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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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二）
(2008-04-08 20:36:23) 标签： 星火燎原系列
分类： 星火燎原
这是一个奇特的入党仪式。
一路行军从汾阳到离石不久，武装部作训科科长谢嵩找黄宏基谈了一次话。谢嵩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当过红二十九军军长，由抗大调到战动总会工作。谢嵩让黄宏基在训练班，先把参加过“民先”的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发展新的队员，谈话后训练班的“民先”组织很快建立起来。又过了几天，排长吴迪桃再找黄宏基谈话，吴迪桃也是红军干部。他让黄宏基谈谈对共产党的认识，黄说：“我用实际行动在跟着共产党走。”吴迪桃笑了，说：“好！党支部已经同意你加入党组织了，介绍人就是我！”
入党仪式是在石板坡村外的一棵大树下举行的。没有党旗，没有入党誓词，同时加入党组织的有三个人：黄宏基、王宏士（后改名为王化民，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原廷价（后改名原星，曾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吴迪桃说：“我正式宣布你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请把右手握成拳头，高举过肩膀！跟我念：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只有那棵无声的大树见证了这个庄重的时刻，这三名新党员日后都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
在晋西北，岚县算个比较大的县，那会儿县城就有不少商店。当时一二○师师部和战动总会都驻城里。入党后不久程子华找来了黄宏基。程子华对黄宏基说：“现在临县游击支队缺一个指导员，决定让你去，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从组织安排！”
程子华找出一张纸，拿起笔开始写介绍信。突然，他停下了手中笔：“你要不要改名字？”
“改！”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程子华说：“叫黄涛怎么样？像波涛汹涌般地投身到革命队伍里来。”当时改名字在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中很流行，从此，“黄涛”就替代了黄宏基。介绍信写好后，程子华给关向应看了一下，就交给了黄涛，吩咐他尽快去报到。从程子华处出来，黄涛先到街上刻了一枚图章，当指导员后写报告、报销经费都要使用，这枚图章他一直保存到现在。当天，黄涛就赴任了。
一九四○年八月，我军发动了威震华北的百团大战。一二○师和晋西北共二十个团参战，参战部队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的。百团大战刚结束黄涛就患了伤寒，几天几夜高烧不退，医生无能为力了，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卫生所去。
到卫生所后黄涛的病情加重了，昏迷不醒。那时说叫卫生所其实也没什么药，医生只得每天上山去挖中草药材，然后根据病情熬汤药给黄涛服，若是需要当地不生长的药材，再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黄涛昏迷多日，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他对卫生员说想抽烟。卫生员高兴地跳了起来，赶快跑去告诉了医生。黄涛究竟昏迷了多少天，他自己当然是不知道了，照顾他的那位卫生员也记不清了，在所有的人几乎都觉得绝望的当口，这条铁一般的汉子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生命。
病情好转后，医生让他改服丸药，并对他说：“伤寒这个病一般一个多月就能康复，但你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找药困难，生活也困难，假如能有一斤牛肉炖给你吃，那比服很多药都有效。”那时伤员每天喝的是小米粥，吃一点咸菜，一般人是没有小米吃的，连盐都难以吃到。
黄涛醒来后发觉自己住在一间小草房里的炕上，地上铺着一块门板是卫生员的床铺，白天太阳照进屋里很暖和。房东老大娘常来看他，那位大娘喜欢言谈，说：“孩子呀，你这条命是捡来的哟！山上的坑都替你挖好了。你的命可真大！”然后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会儿，大娘又进屋，嘱咐黄涛不要急着上前方，要等病好了再去。接着说这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游击区，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常来这一带活动，群众和八路军是一家亲。完了，还忘不了开一句玩笑：“我们跟老刘闹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是穿开裆裤的孩子呢。”
黄涛在卫生所住了三个多月，医生才同意他出院。
一个经历过生与死考验的人才更知道生命的珍贵，才更知道要报恩。从此，黄涛把党组织当作再生父母，感情的天平上还觉得要亲于生身父母。
二○○七年冬的一天，黄涛生病住进了三○一医院。护士要履行常规登记，问黄涛是什么文化程度。黄涛说：“初中。”年轻的护士“扑哧”一声笑了。黄涛说：“我没有开玩笑，确切地说我是个初中肄业生。”
黄涛确实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只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在太原中学念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证明。参加革命后，尽管他多次进修深造，但都没有文凭。所以，在黄涛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填写初中肄业。
