的瞬间，感谢组织！马艳秋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马艳秋说，在她的记忆中，四个孩子从小到大，黄涛很少抱过。他永远都是在加班、加班。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他们随中原部队来到武汉，大女儿黄长江降生。天闷热，外面大雨滂沱，武汉的蚊子恨不得能吃人。马艳秋难产，生了三天三夜，孩子才下地。那时，黄涛在中南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任政委，三大队有两个男生队和一个女生队，都是武汉当地的学生，学员们正陆续到校报到，他无暇顾及妻子生产的事。在部队的卫生队里马艳秋完成了第一次做母亲的艰难过程，她至今清晰地记得，护理她的护士用芭蕉扇子为她打扇，陪她聊天，一聊就是整个晚上；她还记得，她没有满月就下地用凉水为孩子洗尿片；她也记得，十九岁现在看来也许还是孩子的年纪，她已经初为人母，女儿莫名其妙地哭，她也只好陪着一起哭。一周后，马艳秋从卫生队回到家。这天晚上很晚，黄涛才回来，油灯下，黄涛第一次和女儿会面，那天晚上，他为女儿取了一个终生烙下革命印迹的名字：“部队已经打过了长江，就叫长江吧！”
如今，黄长江这样评述她的父亲：“我们过的那种日子是从幼儿园开始住幼儿园，然后住小学，再住中学，最后当兵就离开家了，很少跟父亲在一起，我的感觉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他们从来不管我?熏我们都是自己长大的。”
在黄长江的记忆中，她的爸爸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只痛快地答应过帮她做一件事。那是一九八○年的二月，黄长江的女儿田晶刚刚满三个月，那时休产假是五十六天。单位上要安排她到河南灵宝执行任务，时间是八个月。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黄长江无所适从，她的心里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去，她要向爸爸求助，因为她所在的医院上级领导正是黄涛的老战友，爸爸只需要打个电话或是暗示一下，换成别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黄长江怀抱着女儿挤上了公交车，其时黄涛住在解放军出版社位于平安里的大院里。在车上黄长江还在想着爸爸会不看女儿的面子，也会看在外孙女儿的分上，肯定会帮这个忙的，俗话说隔代亲。没想到未等女儿把话说完，黄涛就封口了：“你的个人情况，组织上不是不了解，既然组织上知道你孩子小，还安排你去，说明组织上需要你，这个情让我怎么去讲呢？组织上的困难和你个人的困难发生矛盾时，你应该首先想到组织。”黄长江看了看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去吧，孩子我可管不了！”这时，黄涛看了看老伴马艳秋，说：“你去找个保姆来，孩子我们替她管。”田晶就这样一直放在外婆身边。这一去，黄长江和女儿分离了八个月之久，回来时，女儿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妈妈伸出双手拥抱时，孩子哭了，曾经把女儿每天都装在梦里的黄长江也不禁潸然泪下。
黄长江是和二妹妹黄小燕一块当兵的。她们当兵比较特殊，“文革”那会儿，黄涛在太原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吴效闵时任某军军长，来北京开会，顺道看看老同学，不曾想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马艳秋也去接受改造去了，家里就四个孩子。吴效闵就将老大和老二带到云南当兵去了，老三和老四岁数太小无法带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底的一天，黄长江突然接到通知，告诉她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今年安排她转业。黄长江眼前一下子感到天塌下来了，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时任科室主任就是著名的好军医华益慰，她就跑到华主任的办公室，华益慰也不知所云，他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年轻的骨干转业呢？院里没有人和我商量。既然已经定下来了，你从明天开始就先别上班吧。”离开了华益慰的办公室，她一路哭着回了家。黄长江对黄涛说：“爸爸，这件事，您要帮助我，我舍不得脱下军装，我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求在部队工作这不过分吧！”黄涛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分是不过分，但是组织上已经安排你转业了，你让我对组织怎么说呢？爸爸做不到呀，孩子！”黄长江连饭也没吃，转身就走了。“你们有我这个女儿吗？”马艳秋追到门外，望着女儿远去的身影，也哭了。但回到家她又擦干了眼泪，换上了笑颜，她怕老头子说她溺爱孩子。
