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近（１３５２～１４０９）的人性与天命观：2.

权近（１３５２～１４０９）的人性与天命观：理学在韩国发展的几个特征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1-19 15:18:00 ]    作者：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Ｓ    编辑：studa0714     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代理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DOZEDU.COM)！
　　宋朝，尤其是元朝的理学家和古代儒家一样，认为政治实践从本质上依赖道德文化。他们把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大学》重新发掘出来，大加引用。在四书中，《中庸》正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它与社会政治精英学习儒学的范本《大学》不可分割。《大学》处理本末及求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次序问题。“本”是指修己，即从个人层面上提高修养；末是治人，即正确的社会、政治次序。这一方法把伦理与政治连系起来，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天地之道，与宇宙和谐一致。由此，对《大学》的理解先于《中庸》，在思辩层面上，以天人合一理论为基础，实现了修己和治人两方面的统一。
　　在权近的很多著作中，体用和本末的含义一样。权近不但借助体用这对概念来处理修己这样的伦理问题，还把它用于阐述经典。正是体用的这一新用法表现了权近思想极其系统化的特点，表明了他对理学作为精英政治思想的理解。
　　
　　(二)《入学图说》与《五经浅见录》：系统的“圣学”观
　　权近最重要的作品除了《入学图说》之外，还有《五经浅见录》，它是韩国流传至今关于五经的最早的注释。在隐居阳村期间，权近于完成《入学图说》后一年，即1391年，开始撰写《五经浅见录》。两部著作互为补充，提供了一个系统、严密的学说。
　　《入学图说》中的图解之一《五经体用合一之图》就是关于五经的。它最重要之处在于将体用这对概念应用于经典阐释。这在中国尚无先例。的确，权近认为，《易经》是五经的基础(全体)，《春秋》是五经的用(大用)，其他三部经典在他眼里不过是《易经》与《春秋》之间体与用的根本连系中的组成部分和细节。其次，权近还把体用这对概念应用到每部经典中，比如在《易经》中，体是理。权近认为这个理是天地之理，从而强调了理的宇宙论意义。《周易》的用则是道，人之道。因此，在这里，体用指的是天人关系。而在《春秋》中，《易经》中的用“道”变成了它的体，它的用是行于圣人之心的“权”。在《五经浅见录》中，权近进一步明确并发展了在体用角度下对五经的分析。体用揭示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通过体用来阐释经典，反映了权近希望通过建立一套综合、严密的体系来解释人的作用及其特殊命运的努力。但是，权近使用这一对概念更体现出他对阐明实现人的作用的正确方法的渴望。权近的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圣学”。此外，在《入学图说》的第一幅图解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权近所倡导的“成圣”之法。只有圣人才能真正与天合一，在他自己身上实现人的命运。敬与诚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另外，人又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类：众人、君子、圣人。如上文所说，诚是与天和谐一致，是圣人所独有的，而君子与众人则必须敬，君子敬则能成圣，众人敬则能避免完全失去人性。
　　权近所谓的圣人是理想的君主。《入学图说》和《五经浅见录》中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他的作品集《阳村集》中，多处都表现了这一点。因此，和元朝的理学一样，权近的“圣学”也是一种帝学。但权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再次使用了体用这对概念。
　　
　　(三)帝学、修心、正心
　　权近认为，人道旨在在圣人身上实现与天道合一，而这一过程必须通过内心的修炼才能完成。我们已经指出，权近与中国前辈不同，他更注重心，而不是性。因此，心是权近思想的关键。此外，权近认为，《易经》是五经的全体，因此是先人所传之言。德国韩学家的研究显示，权近《入学图说》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论证遵循了理学理一分殊的本质观点，而论证本身也表达了这一观点。权近在系统地使用体用这对概念的同时，还大量使用合(综合)、分(分析)交替的阐释方法，从这一点上看，权近似乎更多地采用了《易经》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万物，万物在本质上又是一。在权近的所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与二的辩证，这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的确，学的目的在于使圣心与天心，或者说与理，达到和谐一致。其内在含义就是，如果在君主的心上下功夫，是帝心达到诚的境界(与天合一)，那么帝心就能和天一样，自然而然地发动、使用、产生元气。因此，只有通过修炼内心，人才能真正地和天地一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权近不同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观点，即心的修炼，尤其是《大学》中提到的正心，是王道，即圣学或帝学的关键。
　　体用这对概念在权近思想体系中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完整而又清楚地阐明了这位高丽末、朝鲜初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对理学的理解。也正是它把宇宙论、伦理、政治及经典注释等差异巨大的领域连贯成一体，它在权近思想体系中的特殊用法使我们得以勾勒出14世纪中国理学在韩国传播的几个特征。
　　
　　三　结论
　　
　　韩国士大夫在元代理学中找到了在意识形态受佛学控制的背景下重建政治模式的宝库。权近就是他们中的早期代表人物。佛学的熏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韩国对理学的接收。韩国政治革新派人物从元代程朱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中看出了理学较之佛学的优越性。
　　例如，权近对心的重视，体用这对概念的应用，以及合、分的交替使用，都显示了韩国早期理学家的佛学修养。此外，美国汉学家De Bary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蒙古时期理学的特征在权近思想中几乎如出一辙。事实上，权近把理学看作专为统治者，尤其是君王所设计的教育，强调在心上所下的功夫的根本作用。另外，和元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似乎也继承了程朱学说中的心学思想。他对汉字结构，特别是心字的结构的阐释，与李元纲的图说(《圣门事业图》)十分相似。权近是朝鲜第三代君主、渴望建设一个有力政权的太宗(1367～1422，1400～1418年期间在位)身边一位有影响理的理学家，还注释了大量的经典，其中包括朱熹的《家训》，他的学生都步入了仕途，这一点又和许衡(1209～1281)十分相似。另外，权近的理学在方法上和思想上与元代的吴澄(1249～1333)十分类似，很多韩国学者经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们关于心的理论十分接近，都与程朱学派不甚一致。
　　然而，要理解权近对理学的阐释，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高丽社会严格的贵族制，权近首先是社会、知识、政治精英阶层中的一员，因此，他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和实践首先集中在新朝君主和他的同侪、未来的官员和大臣身上。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天人关系在权近思想中有着决定性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权近是如何利用这一关系来赋予人道德责任心，甚至宇宙责任心的，他又是如何创造性地充分挖掘了天人、体用、本末、修己治人之间的相似性。权近的天人观无疑在政治层面上起到了最为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君主地位的合理性也与天人关系直接相连，权近就是朝鲜王朝特有的君臣共治制度中的理论家之一。
　　在哲学史上，权近的天人观得到了继承，许多不同的作者和他一样，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这一问题。权近由此开创了一种朝鲜时期理学广泛使用的风格，以至于成为其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