从一名初中肄业生到知名的出版家、编辑家，黄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完整地休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下部队采访从没有借机游览名胜古迹。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苦学，苦思，苦钻。同事们说，黄涛出门是坐上飞机写计划，返程时上了飞机写总结。到了部队就是一门心思地工作，休息的时间总是一头扎进招待所学习。“编辑是个没有星期天的职业，八小时之内成不了好编辑。”黄涛常说这句话，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编辑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艳秋对我讲了一个“黑色幽默”：“假如我要是走在老头子的前面，我要挑着时辰走，否则他都没空送我。一个是他在看稿子的时候，再一个是他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这两件事他遇上的话，什么事情都惊动不了他。”几十年养成的学习习惯，他爱看书读报。《光明日报》是他的第一选择，因为那上面有很多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大约有二十年了，《光明日报》一张都不少，每月一捆，按时间顺序放着。他自己亲手整理，任何人未经他允许是不准翻动的。
黄涛的读书学习经历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在太原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除发展成员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当时，他阅读的进步书刊有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等通俗社会科学读物，还有鲁迅、茅盾的著作，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其他进步书刊。也是因为读这些书籍，让他的心跟随革命走了。
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道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他在理论学习上的第二次启蒙。至于如何把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如何把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思考，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评定职称已经成为专业技术干部的一道门槛，要讲条件，比贡献，还要考英语和计算机，所有的硬件都具备了，最后就是名额，没有名额其他全是白搭。评定黄涛的高级职称绝对是一个先例，首先他没有大学学历，再者他不会计算机，还有英语他肯定也考不过关。但全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对他网开一面，就讲贡献一条，全票通过，总政治部批准确认他为编审。那是一九八九年。那一年，他已经离休了两年。
我军的军事历史纪实，最早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就开始了。当时有过一部《红军长征记》，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内部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三野搞过《渡江一日》、《淮海一日》等纪实文章的收集。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建国以后出版的《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
提起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恐怕很少有人不知晓。这些志愿军里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这些辉煌的名字背后同样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黄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这些富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英雄，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年轻共和国的人民。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已坐在总部机关办公的黄涛，几乎每天都被这些最可爱的英雄们打动着。忽然有一天，领导上把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的工作交由黄涛负责。
这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向英雄学习的具体体现，黄涛是这样想的。这项编书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感到心里没底。但转念又觉得，国家刚刚解放，哪一项工作不是全新的工作呢？我从参加革命起，什么时候挑肥拣瘦过？他坚信自己一定也行。
黄涛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也读过一些现代传记文学书籍，他在编辑部会议上提出，传记文学属史学范畴同时属文学范畴，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必须遵守真实性与文学性统一的原则。他和编辑们反复研究，商定方案，组织作者和编辑深入部队核实和补充英雄们的事迹，对稿件进行文字加工。《志愿军英雄传》是一部短篇的传记文学集，初稿是志愿军各部队采写的，编选中既要考虑稿件的质量，又要考虑志愿军各部队的平衡。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强大的英雄集体，各军种兵种联合作战，被记功者上万人，经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英雄、模范工作者称号的三百六十多人，授予特等功臣、一等功臣称号的五百多人，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共和国英雄”十二人。
黄涛同编写人员几经研究，采取“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分送志愿军总部与军事科研单位、英雄所在单位审核，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连、营、团党组织和军队指挥员，读给他们的战友们听，对事实、内容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推荐给报纸和文学期刊登载，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这“三编”充实了传记的内容，修整了一些事实，不少文稿在书出版之前，在社会上就已引起了较大影响，当时被评价为“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