第二天，黄长江就带着女儿到北戴河的一个战友那儿住下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不久，在华益慰的据理力争之下，年轻的业务骨干黄长江没有被安排转业。然而，黄长江“失踪”了，谁也找不到她，害得马艳秋找遍了她的同学、战友和认识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黄长江，让她归队了。
儿子黄小四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应该说，黄涛在儿子身上投放的精力远远大于三个女儿，小四很淘，打架、逃学，男孩子身上的顽劣性都集合到了他的身上。这不，快秋收了，黄小四和小伙伴们把老乡家的庄稼破坏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常有人这样上门告状。黄涛不打孩子，他用的教育方法，用现在已经是总参石家庄干休所政委的儿子说比打还难受，从早起开始，念到晚上，除了三餐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念《欧阳海之歌》，爸爸念得热泪盈眶，儿子听得泪流满面。
父亲的这种正统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儿子。作为一名老革命的后代，儿子的血管里流淌着与父亲一样的热血。“文革”那会儿，黄涛和马艳秋都被打倒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只有十岁的小四，和同伴们在北海公园玩闹，不小心着凉了。突然高烧四十一摄氏度，晚上被几个玩伴送到了三○一医院，被确诊为急性中耳炎，并引发为败血症，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其时，小四的大姐黄长江在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夜里十一点多，接到了医院辗转打来的电话，她借了辆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了医院。医生先是高兴来了家长，可以尽快进行治疗了，没想到这个家长是位比病人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
“你是黄小四的什么人？”医生问黄长江。
“我是他的家长，你们不是要家长签字吗？我就是来签字的呀！”
医生被小姑娘的回话逗笑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你做得了主吗？”
“当然，我来就是做主的。”黄长江郑重地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黄小四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病愈后不久，马艳秋给在乡下的父亲写了封信，大意是：运动来了，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也要随时接受传唤，命运不得而知。黄家就这一根独苗苗，希望代为看管。马艳秋的父亲很快将外孙接到了东北，和农村的小舅舅生活在一起。那段时间他下地干农活，种庄稼，喂过猪，放过牛，吃生产队的大集体食堂，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九七二年底，在大姐黄长江的帮助下，黄小四参军来到部队。
母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儿子当兵了，小四当兵了！此时黄涛还在蹲牛棚。那天晚上马艳秋兴奋得彻夜无眠，她想到儿子从小到大都叫黄小四，这个名字叫到队伍上去了以后，感觉像是没什么志向。马艳秋苦苦地思索着，人们常说，大海是慷慨的，它赐予人类的，总是丰盛的。做妈妈的希望儿子能够像海洋般宽阔地投身到革命的阵营里，还多少有点他爸爸当初改名的意境。第二天，她给儿子发了一封电报：妈给你改名黄海洋，希望你有宽广的胸怀，望照办。
五年多的时间，海洋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班长、排长、参谋，成为我军优秀基层干部。一九七八年，正在昆明军区某军事院校参谋队进修学习的黄海洋，接到了执行重大军事任务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在关键的时候总是展示得淋漓尽致。黄海洋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本来我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可是学校临时接到了任务。过年我就不能回去陪您和爸爸过了，在这里向您和全家表达我的新年祝福。我身上带的粮票和布票暂时也用不上，寄给您，家里能用得上。有空我再给您写信。
