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危机与希望：他们的与我们的

危机与希望：他们的与我们的

诺姆·乔姆斯基 著 吴万伟 译

或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明确区分“他们的和我们的”“他们和我们”非常困难，因为有太多的细微差别和变化。我不能代表“我们”发言，任何人也不能，但我还是假设这是可能的。

“危机”这个词也存在问题。什么危机？当今存在众多非常严重的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为了简单起见，我再次假设相反的情况。

《纽约书评》6月11期提出了进入这个泥沼的一个方法。本期组织了一次专家研讨会来讨论如何对付危机，其封面标题是“如何对付危机”。它很值得读一读，不过我们要注意这定冠词。对于西方来说，“这个危机”的含义再明显不过：指重创富裕国家并带来重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因此最重要。但是即便对富裕者和特权者来说，它也绝不是唯一的危机，甚至不是最严重的危机。比如在2008年10月26日孟加拉报纸《新国家》上，我们看到：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花费数万亿的钱来堵世界著名金融机构的窟窿，而今年早些时候在罗马承诺的解决粮食危机的小数目123亿美元中，只到位了10亿美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规定的目标，到2015年末至少要消除绝对贫困的希望似乎像从前一样遥不可及，这不是因为缺乏资源而是缺乏对世界穷人的关心。

这篇文章继续预测2009年10月的世界粮食日“将刊登世界穷人困难的震撼性消息，结果很可能是很少要求行动的‘消息’而已，即使有要求的话。”西方领袖似乎决心要实现这些凄惨的预测。6月11日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联合国世界粮食项目在减少粮食援助比例，因为捐助国遭遇金融危机，资金困难，取消了一些项目。”受害者包括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等。大幅度削减预算是在饥饿人数在十亿人，过去六个月增加了超过一千万人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西方经济危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汇款减少。

正如《新国家》预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震惊的消息”甚至没有达到“仅仅是消息”的水平”。在《纽约时报》上，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的在处理日益严重的“人类灾难”时，吝啬的西方捐助减少的消息在“世界简讯”栏目下只不过占了150个字而已。这不是最罕见的。联合国在宣布世界沙漠化日的时候也发表预测，说沙漠化正在让超过10亿的人的生活陷入危险中。按照尼日利亚报纸《今日》的说法，其目标是“阻止世界范围的沙漠化和干旱，通过提高公众的觉悟，在成员国内实行处理沙漠化的行动规范。”提高公众觉悟的努力在美国全国性报纸上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样的忽略实在太常见了。

回顾一下英国入侵者在进入当今孟加拉时的情景或许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被这里的富裕和繁荣感到震惊，但是现在它成为苦难的象征，这不是上帝的行为造成的。

正如孟加拉的命运所显示的，可怕的粮食危机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力中心“缺乏真正关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全球经理明确的关心---自己的福利的结果。记住亚当·斯密对英国政策形成的准确观察永远是好的。他认识到在他那个“商人和制造商”的时代，政策的“主要建筑师”要确保自己利益“得到特别关照”，不管这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多么“剧烈”，包括英国人，以及更加明显的“受到欧洲人野蛮对待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印度。斯密自己最关心的是欧洲人征服的领域。

斯密特别指的是重商体制，但他的观察是笼统的，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的少数坚固的持久原则之一。但是，这不应该过分笼统化。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其中国家利益，包括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超越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的经济力量集中的狭隘考虑。伊朗和古巴是有指导作用的例子，但是这里我暂且搁置这些话题。

粮食危机首次爆发和最剧烈地爆发是在2008年初期的海地。像孟加拉，当今海地是苦难和绝望的象征。像孟加拉一样，当欧洲探险家到来的时候，该岛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欣欣向荣。后来它成为法国人财富的的来源。我不想回顾这段悲惨的历史，但是当今粮食危机可以直接追溯到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入侵：野蛮和破坏性的屠杀。威尔逊的众多罪行之一是用枪口威逼海地议会解散，因为它拒绝通过允许美国企业接收海地土地的“进步法案”。威尔逊的海军陆战队主持了自由选举，该法案以被允许投票的大众的5%的99.9%的比例通过。所有这些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

后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开始了通过坚持比较优势的神圣原则把海地变成“加勒比海的台湾”的工程：海地必须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而工人，大部分是妇女在条件恶劣的、美国拥有的生产线上工作。海地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是在1990年，威胁到这些在经济上理性的项目。贫穷的多数首次进入政治领域，选举自己的候选人民粹派牧师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华盛顿采取了此类情况下的标准操作程序，立刻颠覆该政权。几个月后就出现了预料之中的军事政变，结果是受到老布什支持的恐怖统治。它甚至得到克林顿的全力支持，虽然有种种伪装。到了1994年，克林顿认定民众已经被充分恐吓住了，派美国兵去恢复民选的总统，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那就是他必须接受新自由派政权，尤其不能采取经济保护政策。海地农民种植水稻的效率很高，但无法和美国的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竞争，这些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自由贸易的吹鼓手里根，他极端保护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干预记录却很少被人考虑。