在采写被朝鲜授予的“共和国英雄”过程中，记载邱少云的文字和资料甚少，黄涛坚持真实性与文学性统一，要求反复核查。邱少云的事迹具有鲜明特点，当时离他牺牲已近两年，他生前战友或牺牲或调走，需要的细节无从查考。在调查中黄涛得知，邱少云被敌人燃烧弹燃起的烈火烧身的时刻，团参谋长在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到了。他凭借着这一线索，派人四处追踪采访，终于找到这位团参谋长，得到了证实。后又通过这位参谋长找到曾经同邱少云在一个连队、在邱少云牺牲的地方共同潜伏的战友孙友发，终于把邱少云的事迹前前后后地采访清楚了。《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载入了该书，后成为广为流传的名作。
《志愿军英雄传》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黄涛为这部书写了近万字的前言。全书分三集，选收了六十篇文章，记述了六十四位英模的事迹，共一百多万字，发行十多万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选本，一九八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了这部书。广大读者好评如潮。
《志愿军英雄传》的竣工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为传记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开了先河。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说：“在艺术上，《志愿军英雄传》的突出成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此后，黄涛走向了一条毕生为英雄歌唱的道路。
他负责了《中华爱国英杰辞典》的具体编辑工作，共收入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千四百一十九位英烈的事迹，此项工作前后用了四年时间。
他主编了《奋斗十年》一书，这部书是原红二军团老同志回忆红军时期斗争的回忆录。共一百六十八篇文章，九十八万字，分装两册。
他负责了《解放军烈士传》的具体编辑工作，这部书由全军各大单位组稿，军内外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有千人左右。全书收入各战争时期的烈士九百三十人。共五百多万字，分十集出版，编辑工作历时九年。这部丛书一九九六年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他受总政领导的委托，负责了军队系统《革命烈士传》的组稿工作。
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硬骨头六连》、《朱伯儒》、《张海迪》等书，讴歌时代群体和楷模。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黄涛《为英雄唱歌——史传写作的回顾》一书。出版界认为，这一著作是史传编纂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特别珍贵的编辑出版史料。黄涛发表多篇书评和研究论文，《怎样提高军事出版工作的水平》，获一九九一年“首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
黄涛的事迹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时令尽管是夏季，但这是黄涛人生的春天。一九七五年七月，他行走在战士出版社（即解放军出版社）的大院子里，军委落实干部政策，让黄涛回到了久违的工作岗位，他被任命为这个出版社的副社长，主持全面业务工作。
战士出版社的前身是总参谋部的出版局，负责全军军事图书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一九六六年，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决定在出版局的基础上成立了战士出版社，由总政领导，负责出版发行有关国防方面的书刊。“文革”来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十年动乱期间这个美其名曰为出版社的单位，一个正式编辑也没有，机关编好的政治读物，找个人负责送到工厂，开机一印刷，走一下发行的路子，活就齐了。十年中，仅出版发行了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以及定量规定出版的政治读物。
是机遇的安排还是命运的驱使，或兼而有之。黄涛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机会来了。他建议成立编辑处：“一个出版社没有编辑队伍，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等于是一个翻印社。”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好主意不一定人人都能接受。很简单的道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黄涛找班子里每一位同志交心谈心，讲得很诚恳：“我们谁都是想着把工作做好，谁都想着能够做一点事情，真正的出版社只有自己有人才，才能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好。”论资历黄涛是个老同志了，过去在机关一直搞这个本行，“文革”中受到那么大的挫折，人家还有这个精神头，确实不容易，再者业务工作也是他分管，班子里的人也都统一了认识。出版社率先成立了《星火燎原》编辑处，黄涛召回了陈汉民，先后调来了古灵、林仁华、杨向欣、朱冬生、范传新等业务人才，《星火燎原》修订再版工作吹响了战士出版社真正的业务号角。
由《星火燎原》引发的将帅文集《刘伯承用兵录》、《刘伯承的军事文集》等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这事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波及到了国外。亚洲的很多国家，特别是日本，马上派人来购买。境外有媒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重视和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了。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在世界上有着影响，他的用兵录整理出来，肯定会受到关注。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将这些书订购成为学员的必读教材。
