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先秦古简

为先秦古简   文章提供 于 2009-9-9 5:46:17 (北京时间: 2009-9-9 17:46:17)
  文章作者: 成舸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 新闻热评 首页 ] [ 加入博客 ] [ 回 顶顶华闻 主页 ]
　　墨迹鉴定、含水率分析、C-14测年再加上树轮校正，一切可能的科技手段都被用上。只为了证明2008年出现的“清华简”古书比秦始皇更老。

　　伴随一缕轻烟从试管底部升起，两块竹片瞬间化为乌有。这两片竹片的年龄也许已经超过了2000岁。它们是从清华大学2008年7月购入的一批竹简中取出的测试样本，虽然有专家支持，然而其确切的年龄，要等到经过这次C-14测定之后才能知道。

　　经过了气化之后，在C-14样本制备系统中，它们被还原为黑乎乎的石墨粒。或许它们曾躲过了秦时的“焚书坑儒”，然而这次不免要在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实验室里粉身碎骨。这是为了得到关于总共2388枚的“清华简”的确切年龄的证明。

　　含水率证明浸泡超过千年

　　在拿标本去做这次C-14测定之前，任教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家李学勤给化学系分析中心挂了个电话，请他们来人对竹简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含水率为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数千年之久才会得到的结果。他深信，不可能有现代人能做到这一点。

曾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对于能亲眼读到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尚书》篇章，感到“强烈的震撼”。事实上，自从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 坑儒”后，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尚书》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西汉时期从孔子家的墙壁里挖出来的经书，现在已散失；另一次是东晋时有人献出，但在800多年 后却被学者公断为“伪作”。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尚书》是汉代博士伏生默写的。而秦朝之前的版本，就再没人见过了。据台湾学者傅荣珂统计，在“清华简”出现 之前，中国已知的战国竹简全部加起来不足万枚。新发现的“清华简”数量几乎有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一，或许会带来很多至今尚存在于传说中的战国古籍。对此，连 李学勤都很奇怪：“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秦简


然而，这批竹简的源流已经不可考证。追朔其流出的源头，最早是2008年7月。《北京日报》称，清华校友赵伟国从香港文物市场将竹简购回后，捐给了清华 大学。经过清华大学的初步整理，发现竹简包括残片在内一共2388枚，最长46厘米，最短仅有10厘米，以不同风格书写而成。3个月后，它们接受了国内 11位权威学者的集体鉴定：“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消息传出，众多未能一睹真颜的教师、学生和业余爱好者纷纷提出各种猜测，其中不乏对年代真实 性的质疑。

　　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姜广辉的怀疑最具代表性：“不能完全排除作伪的可能”。姜广辉并非不相信经验的判断，而是认为，竹简 不同于字画、瓷器这些文物，“后者是以整体呈现给鉴定者的，而竹简文物往往是以批次计算的。一批竹简文物经常有一两千支竹简，而由专家组成的鉴定会通常只 开半天或一天，这样一来，除少数样简经专家粗读辨识外，绝大部分竹简只是看看外观和字体而已。”

　　“竹简辨伪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根据文 字内容、字体、书写风格，以及竹简本身的形制等来进行判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的刘国忠介绍说。但这只能依靠少数专家的“火眼金睛”，研究整理过 程则更为漫长。在等待的过程中，外界逐渐开始对其年龄有了各种传闻。看起来，“清华简”需要一份富有科学性的证据，才能在猜疑中站住脚。

　　C-14取样难题

　　2009年4月，对“清华简”的C-14测年结果对外公布，结论是：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和此前专家估计的基本一致。至此，“清华简”的真伪问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疑问其实远未结束。

在北大西北角一座朱红色建筑二层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主任吴小红。据她回忆，检测样本是由李学勤先生的两名学生送来的，一共两 块，深褐色，每片一厘米见方，用塑料袋小心地包着，“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而根据清华公开的消息来看，这一测定时间应该发生在鉴定会之后，第二次发布会 之前，也就是2008年冬天。