在十亿人面临饥饿的时候，拯救银行并不是最重要的。

随后发生的事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199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报告观察到华盛顿提出的“出口推动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将“无休止地挤压国内种植水稻的农民。”新自由政策拆除了经济主权中的剩余内容，使得国家陷入混乱，又因为小布什出于玩世不恭的立场封锁国际援助。在2004年2月，海地的两个传统折磨者法国和美国，支持了军事政变，把总统阿里斯蒂德弄到非洲。到这时候，海地已经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对价格波动变得非常脆弱，这是2008年粮食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世界很多地方故事都非常相似。在狭隘的意义上，粮食危机源于西方缺乏关心或许是真实的：少量施舍就能解决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受害者的困难。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危机来自亚当斯密总结出来的企业主导的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太容易回避的东西---在十亿人面临饥饿的时候，拯救银行并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不要忘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承受饥饿困难的数千万的人。

在金融和粮食危机中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可能方法同样靠边站了。这是瑞典和平研究院（SIPRI）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军事开支的权威年度报告中建议的方法。军事开支的规模惊人，而且在不断增加。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开支的总和，是最接近的竞争者中国的开支的7倍。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进行评论了。

人们关心的议题的分配显示了另一场危机，文化危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狭隘的利益的倾向。这是我们社会经济机构和意识形态支持体系的核心因素。其中一个表现是为公司管理者自己发财而设计的一系列恶意的刺激措施，不管它们对别人造成多么糟糕的影响。比如愚蠢的民众提出的“不能让大企业破产”的保险政策。

在市场失效的内部存在一些更深刻的问题。现在才姗姗来迟地认识到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的是系统风险的低价原则: 如果你和我做交易，我们把成本算在我们身上，不在别人身上。金融业如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如果经营良好，将计算出一旦贷款变成坏账将造成的潜在成本，但是对金融体制产生影响可能是十分严重的。市场的这种内在缺陷是非常著名的。10年前，就在人们对市场效率大唱赞歌的高潮中，两个著名经济学家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和兰斯·泰勒（Lance Taylor）在一本重要的书《处于风险中的全球金融》中提出了市场缺乏效率的这些后果，并提出了对付这些问题的大概提纲。他们的建议与作为克林顿政府策略的取消管理的喧嚣产生明显的冲突。如今奥巴马却要依靠这些帮助制造了这个灾难的人来进行紧急救治。

在很大程度上，南方大部分国家遭遇的粮食危机和北方国家遭遇的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来源：1970年代以来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它终结了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赖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预测到其核心原则---资本控制和货币管理---将导致迅速的、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也能让政府有能力创立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社会民主项目。它们在两个方面都被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许多经济学家称此后直到1970年代的那些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不仅看到了空前的和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而且引入了福利国家措施。正如凯恩斯和怀特认识到的，自由资本流动和投机将限制这些选择。若引用专业文献，资本自由流动将创造出由放贷者和投资者组成的“虚拟参议院”来对政府政策实行“个案全民公决”。如果他们发现政策不理性，也就是说旨在帮助人民而不是追求利润的话，他们就通过资本出逃或者攻击货币或其他手段投票反对这些计划。因此，民主党政府有“双重选区”，一是选民，一是总要占上风的“虚拟参议院”。

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对金融体制的标准历史中写到，在更早的时候，市场失效和失败的成本就已经被转嫁到民众身上了，不过当时比较困难，因为政府被“男人普选权和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议会工党的兴起“政治化”，后来又因为大萧条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民众而变得激进化。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对资本流动性的限制替换了对民主的限制，以此作为隔绝市场压力的一个来源。”存在一个必然结果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拆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限制恢复了对付民主的强大武器。

常常被称为“民主提升”的新自由派的民主回落使得商界拥有其他控制手段，使得大众边缘化。一个例子是美国通过公共关系行业对选举狂言的管理，这种管理在奥巴马时达到顶峰，他赢得了该行业的“2008年年度市场人”的大奖。该行业的经理们在商界报刊上欢欣鼓舞，称奥巴马是那些人的最大成就，他们“曾在30年前在为里根设计选战策略时就帮助把候选人包装成消费品牌来推销了”。《金融时报》解释了一个营销经理的话，说奥巴马的胜利应该比里根以来的任何一个总统“对董事会的影响都更大。”里根曾重新给出了首席执行官的定义。里根说“你必须给予（你的组织）一个远景”,所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了“帝国首席执行官执政”的说法。管理公司和包括把候选人当做商品一样推销在内的控制政治的相互强化提供了未来民主管理的伟大前景。