初尝喜果的黄涛乐了，出版社的上上下下都乐了。
那几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黄涛犹如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不停地摆动在工作岗位上，要不了几个月就会选择一个新的挑战。在《星火燎原》的基础上，他把出版社向前推进，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随后，成立了军事科技图书编辑处；
随后，成立了政治图书编辑处；
随后，坐落在繁华的平安大街上，由徐向前元帅题字的中国军事书店建立。
随后，《解放军生活》杂志创办并走进了连队。
这些都倾注着黄涛的心血，这些都洒下了黄涛的汗水。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战士出版社更名为解放军出版社。担任了八年业务主管的黄涛副社长，由一纸命令改为顾问。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历史上第一位顾问，也是仅有的一位顾问。职务变了，他没有像打油诗里说的那样“顾问，顾问，顾得过来就问”，他照样像钟一样准时地坐在办公室上班，他照样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一样伏案在办公桌前处理稿件，他照样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自己意气风发的工作激情。
组织上曾经下达过黄涛副军职的命令。
据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吕英介绍：那一次是“文革”前，当时吕英在总政机关工作，他亲眼见到了这张命令，任命黄涛为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家里电话已经安装了，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都改口叫他黄部长了。“文革”来了，电话拆了，命令作废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黄涛同志离职休养。总政领导要找他谈话前，老伴马艳秋对黄涛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把你的情况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当然，老伴少不了要叨唠这些：和你一起在太原中学的同学有十几个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了，还有你的部下，几年前就是大区副职了。黄涛说：“放心吧，我这次一定听你的，向领导反映。”
离休命令下达了，但什么动静也没有。马艳秋就主动找到总政领导，领导已经答应第二天下午与她面谈。黄涛知道后，发火了。据马艳秋说：“老黄这人脾气很温和，我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我参加革命又不是为了做官的……离休命令都下了，我一辈子没因为个人问题给组织上提过要求，要你添什么乱子，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吓得马艳秋第二天也没敢去。这个时候，马艳秋才知道他答应去向领导反映也是在忽悠她。
刚到出版社上班那会儿，出版工作、发行工作、工厂管理工作都是黄涛分管，他所在的星火燎原党支部搞组织活动，部室领导知道黄副社长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为此，黄涛批评了编辑部主任：“开支部会，你们一定要告诉我，这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权利。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在一二○师任组织科科长的时候，有一天，贺老总的警卫员来到组织科找我，说老总要去延安，让他来开一封党员介绍信，这件事我受到了很大教育，贺老总是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仍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的。事后我才知道，贺老总去延安是中央任命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今天，我首先要做自我批评，由于考虑业务方面的东西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关心得不够。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既是领导，在党内都是同志，也是战友。再一个就是有时候对你们的意见听取得不够，今后我应该多找你们聊聊，多听听你们的一些意见和想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失误。”从那以后，党支部的活动首先想着通知黄副社长。
黄涛确诊为晚期膀胱癌后，有一次，他得知为自己做检查，有一项费用要花国家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元钱。黄涛懊悔了半天，他说：“这样花钱，我心痛，只能让我死得更快。”其实，按照有关规定，黄涛的医药费是实报实销的。再者，做什么检查是医生根据病情所决定的。可他总是说：“国家的钱，是人民的血汗钱。”因为他一直尿血，尿了很长时间，营养已经跟不上了。主任医生说不行，您要喝点营养液，他一打听，一瓶营养液要花国家五六百块钱，他说什么也不愿喝。为了安慰医护人员，黄涛故意做出吃饭很香的样子，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
三女儿黄园园哭着求他：“爸爸，您这是何苦呢？不花国家的钱，咱自己家花钱行吗？你喝点，对身体有好处，我们不能没有爸爸呀！”
“我能活这么大岁数完全可以了，你们也不要难过。”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感动得流泪了。护士们的感动还有一层意思，这位首长，人非常和善。因为黄涛血管硬化，毛细血管通透性不好，弹性差，针不容易扎，高明的护士扎三四针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刚扎进去了，稍微一碰就穿出来了，要么一会儿漏了、一会儿渗了，护士都很不好意思地道歉，黄涛总是笑着说：“没关系，慢慢来，是我的血管不好，不能怪你们！”