　　给“清华简”做C-14测定的加速器质谱仪是北京大学2004年从国外购买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科 学家Libby发现，有一种原子量为14的碳的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长达5730年之久，而且在自然界含量极低，浓度十分稳定。活着的生物通过光合作用 和食物摄取，与大气中的C-14保持交换平衡，直到死亡时这一交换过程终止。 之后，C-14继续衰变，含量便逐渐减少。因此，通过对有机质文物C-14含量的检测便可反推其“死亡年代”。

　　真正让C - 1 4名声大振的是一次对耶稣“圣物”的测定。1988年，欧洲原子能机构经过和罗马教廷长达10年的交涉后，终于获准对意大利都灵大教堂珍藏的“耶稣裹尸布 ”进行检测。当时的都灵大主教亲手剪下一小块亚麻布料，分成七块，分别交给美国、英国和瑞士三个实验室的科学家。3个实验室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块布料 诞生在1260至1390之间。“耶稣裹尸布”的说法不攻自破。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C-14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最可靠的测年方法之 一。真正困难的步骤在于取样。历来能送检的样品数量往往极为有限，甚至常常只是些边角料。欧洲原子能机构磨了十年之后才磨来的“耶稣裹尸布”样品只有3英 寸长（7.6厘米）、0.5英寸宽（1.27厘米），还被分成了三块。这已经算多的了。吴小红得到的这两枚送检竹片，只是从竹简的残片上揭取下来的，比分 开后的亚麻布样品还小。

　　但对于样本抽取过程，吴小红并不十分清楚。她告诉记者：“这取决于样品收集者，我们只能根据样品本身给出结论。”而清华方面，似乎对取样过程并没有过多在意。

　　在送去测年之前，吴小红和她的同事对样品进行了精细的预处理。这是一个复杂的化学和物理过程。先是用溶剂将表面的污染物萃取出来，之后还要动用超声波清洗，再混上酸和碱进行清洗。经过这一番打扫，一个竹简残片被制备成石墨碳。这样已经是国内最好的样品预处理了。

　　必须尽最大可能来保证样品的纯度，以减少环境和人为对它们的干扰。“毕竟这和考古发掘出的文物不一样，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地层的年代来判断出土文物分属于哪一时期”，吴小红说。但对于“清华简”，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作为受委托方，吴小红和清华方面还进行了一项沟通：要求确定样品的材料是竹子。竹子不像大树，它们开花后便逐渐走向死亡，寿命很短。古人为了书写方便， 竹简材料通常取自较年轻的竹子。虽然这批简所用的竹子未必都在同一年砍伐，但因为竹子本身的生长寿命就短，相差也不会太大，最多几十年。

　　为了让这台国内最好的加速器质谱仪“放心”，清华方面又进行了一项委托测定。他们选送了竹简样片到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研究所，测定竹子的树种。结论是“钢竹”，这种竹子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南都广有分布。

　　60年误差范围的想像空间

　　尽管C-14测年方法在学界几乎不存在争论，但并不代表没有误差。如果误差范围大到不足以准确地落到历史学者希望的区间里，“清华简”的价值可能完全走样。事实上，C-14测年的误差却可能达到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仅9年之后便开始了“焚书坑儒”。而从战国晚期到秦灭六国，期间历史跨度并不长。按照已公开的“±30 年”误差范围计算，“清华简”的绝对年代最晚也在公元前275年。这时候正是楚国从强转弱的时期，秦楚谈判失败，楚怀王客死秦国，局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C-14测定出来的仅仅是C-14年代，并非绝对年代。”吴小红在纸上比划着给记者讲解。该方法有个前提，就是假定在几万年的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大气 中C-14浓度不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主要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以及近代大工业产生以后，环境遭到了破坏，和因火山爆发等自然因素所影响到周围区域的大 气成分浓度。所以必须借助别的方法进行校正。