那时，他们的家还住在总政的家属院里，立功的喜报送上门的那一天，黄涛正在家中，居委会的几名同志高兴地握着黄涛的手说：“祝贺您！”黄涛看到喜报上写着黄海洋，连连摇头：“你们搞错了，我儿子叫黄小四！”起初，马艳秋也觉得不对味，黄小四的名字叫了十几年，还没反应过来呢。她想起了自己的那封电报，忙给老头子做了解释。这个时候，黄涛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改名叫黄海洋了。
晚上，黄涛在家中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浓浓的酒意，黄涛很自豪地说：“这小子还行！这小子还行！”那清清朗朗的笑声，在黄涛嘴里是很少发出的。
第二年，儿子伤愈后回来休假。其时，全国各地正在热播电影《三笑》，很少看电影的黄涛破例陪儿子看了一场电影。
随后，黄海洋因在院校进修过，又有实际经验，被调到总参某军事院校担任教员。学校成立之初，先要进行基础建设。领导上就安排黄海洋带领几十名战士到大兴安岭采伐木材。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海洋领着他的那帮采伐兵们，吃住在林区，活脱脱就像是一个伐木工一样，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树枝划的血口子，衣服也被剐得一条条的，风一吹，像飘带一样。一位见过黄海洋的熟人，回来对黄涛说：“我看到小四子，在那里那个苦呀，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黄涛笑笑：“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
海洋在父亲的影响下也非常喜欢历史，在工作之余自修完成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生的学业。
在这个家族里成为文凭最高的人。黄涛知道儿子考上了党史班后很高兴，说：“我们的党史确实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儿子在平时作业还有做论文时，很多难题都是向父亲请教的。而这个时候的黄涛是百问不烦，自己也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反复查阅资料，直到帮助儿子搞明白为止。党的十七大闭幕后，有一天，黄海洋到三○一医院看望父亲，黄涛问儿子：“你毕业以后，我看你也没再研究党史了，工作再忙都不是借口，在职做学问要学会挤时间。十七大报告我学习了以后，觉得有很多课题值得去研究。比如，党的创新理论，比如科学发展观……”一口气说出了十来个命题，黄海洋站在一旁直吐舌头。
二○○二年，已经是正团七年的黄海洋，在总参下属的干休所任职，人和家都安在了北京。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平调到总参石家庄干休所任政委。海洋问领导：“是征求我个人意见，还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领导暗示已经开会研究过了。黄海洋二话没说：“那好吧！”他深知“组织”两个字的分量，他也深知父亲的态度。很快，他就离开了北京到石家庄去工作了，这一去已是六年。也就是说他在正团职岗位干了十三年。想一想自己的父亲在正师的位置上干了三十年，黄海洋的心态总是显得很平和。三
黄涛一身的伤病，两只眼睛已经做了人工晶体，但他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处理稿件。几年前，他就落下了双下肢弥漫性闭塞，也就是说血管一根一根分不清，弥漫了，都烂乎了。脚底板是凉的，他一年四季必须穿着棉鞋。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进行了手术，右腿安了一个支架，左腿安了两个支架，右肾也安了一个支架。把大血管支着，这样给了血以后，脚底板就不凉了，但仍然需要穿棉鞋保暖。脚上穿的这双棉鞋已经三年多了，至今仍穿在脚上，老伴说给他买双新棉鞋，他总是说，还是好的，为什么要换新的呢？