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杨向欣说：“黄老是一个党性原则特别强的人，班子里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他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起因是，有些班子里的成员知道出版社福利待遇比较好，就将子女和亲戚安排来出版社工作。黄涛在会上说：“当初你们把孩子安排进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现在你们还是把孩子安排进来了，我仍然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这样做，说话就没有了底气，办事就没有了公道。我们只有为组织上工作的权力，组织上没有给我们为自己办私事的特权。”后面那句话黄涛还经常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也从没有谁沾过这个老革命爸爸的光。就是亲戚朋友也没有任何人走得了他的后门。
二女儿黄小燕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在北京市公交汽车公司下属的驾驶学校做校医。一到忙时，就要上车去帮忙卖票，冬天戴着手套的手也冻得裂开了大口子，女儿想通过黄涛的关系换一份工作，或是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当一名职员干部。望着眼睛哭得通红的女儿，黄涛心头不免掠过几分酸楚。但他迅速缓过神来，一字一顿地说：“孩子，你想过没有，爸爸如果动用关系过问了你的事，管得了一次，也管不了你一辈子。而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一辈子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后来，黄小燕一直在公交公司工作到正常退休。
然而，黄涛对待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又总是伸出援助之手。黄小燕说：“以前我们家有个江苏的小阿姨，她都走了好几年了，后来她家受灾了，就给我父亲写信，他马上寄去了五百块钱。还有个河北的保姆，家里很穷，我父亲给她花钱报缝纫学习班，学完了以后，又让我们四姐弟每人买一块布，让她做衣服练手艺，她做得乱七八糟的，谁都不能穿。我们就投诉到父亲那儿，他笑着说，‘让她给你们重做’，我们都吓得不敢说做得不好了。家里来的小阿姨，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能坐在那儿读报的，或是也喜欢看新闻的。有时候我妈妈就说保姆不干活，怎么老坐在那儿。我父亲却说，读书、看报是件好事，他还给人家拿本子拿笔，让人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不行。出版《军地两用人才》丛书后，爸爸收到过全国许许多多读者的来信，有人要书，有人求教，有人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一一耐心回复，还自己掏钱买书让我们寄走。至今我还记得有个家在山东的退伍战士无钱买树苗，爸爸让我寄出五百元钱和有关种树的科普资料。
黄涛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家的概念，那个家叫国家。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黄涛在总政机关工作。有一天，他碰见了儿时的伙伴、海军机关的干事黄伟雄，论辈分黄涛应该叫黄伟雄叔叔。黄伟雄怔怔地看着黄涛，突然问他：“你原来是不是叫黄宏基？”黄涛点点头。这次意外的相遇，黄涛才被家人找到。
在老家，关于黄涛的去向已经有了多个版本，有的说他去了台湾，有的说他已经阵亡。知道了黄涛的下落时，黄涛的母亲那时已经老了，且身体多病。思子心切的老人还是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京。“儿子没空看我，我就去看儿子。”虽然待在一起时间不长，但了却了老母亲心头的思念和牵挂。组织上把老人的户口迁到了北京，但是老人不愿在城里吃闲饭，她又离开儿子回到了老家。
一九六○年十月，黄涛的大姐姐打来电报：“母病故速回。”接到电报后，黄涛把电报收了起来，因为编辑《星火燎原》正忙碌。后来，马艳秋知道了这事，对黄涛表明了态度：“共产党人也没有说不要妈妈呀！”她就擅自给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刘汉打去电话，请了假。为这事，黄涛还一路上嘀咕：“人都已经死了，就不要耽误工作了。”
坐火车到达阳泉后就没有汽车去平定，他们步行十多公里到了平定县城，天已经黑了。那一天，天降大雨，马艳秋永远都记得当时的情景：雨水像瓢泼似的倾泻着，路上根本就见不着行人，走在脚下的泥泞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鞋子里灌了水，随着脚踏路面发出像哨声一样的声响，天黑得像头顶上罩了一口大黑锅一样。黄涛在前，马艳秋随后，行走在那雨夜里，都淋得跟落汤鸡似的。马艳秋突然对黄涛说：“你知道吗，这是老天收拾你，谁让你这么不孝顺呢？该！”黄涛一声不吭地听着马艳秋数落。
母亲的尸体已经停放在棺材里了，只待长子黄涛见最后一面，即可入土为安。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黄涛坚持要找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来。因为，母亲下葬的墓地要经过一大片庄稼地，抬着棺材的人和送葬的人势必要破坏村子里的庄稼。黄涛说母亲一生勤劳，她不会眼看着将快收获的庄稼给破坏了。于是，黄涛临时决定将母亲暂停放在自家的屋子里，待秋天庄稼收成了以后，再下葬。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发出的异味，他们特意用石蜡将棺材密封好。
守着母亲灵柩的那个雨夜，黄涛觉得自己也像死了一样。
据《平定县志》记载，黄涛的父亲黄伯煐，字益臣，幼年家贫，三岁亡父，长年寄居外祖母家。十四岁到本县一家小钱庄学徒，后在金融业务方面显示了卓越的经营才能，一九二四年被提升为经理。后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天津的四行筹备处主任。他在直属省银行任高级职员后，对家乡金融业甚为关心，积极推动集股办钱庄，他所发起的钱庄成为平定最大的钱庄。黄伯煐一九三九年病逝。