　　为了将C-14年代转化为日历年代，必须采用树轮校正。两种年代一一对应，就可拼接成一张C-14浓度变化的曲线图，从中找到误差的规律。为此必须掌握从数万年前一直到今天大气环境中C-14浓度的变化情况——哪怕这种变化极其微小。但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工程。

根据吴小红的介绍，目前的树轮数据库已经很完整了。这个数据库是根据美国“刺果松”样本和德国“橡树”系列互相参照形成的国际通用的树轮数据库。无论是 刺果松还是橡树，都是美国和欧洲最常见的树种。比如美国刺果松，主要分布于美国西南部的高山地区。据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白山上生活着的一种大盆地刺果 松是世界上已知寿命最长的生物，其寿命最长可达7000年。“清华简”诞生于“公元前305±30年”的结论正是据此数据库校正得出。

实际上，在吴小红最终提交给清华的检测报告里，给出了两个校正数据：这是因为设置了两种不同的误差范围，范围设定得越宽，真实性越高；范围越窄，真实性 越低。多数情况下，委托方都更愿意采用误差范围更小的数据对外发布。很幸运，“公元前305±30年”的年代下限落到了“焚书坑儒”之前，比后者早60多 年。可在C-14五千多年的半衰期中，6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在吴小红看来，“C-14方法更适合史前的年代测定。最好的样本是人骨和动植物遗骸等。”在 那些用于古文明阶段划分的测年中，有时误差上百年也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如此近而且对年份要求如此精确的测年，就很难说了。这个“有惊无险”的测定结果， 无疑给“清华简”留下了一个足够好事者们想像的空间。

　　墨迹绝不可仿？

　　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就算简全部是真的，如果墨水是假的呢？有没有可能在旧的竹片上写新字？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刘国忠指着新出的“上博简”图册对记者说：“现在文物市场上的假简的确很多，但绝大多数是汉代以后的简。”和“清华简”的 来路颇为相似，这批战国简也是从境外文物市场上购回的。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在生前一次访谈中透露，上海博物馆曾组织专人对墨迹进行研究，将墨的颗粒作 了两万倍放大，结论支持了上博简不可能伪造的判断。

　　而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刚刚送到时，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之前对竹简的保护不 当，竹片不仅非常脆弱，而且产生了霉变，但没影响到竹简上的字。这又是一个“幸运”。清洗过程中他们“没有发现一枚有掉色的现象，墨迹非常清晰”。在他看 来，“古人的墨的质量甚至有可能比今天还好。”

　　目前，“清华简”并没有进行墨迹鉴定。曾参加鉴定会的简牍专家胡平生认为，在古竹片上 写新字伪造“清华简”完全不可能，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没有”。据他多年的鉴定经验，这种造假者大多很拙劣，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之前他曾会同简牍保护的 同行亲自做过实验，在古竹片上用明清时期的古墨写字极为困难，根本无法与竹片浑然一体。

　　但造假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近十多年来最轰动 的造假案便是发生于1996年《孙武兵法》82篇假简事件。贩假者编造了“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收藏者将祖传竹简拼死从火堆抢回的故事，很是热闹了 一阵，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干主流媒体纷纷上当，甚至还有出版社以假当真地拿假简出了书。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人曾经拿去给李学勤看，他只看了两个样 片，就断定是假简无疑，但未被理会。直到此事最后被彻底曝光，这批假简也都还没拿去做过C-14和墨迹鉴定。在胡平生看来，“根本用不着”，“还没高明到 那个程度”。

　　而之所以对“清华简”进行了诸多检测，仍然不断引起外界猜测，一方面是对有关测定细节不清楚，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来路 至今不明，没有明确的出土地。胡平生可能是最早听说过这批简的人之一了。2006年，他在台湾做了一个学期客座教授，回京时途径香港，听说文物市场上有一 批楚简。胡平生后来估计，应该就是这批“清华简”。

