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近（１３５２～１４０９）的人性与天命观：1

　　摘要　权近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认为其非常现实且与生命息息相关。在对心的阐释上与朱子不同，认为心虽由气构成，但更主要的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并且把恶与心分割开来。其天人关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当中，提出了体用、圣学等重要思想。他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天人关系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继承。

　　关键词　权近；人性；天命观；特征
　　
　　宋明理学于高丽时期传入韩国。一般认为，理学对韩国社会及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理学的传人是韩国社会体制、政治、思想上的一个真正转折点。现代韩国史书通常采用传统的朝代划分，维持高丽时代向朝鲜时代的更替代表了佛教国家向儒学国家剧变的观点。尽管这一看法存在着方法论上、甚至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改革思想，尤其是政治改革思想与理学在韩国的传入密不可分。
　　权近，笔名阳村，是早期韩国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权近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识渊博的理学家，曾在高丽和朝鲜两朝任职。和郑道传一样，是李氏新朝的思想启蒙者。作为理学家李穑(1328～1396)的弟子、安东颇有势力的权氏家族的继承人，权近属于高丽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精英。值得一提的是，四书就是由其祖父权溥(1262～1364)引入韩国的。然而，权近因反蒙立场而招人注目，并因此于1389年被流放益州(位于今全罗北道)。当李成桂(太宗，1335～1408)登基时，权近仍隐居阳村，因此并未参与新朝的建立。直到与新国王偶然会面后，权近才同意于1393年到朝廷任职，而李穑的绝大部分弟子都以不事二君为由，拒绝为新朝效力。权近与昔日的同窗断绝来往，艰难地尝试重获当时大权在握的郑道传的信任，正是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支持着他：参与郑道传领导的改革，在朝鲜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理学国家。
　　因此，理学并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引入韩国的，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理学模式。这一模式把政治实践建立在伦理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视角。在士大夫们眼里，理学的引入是改革一直为佛教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大好时机。自宋代以来，儒学改革一直以天与人、天命与人性关系问题为核心。这一问题也是理学的特点之一。面对佛学关于人的境遇问题繁复的理论，理学力图建立一个能够阐明人在天地中的本初地位及其唯一命运，即天命的体系。天人关系问题是权近思想的基石，也解释了理学作为政治学说和哲学在韩国发展的特征。伦理与政治是分析天人关系的两种视角，两者又交汇于建设韩国王道的追求上。这一点对理解理学在韩国的兴起与发展至关重要。
　　
　　一　权近天人合一的观念
　　
　　伦理学是研究权近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最直接的方法。在权近所有的著作中，《入学图说》无疑是最著名的。此书为权近流放益州时为其学生所作，综合了他对理学的理解与认识。三十多幅图解并不局限于总结中国思想，同时也阐述了权近个人的观点，建构了即将发展起来的韩国本土理学。第一幅图解凝聚了作者最多的心血。它开门见山，直接探讨天人合一的问题，是整部著作的关键。
　　
　　(一)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中的天与人
　　据权近自称，《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中庸章句》为基础，但与正统程朱学说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别。正如题目所言，这一开篇之图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它极度形象地代表了人体，对人体做了近乎解剖学的分析。
　　图的顶部呈圆形，代表头部，上有“天”字。“天”字的正下方是“诚”、“命”二字。圆形的下面是一个方形，中间有一个“心”字。“心”字的各个笔画代表了人的内在，即本性和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心”左侧的点是情，右侧的点是分辨善恶的意。腹部是“敬”字。最后，图的底部是两腿(或两臂)，右腿包含了孟子所说的“四端”，其中“诚”字再度出现。这部分代表了人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与天、地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左腿有一“欲”字，代表人失去人性沦落为禽兽。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天心人性合一之图》从人的角度来处理天人合一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用图示表示想象中的天人互动关系在人体内部的体现。从这点上来看，它与其范本、抽象的《天极图说》十分不同，可见，权近认为天人关系非常现实，与生命息息相关。然而，《天心人性合一之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心的地位了。
　　
　　(二)心：关键概念
　　心这一概念无疑凝聚了权近对天人关系，乃至整个理学的阐释的特点。事实上，尽管在阐述天人关系时，对于理、命、性等，权近与中国宋代理学先驱保持一致，但在对心的阐释上，则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甚至相左的观点。
　　与中国理学家一样，权近认为理是万物所固有的，主宰宇宙中的一切运动，理如百川归海一样汇聚于心：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心的字形。心连着人与天，而天命则与天性相对应。在使用体／用这对理学家普遍使用的概念时，权近认为，性，即一切生物所共有的性质，为心之体。对他而言，所有生物生来就具有这一本性，因而都具有“理”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气质的好坏。气质也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和周敦颐一样，权近认为人是万物中最为灵秀的，能够凭借特纯的气质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
　　尽管在关于性或心之体方面，权近的观点与正统道学一致，但与朱子不同的是，权近认为心有两用，情和意都能使心发挥作用。由此，权近把恶与心分割开来，恶仅仅与意有关，而与心本身无关。与朱子的观点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此外，权近认为并且强调，心虽然由气构成，但更主要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的。这一点也与朱熹不同。权近指出，人心中有理，这样，他就肯定了人心本善，也就是说人心中的道德潜能是最高的。但人心同时又是思维与感悟的器官，因而能够对它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遵循事物的一定规律(《天人合一图》中的右腿代表成为圣贤的道路)，或者陷入混沌(左腿代表失去人性之路)。在肯定心有两用的同时，权近强调人有责任遵循其本性，即天命。天人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人、人内在的潜能、人的责任、特别是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心上所必须下的功夫。在权近的思想中，天与天命的概念扮演着道德动力的角色，从哲学理论上解释了人特有的行为，及其实现宇宙终极目标的命运。
　　权近从道德角度来看天人关系，主要表现了他为了教化的目的而明确阐述道德机制的强烈愿望。与强调追求人心与佛心的佛学相比，理学肯定天心(理)与人心(性)的合一，这一点无疑使权近对人的境遇、道德，尤其是政治实践有了一个新看法。
　　
　　二　权近天人观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权近思想中经典阐释的特点有助于了解他的天人观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
　　
　　(一)权近的体用思想
　　体用是权近思想中的最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他整个思想的支柱。这对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使物体内在的本质与其行为发展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的连系成为可能。尽管与万物之理相连的体在解释人道德发展的必然性中至关重要，但权近认为，最实质的问题在于用。关于人的天性的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