黄伯煐一生省吃俭用，把挣回来的钱都交给了黄涛的母亲。黄母却又将这些钱财购置了田地?熏修建了房屋。黄涛出生的那个院子，至今仍坐落在平定县城的黄家巷里，它的正门进去的那个院子已经成为县老干部局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有一个四合院是老县长张裕财的住所，其他三个四合院子则散住着几十户的居民。完整的院子构成了黄家巷的全称。这个院子土改前，被黄母全部捐给县政府了。老人说：“孩子们都参加革命了，我要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房子全部交公以后，因为她把握不准，在黄涛原来住的房屋床底下，还埋着两箱金银财宝，因为怕被日本鬼子挖走，老人再一次向政府汇报了，以表示她支持土改的决心。我到平定去采访时，一位八十六的老人还谈及这事，说当年是平定的一大新闻。后来，黄母自己搬到了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的下马郡头村，寄住在远房亲戚冯成都家的窑洞里生活。这两间窑洞至今仍然被当年主人的后代保存着。虽然已经不能住人了，但能看到当地老百姓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仰之情。黄母领着黄涛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这儿生活了八年。黄涛的二弟弟黄绵基参加革命后就牺牲在下马郡头，村口还刻有一块大石碑，纪念这位牺牲的先烈。
土改后，平定县政府决定，将城关下湾街三十二号的几间平房分给黄涛的母亲。因为，黄母的身份特殊，老人既是地主成分，又是革命烈属，她一生生养了九个子女，有八个参加了革命，有三位为革命捐躯。为了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县政府还分给她两间临街的店铺和房前的八分土地。
老人停放灵柩的房子，正是土改后分得的。
安排好母亲的后事，第二天，黄涛就回北京处理他的《星火燎原》了。母亲逝世时，黄涛最小的弟弟黄隆基还在上中学，黄涛夫妇将小弟弟接到身边，供其上学。第二年暑假，黄隆基遵照哥哥黄涛的意愿，带上哥哥给的一百元钱，将存放在家中数月之久的母亲棺材下葬了。送走了母亲，黄隆基找来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队长，将房子、店铺，还有八分地都交了公。书记和队长有点不相信尚未成年的黄隆基，隆基说：“这是我大哥黄涛专门给我交代的！”
至此，平定县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黄家，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一九四九年“五四”青年节的下午，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女警官马艳秋，正和同事们热热闹闹地欢庆自己的节日，大概到了快五点钟的光景，联欢会结束了。这时，局长突然叫马艳秋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八岁的小马自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领导这样的特殊待遇。
局长说：“我说话开门见山，找你来就是一件事，组织上给你介绍了一个革命的伴侣。”
马艳秋摇摇头：“我还小，我个人的事不用给组织上增加麻烦。”
“找你来，并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希望你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叫黄涛，是东北军政大学第四营的教导员，今年二十九岁。”局长的表情明显比刚进屋时要严肃得多。
一听这个岁数，马艳秋有点急了：“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找爹的，爹我有。”
局长反驳道：“小马你说什么呢？你的情况组织上是掌握的，你没有哥哥，正好找个大哥，他能帮助你，能关心你，能爱护你。你家里那么苦，你应该有个依托。”
局长说到这里，马艳秋把头低了下去，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转。她在心里想着局长是挺爱护自己的，是为自己着想的。转念又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因为再过两天，黄涛就要随队伍南下了。革命战争到了这一步，就算自己做出贡献，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于是，马艳秋点头同意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马艳秋在单位办好了调动手续，取出自己的档案和组织关系。下午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个人的物品，傍晚就连人带东西搬到三四里外的黄涛部队上了。刚出门，正巧碰到了局长，局长连忙吩咐别人，派公安局唯一的一辆马车送马艳秋过去。
马艳秋到黄涛那儿，他们已经吃晚饭了。黄涛就安排他的搭档那一家两口子，和他们两个，四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这就是婚宴了。
没有婚礼。没有新房。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将各自的行李存放在一起。当晚，黄涛马艳秋结成了革命的夫妻。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们就起床了，赶到火车站集结，准备进关。就这样，黄涛和马艳秋一起南下，随部队挺进大别山。
再过一年，这对革命的夫妻将迎来婚庆六十周年。马艳秋将她的婚姻幸福归结为“运气好”。这一生中，他们之间默默理解多于言语，有一种星星离不开月亮的感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北京市朝阳区教委老干部科在北京市市长之家举行金婚纪念活动。黄涛和马艳秋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因为马艳秋离休前是该区教委的离休干部。接到通知后，马艳秋找黄涛商量。这是为了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组织的活动，澳门刚刚回归祖国了，在这大喜的日子里，组织上还能记得我们，我们要对得起组织上的关怀。黄涛同意去了。
那一天，马艳秋特意穿了一身红色的新衣，胸前戴上新娘花，区教委领导给每对老人中女的戴上新娘花，男的戴上新郎花。那一天，对这对革命夫妻来说，完成了Ｎ个第一：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照结婚合影；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一起看文艺节目；五十年来，黄涛第一次上马艳秋的单位；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佩带新娘新郎的花束；五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喝上了交杯喜酒……