　　香港荷里活道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道。它弯曲绵长，从中环伸展至上环、西环， 大大小小一百多间古玩店沿街一字儿排开，是香港这个全球第三大古董交易中心最集中的地下文物交易市场。胡平生几乎每次从香港路过都要来这里转转。据他估 计，“清华简”最有可能的路线是从湖北荆州经香港流出国门的。古荆州旧称江陵，过去是楚国都城，该地区的楚墓偷盗情况历来十分猖獗，屡禁不止。

据清华鉴定会两位组长之一、著名古文字专家复旦大学裘锡圭先生推断，竹简的出土地点在古时楚地核心区域，大概是湖北湖南一带。推断的依据，一是这些竹简 上古文字的书写结构，二是随竹简捐赠有一个方形木匣，木匣残部的彩漆纹饰明显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两条证据都明显指向楚地。“但要具体推断到楚地哪里或者 哪座古墓，现在还不得而知，等以后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木匣的出现为“清华简”的身份提供了一条新的旁证，只是身份有些尴 尬。刘国忠告诉记者，残片长约50厘米，疑似方形木匣，有两个面已经缺失不见，如果是木匣，则刚好能放下“最长46厘米，最短不到10厘米”的竹简。据介 绍，“清华简”入藏时，“一枚有字竹简粘贴在漆木侧面，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这个神秘的木匣究竟是不是就是两千多年前用来盛装竹简的？这个问 题，至少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楚。

　　证伪容易证实难

　　面对网上的各种猜测和怀疑，刘国忠有点无奈，“要用现代科技完全证明一件文物是真的，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但要证明它是假的却很容易”。的确，在记者走访的人里，多数人都更愿意相信专家的判断。

刘国忠初次见到“清华简”时，有些竹简上还有编绳，以及用来缠绳的切口。古人为了将线缠牢实，常在简的上下两端做出切口，有的是一道，有的是两道。如果 真有好事者伪造的话，抛开文字不论，单说从竹简的形状、大小，以及简上的切口、缠线痕迹等，要造得如此天衣无缝，得需要多厉害的高手？

当年“耶稣裹尸布”的C-14测定结果出来后，研究人员同样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简直令人难于相信。伪造裹尸布的家伙一定非常了解解剖学并且精通一门 用于造假的技术。”反观“清华简”，若真有人能有如此能耐，能逃过国内那么多一流学者的火眼金睛。那这个伪造者一定相当厉害——他不仅得是个学识渊博的历 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还得熟悉简牍，精通书法，还需要掌握高超的现代化学技术。

　　但这样的天才人物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达·芬奇 就是一个。有人认为“耶稣裹尸布”很可能就是他伪造的。一个美国画家无意中发现，“裹尸布”上的耶稣头像和达芬奇的面部轮廓竟然高度吻合。2009年7 月，英国第五频道新播出一部纪录片，甚至煞有介事地介绍了达芬奇的伪造过程：“他是在一间暗室完成整个造假杰作的。他首先将裹尸布挂在一个框架上，并涂上 一层使其对光线敏感的物质，此时的裹尸布如同一张胶片。当阳光穿过墙壁上的一个镜头时，达·芬奇的头部雕塑便被投射到裹尸布上，从而伪造了一幅永久性耶稣 头像。”

　　可是世上能有几个达芬奇呢？刘国忠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作伪的可能性，但那种各方面都到位的“无限的巧合”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看来，无限的偶然就是必然——它必然是真的。

那些仍未停止的质疑更像是外界对于知情权无法完全满足的一种“抗议”。对此，清华方面有自己的打算。最新的一批研究论文已在2009年6月的《文物》杂 志上发表，而第一本整理报告也会在2011年，也就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正式出版。随着文字解读结果的陆续出炉，“清华简”的身份自然会越辨越明，这个过 程也许缓慢了点——据整理小组估计，这个工作需要至少10年，但应该更靠得住。


来源: 新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