一般来说，自70年代以来，在实行新自由派规则的地方，经济表现越来越糟糕，社会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

对于国内外的工人、小农场主、穷人来说，所有这些都肯定造成灾难。在过去半个世纪拉丁美洲和东亚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别的原因之一就是拉丁美洲没有控制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常常接近其债务的极限，还被作为对付民主威胁和社会改革的武器。相反，在韩国迅速增长的阶段，资本流动不仅遭到禁止，而且违抗者可能受到死刑处罚。

一般来说，自70年代以来，在实行新自由派规则的地方，经济表现越来越糟糕，社会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在部分接受这些原则的美国，大部分人的实际工资在过去30年里几乎停滞不前，并没有像从前一样跟随生产力增长而提高。虽然工作时间增多了，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欧洲。但是一直落后的福利已经拉在人家后面更远了。7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指标---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笼统措施---也是跟随经济增长，但是随后开始下降，到了世纪末已经下降到60年代的水平。经济增长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业。金融业在1970年代时占GDP的几个百分点而已，现在已经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而生产性工业开始下降，伴随它的是大部分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经济已经被泡沫、金融危机和达到新高峰的公共救助破坏了。一些国际著名的杰出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解释和预测了这些结果。但是关于“效率市场”和“理性选择”的神话占上风。这不是意外：因为它对提供“政策设计”的少数特权者和权势者是有很大好处的。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说法本身可能受到挑战。这个阶段的更准确说法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领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众多措施，如研究和开发、采购、补贴、紧急援助来谋求发展和革新的首要因素。这些政策的美国版本主要是在五角大楼幌子下操作的，只要高级经济的前沿领域是以电子为基础的。最近一些年，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朝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国家机构，前沿领域更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结果包括电脑、网络、卫星、信息技术革命的大部分剩余内容，而且还有其他如民用航空、先进的技术工具、医药、生物技术等很多。当我们听到政府可能对金融体制进行干预的可怕警告时，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是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关键角色，尤其在私有管理机构再次让金融体制陷入危机后。这次的危机空前严重，不仅仅穷人遭罪而且伤害了富人，所以引起特别的关注。至少有点奇怪的是，当读到经济史学家尼亚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纽约书评》“危机”研讨会上说“经济史的教训是非常清晰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些东西来自私人经济领域而不是国家。”这种言论很可能是在电脑上写出来，通过网络发出来的。这些都是国有领域的产物，几十年后才成为私人赚钱的工具。他的观点显然不是经济史的清晰教训。

对经济的大规模政府干预不仅仅是二战后时代的现象。相反，国家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美国殖民地一获得独立，就自由地放弃了坚持出口初级商品同时进口英国高级制成品的正统的比较优势经济政策。相反，汉密尔顿式经济实行高额的关税以便让美国的工业经济如纺织、钢铁等能够发展起来。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描述美国是“现代保护主义的母国和堡垒”，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实行世界上最高的关税。保护主义是国家干预的众多形式之一。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到20世纪中期，当时美国远远领先他人，运动场扭曲向适当方向，也就是有利于美国公司的方向。在必要时甚至进一步扭曲，如里根实际上实行了双重保护主义壁垒等措施来挽救无法与日本竞争的无能美国公司。

从一开始，美国就在步英国的后尘。其他发达国家的行为类似，正统政策扼住了殖民地的咽喉，产生了可以预料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比喻意义上）发展的国家日本也成功地抗拒了殖民化。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是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原则的选择性运用---正统经济学强加在殖民地上，自由国家则随意违反---是造成南北重大差别的主要因素。像许多其他经济史学家一样，贝洛赫在经过广泛调查后得出结论“很难找到另一个案例说明事实和主导理论之间的这么大的冲突”，即所谓自由市场是经济增长引擎的主张，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学到的最惨重教训。甚至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智利也严重依赖总统阿连德（Allende）实行国有化的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营铜业公司（Codelco）。

早年，工业革命的以棉花为基础的经济依赖大规模种族清洗和奴隶制，不是采用国家严厉干预经济的形式。虽然从理论上说奴隶制在内战后终结，它在重建后在很多方面以很恶毒的方式重新出现。类似于把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犯罪化和大量使用罪犯劳工,这一直持续到二战。工业革命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严重依赖这种新形式的奴隶制，这个邪恶的故事只是在最近才被以让人震惊的细节暴露出来。这一重要的研究是由《华尔街杂志》部门主任道格拉斯·布莱克曼（Douglas Blackmon）做的。在二战后“黄金时代”，非洲裔美国人第一次能够享受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但是丢人的后重建历史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新自由主义年代一直被某些犯罪学家称为“监狱工业联合体”的机构部分重写。这是美国独有的犯罪，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犯罪，因为生产工业的解体而进一步恶化。