当庆典司仪宣布“新人”喝交杯酒时，马艳秋挽过黄涛手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一个世纪的期待，两个黑发人到了白发才盼来了这个难忘的瞬间，感谢组织！马艳秋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马艳秋说，在她的记忆中，四个孩子从小到大，黄涛很少抱过。他永远都是在加班、加班。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他们随中原部队来到武汉，大女儿黄长江降生。天闷热，外面大雨滂沱，武汉的蚊子恨不得能吃人。马艳秋难产，生了三天三夜，孩子才下地。那时，黄涛在中南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任政委，三大队有两个男生队和一个女生队，都是武汉当地的学生，学员们正陆续到校报到，他无暇顾及妻子生产的事。在部队的卫生队里马艳秋完成了第一次做母亲的艰难过程，她至今清晰地记得，护理她的护士用芭蕉扇子为她打扇，陪她聊天，一聊就是整个晚上；她还记得，她没有满月就下地用凉水为孩子洗尿片；她也记得，十九岁现在看来也许还是孩子的年纪，她已经初为人母，女儿莫名其妙地哭，她也只好陪着一起哭。一周后，马艳秋从卫生队回到家。这天晚上很晚，黄涛才回来，油灯下，黄涛第一次和女儿会面，那天晚上，他为女儿取了一个终生烙下革命印迹的名字：“部队已经打过了长江，就叫长江吧！”
如今，黄长江这样评述她的父亲：“我们过的那种日子是从幼儿园开始住幼儿园，然后住小学，再住中学，最后当兵就离开家了，很少跟父亲在一起，我的感觉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的人，他们从来不管我?熏我们都是自己长大的。”
在黄长江的记忆中，她的爸爸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只痛快地答应过帮她做一件事。那是一九八○年的二月，黄长江的女儿田晶刚刚满三个月，那时休产假是五十六天。单位上要安排她到河南灵宝执行任务，时间是八个月。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黄长江无所适从，她的心里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去，她要向爸爸求助，因为她所在的医院上级领导正是黄涛的老战友，爸爸只需要打个电话或是暗示一下，换成别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黄长江怀抱着女儿挤上了公交车，其时黄涛住在解放军出版社位于平安里的大院里。在车上黄长江还在想着爸爸会不看女儿的面子，也会看在外孙女儿的分上，肯定会帮这个忙的，俗话说隔代亲。没想到未等女儿把话说完，黄涛就封口了：“你的个人情况，组织上不是不了解，既然组织上知道你孩子小，还安排你去，说明组织上需要你，这个情让我怎么去讲呢？组织上的困难和你个人的困难发生矛盾时，你应该首先想到组织。”黄长江看了看父亲，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去吧，孩子我可管不了！”这时，黄涛看了看老伴马艳秋，说：“你去找个保姆来，孩子我们替她管。”田晶就这样一直放在外婆身边。这一去，黄长江和女儿分离了八个月之久，回来时，女儿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妈妈伸出双手拥抱时，孩子哭了，曾经把女儿每天都装在梦里的黄长江也不禁潸然泪下。
黄长江是和二妹妹黄小燕一块当兵的。她们当兵比较特殊，“文革”那会儿，黄涛在太原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吴效闵时任某军军长，来北京开会，顺道看看老同学，不曾想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马艳秋也去接受改造去了，家里就四个孩子。吴效闵就将老大和老二带到云南当兵去了，老三和老四岁数太小无法带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底的一天，黄长江突然接到通知，告诉她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今年安排她转业。黄长江眼前一下子感到天塌下来了，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时任科室主任就是著名的好军医华益慰，她就跑到华主任的办公室，华益慰也不知所云，他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让你这么年轻的骨干转业呢？院里没有人和我商量。既然已经定下来了，你从明天开始就先别上班吧。”离开了华益慰的办公室，她一路哭着回了家。黄长江对黄涛说：“爸爸，这件事，您要帮助我，我舍不得脱下军装，我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求在部队工作这不过分吧！”黄涛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分是不过分，但是组织上已经安排你转业了，你让我对组织怎么说呢？爸爸做不到呀，孩子！”黄长江连饭也没吃，转身就走了。“你们有我这个女儿吗？”马艳秋追到门外，望着女儿远去的身影，也哭了。但回到家她又擦干了眼泪，换上了笑颜，她怕老头子说她溺爱孩子。
第二天，黄长江就带着女儿到北戴河的一个战友那儿住下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不久，在华益慰的据理力争之下，年轻的业务骨干黄长江没有被安排转业。然而，黄长江“失踪”了，谁也找不到她，害得马艳秋找遍了她的同学、战友和认识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黄长江，让她归队了。
儿子黄小四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应该说，黄涛在儿子身上投放的精力远远大于三个女儿，小四很淘，打架、逃学，男孩子身上的顽劣性都集合到了他的身上。这不，快秋收了，黄小四和小伙伴们把老乡家的庄稼破坏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常有人这样上门告状。黄涛不打孩子，他用的教育方法，用现在已经是总参石家庄干休所政委的儿子说比打还难受，从早起开始，念到晚上，除了三餐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念《欧阳海之歌》，爸爸念得热泪盈眶，儿子听得泪流满面。