据马艳秋介绍，黄涛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袖子都被磨坏了，连毛衣袖子都是大窟窿，这是长期伏案与桌子亲密接触的结果。他的右手几个指头，都是弯曲的，二拇指已经变形了，医生说，这是长年累月握笔所致。老伴劝黄涛，衬衣、毛衣袖子都是大窟窿，就别穿了。而黄涛说这样越穿越软乎，越舒服，他让老伴把兜拆下来把窟窿补上，又穿到身上。黄涛的个人生活没有任何要求，俭朴是出了名的。家中现在吃饭的餐桌还是五十年代总政机关配发的。马艳秋对一些熟人开玩笑：“老黄是典型的山西人，特抠门儿。”黄涛的身上从不装一分钱，道理很简单，不装钱就不用花钱。还是在解放军出版社担任顾问期间，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总政机关突然通知他开会，司机把他送到以后，他让司机先走了，想着别耽搁了人家吃饭。没想到那天的会特别短，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他就不想麻烦司机跑一趟了，准备自己坐公交车回去算了，可是一摸口袋身无分文，他只好步行着回到十里外的家里。打那以后，老伴就劝他：“你身上必须装点钱，要不人家还以为我虐待你呢！”从此，他的身上装上了十块钱，但每个月除了理发花一块钱外，再也不见他花一分钱。
马艳秋说，黄涛一生中，只为家里买过一次东西，那是一九七六年大地震那会儿，家家户户住在防震棚里。别的邻居家里都有那种简易的行军床，马艳秋就叨唠躺在木板上睡觉怎么难受。正好黄涛出差到上海，同去的干事买了张行军床，黄涛就向那位干事借了五块钱也带了一张回来。马艳秋说：“这张床，至今还保留着。这是他为家庭做的一次大贡献。”
二○○三年，一场“非典”给国家添了大乱子。黄涛所住的魏公村总政干休所，房子是副军级单元，要是按面积算吧，还没有现在集资建房的师职房子大。电梯在闹“非典”的当口出了毛病，那时，他的双下肢弥漫性闭塞正是犯得最厉害的时候，家住在九楼上，电梯闹“罢工”，行动又不便，想下一回楼晒晒太阳都无法做到。黄涛对老伴说：“这样下去，非把我折腾出病来不可。”那段时间，他非常心烦意乱，也无心整理书稿。老伴征询他的意见：“你嫌这儿闹腾，我们到郊区去买套房子，这样你就可以静下心来，编你的《星火燎原》了。”黄涛没有摇头，也没点头，眼睛直直地看着马艳秋，那眼神里分明有着一种期待。于是，马艳秋背着行军用的挂包，带上两个面包，装一瓶矿泉水，戴着大口罩，就上了公交车，因为她有离休证，坐公交车是免费的。一连折腾了一个月，每天去一个地方看房，终于在房山区的良乡找到了一处一层楼的三居室房子，建筑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选择这个房子的关键是，家里有医生的住户可以少收三万块钱。拍板的那天，三女儿黄园园开着车拉上了父母亲一道去，黄涛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特别安静。老头子发话了，这事就敲定了。三女儿黄园园的经济条件相对比拿工资的其他姐弟要优越，她就对老人们说：“你们买了房子没人照看也不行呀，我也买一套吧。”就这样，把对面那套小的两居室拿下了。交钱的时候，马艳秋说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一生中头一回自己亲手拿出那么多钱——这十八万八千多元钱的房款，几乎用完了两位老人一生的积蓄。
进行了简单的粉刷后，很快就搬进去了。良乡的环境似乎特别地合乎黄涛的生活习惯，在这安静的郊区，儿女们将三间屋中的两间布置成黄涛的书房兼工作室，而一心辅佐黄涛的马艳秋也从小外孙子那儿要来了淘汰的一台台式电脑，开始学习打字，她想让黄涛说，她帮着打，这样那弯曲的手就不会再遭罪了。
有了新的环境，黄涛的工作激情再一次增添了活力。
在这里，他把《星火燎原》的全部目录整理出来了。为下一步出版《星火燎原》全集做了最好的准备工作。
在这里，二○○五年，年逾八十五岁的黄涛再次担纲重任。应解放军出版社邀请，由他牵头，三位老干部协助他选编土地革命战争（包括长征）时期的《红军英雄传》（已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已出版），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英雄传》（已出版），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英雄传》（缩编本）已齐稿交付出版社，这是一项重大的编辑出版工程。现在这些书稿有的出版了，有的将陆续出版。然而，为这部书稿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地工作的黄涛却病倒了。
鲜花向他涌来，问候向他传来，祝福向他送来。
春节前夕，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派代表前往三○一医院看望了正在重症监护室里的黄涛。
《星火燎原》造就了黄涛，黄涛是《星火燎原》里点得最亮的一枝蜡烛，他燃烧着自己，点亮别人。八十八载风雨春秋，八十八圈生命年轮，有多少个夜晚，他案头那迟熄的台灯和星星相伴；多少个节假日，他手中的红笔和太阳相随；即使住进了医院，他也不愿有片刻的安宁。他那弯曲的脊背像一座桥，无私地托载着事业；他那不知疲倦的大脑像一眼泉，将智慧、力量、理想无声地注入一片干涸的心田。如今，花朵开放了，果实成熟了，他却身患了绝症。
《星火燎原》让世人记住了，一生为之奋斗的黄涛却鲜为人知，这是他的职业所在，这是他的使命所在，这是他的精神所在，愿这种精神像《星火燎原》精神一样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