不能告诉人们发达的经济严重依赖冒险，而最终的利润落入私人腰包，“最终的”可能花费很长时间。

19世纪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队弹药库里创造出来的。解决19世纪管理的大问题---铁路---是私有资本无法完成的，所以挑战被转交给了军队。一个世纪前最艰巨的问题电力和机械工程涉及到把大炮放在移动平台上射击移动目标---海军火炮。领导者是德国和英国，结果很快流传到民用经济领域。有些经济史学家把它和当今国家推行的太空项目相提并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作为政府的传统礼物卖给工业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理解的：难怪欧洲和日本都想购买。二战后，尤其是在美国，国家作用有了显著增长，大部分发达经济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国家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相当程度的欺骗社会，因为不能通过武力来控制民众。不能告诉人们发达的经济严重依赖冒险，而最终的利润落入私人腰包，“最终的”可能花费很长时间，有时候需要几十年。二战后，美国人被告知他们缴税是要保卫国家免受企图战胜我们的恶魔的袭击。如在80年代，里根穿上他的牛仔马靴宣称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为尼加拉瓜部队离得克萨斯的哈林根只有两天的路程。或者20年前，林登·约翰逊警告说我们只有1亿五千万人，他们30亿人，如果强权就是真理，他们将征服我们，抢走我们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在越南的行动。

对于那些关心冷战现实的人来说，值得认真考察的一个明显的用冷战控制大众的时刻是20年前的柏林墙倒塌及其后续发展。2009年11月的周年纪念媒体已经开始大肆报道了，随着日期的临近，这种内容肯定更多。但是柏林墙倒塌后推行的政策的微妙隐含意义一直被刻意忽略。即将到来的11月如在过去一样，恐怕也是如此。

柏林墙倒塌后即刻的反应是老布什政府发表了新国家安全战略和预算建议来确定在肯尼迪征服世界的“统一的无情的阴谋”和里根“邪恶帝国”崩溃后的道路。这个崩溃也带走了控制国内民众的整个框架。华盛顿的反应明确无误：一切都将大体保持原样，不过有了新的借口。我们仍然需要庞大的军事体制，不过是为了新的原因：第三世界大国的“技术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即国家支持的高科技工业的委婉语。我们也必须维持针对中东能源丰富地区的干预力量，我们利益遭受的威胁要求军事干预“不能放在克里姆林宫门口”，这正好和用了几十年的借口相反。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这种装模作样，如卡特总统的快速反应部队（后来中央司令部）设计师罗伯特·科摩尔（Robert Komer）1980年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中东，该力量的最大用途不是抗击苏联攻击，而是对付当地的或区域性的动荡，尤其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激进民族主义”。

随着苏联解体，乌云散尽，对于那些有心观察的人来说，政策关注的世纪内容变得更加清晰。冷战宣传框架做出了两个根本贡献：维持了充满活力的国有经济（军事工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保护了海外“政策设计师”的利益。

北约的命运暴露了同样的关心,在今天仍然有高度相关性。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据说北约的目的是遏制苏联对欧洲的入侵。这个议题的合法性在二战结束时就引起争论了。1945年5月丘吉尔下令为“不可思议的行动”拟定战争计划,目标就是“消灭俄国”。该计划在10年前解密，曾在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的《隐藏的手》中被详细讨论过，该书是英国情报界活动的重要学术研究著作。按照奥尔德里奇的说法,他们呼吁英国和美国军队几十万人的突然袭击，同时还有十万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士兵，英国皇家空军将从北欧的基地起飞袭击苏联城市。很快又添加了核武器。10年后的官方立场也不能严肃对待，当赫鲁晓夫接管俄罗斯后，很快提出了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的计划。他非常清楚经济落后很多的苏联不可能维持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当美国拒绝了这个建议后，他就实行了单边裁减行动。肯尼迪以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作为回应，苏联军方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竭力追赶的情形非常清晰地显示其相对虚弱的地位。正如赫鲁晓夫预料的，苏联经济陷入困境。那是苏联后来崩溃的关键因素。

但 是北约的防御借口至少还有一些可信度。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个借口消失了。在苏联的最后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让人吃惊的让步：他允许统一的德国加入全球 超级大国领导下的敌对的军事同盟，虽然单单德国就在这个世纪里几乎两次摧毁俄国。最近弄清楚的是中间存在交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