父亲的这种正统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儿子。作为一名老革命的后代，儿子的血管里流淌着与父亲一样的热血。“文革”那会儿，黄涛和马艳秋都被打倒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只有十岁的小四，和同伴们在北海公园玩闹，不小心着凉了。突然高烧四十一摄氏度，晚上被几个玩伴送到了三○一医院，被确诊为急性中耳炎，并引发为败血症，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其时，小四的大姐黄长江在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夜里十一点多，接到了医院辗转打来的电话，她借了辆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到了医院。医生先是高兴来了家长，可以尽快进行治疗了，没想到这个家长是位比病人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
“你是黄小四的什么人？”医生问黄长江。
“我是他的家长，你们不是要家长签字吗？我就是来签字的呀！”
医生被小姑娘的回话逗笑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你做得了主吗？”
“当然，我来就是做主的。”黄长江郑重地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黄小四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病愈后不久，马艳秋给在乡下的父亲写了封信，大意是：运动来了，黄涛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也要随时接受传唤，命运不得而知。黄家就这一根独苗苗，希望代为看管。马艳秋的父亲很快将外孙接到了东北，和农村的小舅舅生活在一起。那段时间他下地干农活，种庄稼，喂过猪，放过牛，吃生产队的大集体食堂，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九七二年底，在大姐黄长江的帮助下，黄小四参军来到部队。
母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儿子当兵了，小四当兵了！此时黄涛还在蹲牛棚。那天晚上马艳秋兴奋得彻夜无眠，她想到儿子从小到大都叫黄小四，这个名字叫到队伍上去了以后，感觉像是没什么志向。马艳秋苦苦地思索着，人们常说，大海是慷慨的，它赐予人类的，总是丰盛的。做妈妈的希望儿子能够像海洋般宽阔地投身到革命的阵营里，还多少有点他爸爸当初改名的意境。第二天，她给儿子发了一封电报：妈给你改名黄海洋，希望你有宽广的胸怀，望照办。
五年多的时间，海洋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班长、排长、参谋，成为我军优秀基层干部。一九七八年，正在昆明军区某军事院校参谋队进修学习的黄海洋，接到了执行重大军事任务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在关键的时候总是展示得淋漓尽致。黄海洋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本来我已经订好了回家的车票，可是学校临时接到了任务。过年我就不能回去陪您和爸爸过了，在这里向您和全家表达我的新年祝福。我身上带的粮票和布票暂时也用不上，寄给您，家里能用得上。有空我再给您写信。
那时，他们的家还住在总政的家属院里，立功的喜报送上门的那一天，黄涛正在家中，居委会的几名同志高兴地握着黄涛的手说：“祝贺您！”黄涛看到喜报上写着黄海洋，连连摇头：“你们搞错了，我儿子叫黄小四！”起初，马艳秋也觉得不对味，黄小四的名字叫了十几年，还没反应过来呢。她想起了自己的那封电报，忙给老头子做了解释。这个时候，黄涛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改名叫黄海洋了。
晚上，黄涛在家中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浓浓的酒意，黄涛很自豪地说：“这小子还行！这小子还行！”那清清朗朗的笑声，在黄涛嘴里是很少发出的。
第二年，儿子伤愈后回来休假。其时，全国各地正在热播电影《三笑》，很少看电影的黄涛破例陪儿子看了一场电影。
随后，黄海洋因在院校进修过，又有实际经验，被调到总参某军事院校担任教员。学校成立之初，先要进行基础建设。领导上就安排黄海洋带领几十名战士到大兴安岭采伐木材。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海洋领着他的那帮采伐兵们，吃住在林区，活脱脱就像是一个伐木工一样，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树枝划的血口子，衣服也被剐得一条条的，风一吹，像飘带一样。一位见过黄海洋的熟人，回来对黄涛说：“我看到小四子，在那里那个苦呀，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黄涛笑笑：“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
海洋在父亲的影响下也非常喜欢历史，在工作之余自修完成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生的学业。
在这个家族里成为文凭最高的人。黄涛知道儿子考上了党史班后很高兴，说：“我们的党史确实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儿子在平时作业还有做论文时，很多难题都是向父亲请教的。而这个时候的黄涛是百问不烦，自己也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反复查阅资料，直到帮助儿子搞明白为止。党的十七大闭幕后，有一天，黄海洋到三○一医院看望父亲，黄涛问儿子：“你毕业以后，我看你也没再研究党史了，工作再忙都不是借口，在职做学问要学会挤时间。十七大报告我学习了以后，觉得有很多课题值得去研究。比如，党的创新理论，比如科学发展观……”一口气说出了十来个命题，黄海洋站在一旁直吐舌头。
二○○二年，已经是正团七年的黄海洋，在总参下属的干休所任职，人和家都安在了北京。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平调到总参石家庄干休所任政委。海洋问领导：“是征求我个人意见，还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领导暗示已经开会研究过了。黄海洋二话没说：“那好吧！”他深知“组织”两个字的分量，他也深知父亲的态度。很快，他就离开了北京到石家庄去工作了，这一去已是六年。也就是说他在正团职岗位干了十三年。想一想自己的父亲在正师的位置上干了三十年，黄海洋的心态总是显得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