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制，或成四中全会最大利好

中国媒体和学者不断呼吁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此前，《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说，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报道称，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其重要动向令人关注。

报道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历来从严要求干部的作风问题、廉洁问题、能力问题等。党也历来警惕干部队伍出现脱离群众、追求享乐、以权谋私等问题。腐败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形象、干部队伍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现象。腐败问题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个最不和谐音，也是有可能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最大隐患。

报道称，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党，是一个以人民福祉、国家强盛为唯一利益取向的政党，因此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社会十分期待，党在反腐败上有更有效的办法出台，在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前提下，着力研究让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预防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说，众多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尽快推行，或许四中全会正是社会所期待的最佳时机。被称为“终极反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可按预测推出，将是中共反腐败领域的一枚重磅炸弹。如果可行的话，再由中共干部推广到全体公务员，“阳光透明”指日可待。

《法制日报》还引述专家分析说，近年来，反腐领域的工作已经彰显中共和国家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力度，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势必要维持下去，这时若推出有“终极反腐”之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但会延续国家一贯的反腐政策，还会让政府公信力上涨。

中国官方和舆论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争论由来已久。1995年到2006年，中共先后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及《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等四个规定，表面上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申报内容只供相关领导参考，并不向社会公示。申报制度形同虚设，那些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落马官员几乎没有因申报财产而露出马脚。

今年年初，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上千名官员申报的家庭财产，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也开始效仿。总理温家宝今年2月与网民交流时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件事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温家宝的表态被认为是高层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明确信号，但官方没有透露何时建立这项制度。

北京学者认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可能会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交代，因为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新形势下中共建设问题，而反腐败是中共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当前反腐工作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民众对此有一定共识，制度出台是在有社会共识的时机，“四中全会将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说，全世界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在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也没有不可突破的客观障碍和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央的决心，要不要推开这个制度”。任建明也认为，中共的反腐败任务已经相当严峻，并且反腐倡廉的工作也成为社会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失为最佳的时机。

另有北京学者指出，媒体和学者对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持续关注，对高层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使高层难以继续忽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诉求。预计四中全会将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出回应。

中国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有网民指出，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多年里，中国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有500多亿美元，相当于4400亿元人民币。然而，满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这两个数字相比较的结果是，腐败的清政府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而今天的中国贪官在20年却向西方列强转移了其贪污掠夺的国民财产4400亿人民币。中国贪官在20年间是满清政府60年里向西方列强赔款的6倍!

在此，笔者就不拿西方列强的阳光政治来说事，免得“爱国贼”们胡搅蛮缠。笔者仅用同样被西方列强欺辱、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摆脱殖民统治的韩国做例子。而且，众所周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韩国的社会体制应该比中国落后，韩国人民的生活要比中国人民水深火热。

但是，韩国不仅早就通过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法律，韩国政府官员无一例外地都受到阳光法案的约束，无一不处于民众的监督和舆论的监视之下。不久前，韩国总统李明博还史无前例地“裸捐济贫”，把大部分个人财产捐献给低收入人群，鼓励他们克服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新华社报道说，李明博2007年12月竞选总统时承诺，除保留一处退休后居住的住宅外，将捐出其余全部个人财产。

2002年至2006年担任首都首尔市市长期间，李明博也把所有薪水捐献给低收入者。

李明博在总统例行广播讲话中说，除了履行上述承诺，他还打算继续捐献担任总统获得的薪水。他的月薪现为大约1万美元。李明博说：“我已把作为总统和首尔市长的薪水捐献给贫困人群，对我的个人财产也持相同态度。”

李明博在讲话中向经济下行期间仍为慈善团体和困难家庭捐款捐物的韩国民众表示感谢。李明博出身贫寒，有过艰难的求学经历，后来进入现代集团。凭借着个人奋斗，他从底层职员一直晋升为总裁，后来步入政坛。在担任首尔市长时，李明博就将自己的月薪全额捐献给了环境美化院作为奖学金。在担任总统后，他仍然继续捐献月薪。

早在1995年他还是国会议员时，就在自己的书《没有神话》中介绍了自己财产取得的过程，并表示自己和妻子不会把财产留给子女。2007年，当时还是韩国总统候选人的李明博公开承诺要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社会。当时有反对党指责其收买人心，但李明博表示这是自己长期以来就有的想法，无论当选与否都要捐献：“我只需一所住宅，其他财产将全部用于回报社会，帮助贫困的人们。”

青瓦台表示，李明博将要捐赠的财产大约是300亿韩元。而李明博的全部身家有354.7亿韩元。这就意味着，除位于首尔江南区自家那幢价值31.1亿韩元的住宅外，李明博将所剩无几。至于财产捐献后的用途，包括设立奖学财团或者运营范围更广的公益财团，以及支援研究开发领域相关事业等。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党，是一个以人民福祉、国家强盛为唯一利益取向的政党”，但李明博式的“裸捐”，却实实在在地为世界的政治家们做出了一个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表率。

有网络评论家撰文说，李明博总统的此次“裸捐”之举，在令人感佩万千、抚首长喟的同时，亦令人对其行为所昭示的彻底、诚挚及无私的丰厚内涵，产生浓厚的兴趣。

其一、是对国家、为民族、对未来、对制度的高度信心、信赖及充满希望。可以说，如若不是对国家、民族、未来、制度的高度信心，绝难产生如此之举。而此举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制度的建设性、高瞻性功效，意义自非凡无比。反观中国的一些官员所为，私持护照，送子女、孙儿辈远走异乡，成为他国公民，恰成鲜明的比照。后者除了转移财产、转移罪孽而外，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及制度有极端危机感，心里想的和嘴上高喊的截然相反。说到底，还是对他们一再声称的“优越制度”的不信任，所以私藏万贯家财以备“万一”。

其二、是当代民主政治家心口如一、不为一己私利的政治追求及政治品性的崇高体现。政治家、政客及官员的作秀，不管形式、内容多么巧妙、翻新，也绝难逃过网络时代睿智的民众之眼。当代中国，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一再难产的尴尬局面就可以断定，真正是缺少襟怀坦白、无私大度的政治家；举国官员连自己的家产都不敢公布，更遑论捐献自己全部所得了。前有周恩来，后有李明博，至少在对待自己的家财一项上，他们是心底无私、天地为之高仰的。可是，“一个以人民福祉、国家强盛为唯一利益取向的政党”，连官员的财产都不敢公布，又如何能证明“人民福祉、国家强盛为唯一利益取向”？！

其三、是自己挣下的每一分钱，所拥有的每一份财产，都透明、干净。李明博捐献出的是自己的诚实劳动所得、正当所得，不会连带出任何的丑闻。不敢公布个人财产，唯一的解释就是财产来源非偷即抢，在一个一切所得皆无法度、一切都可以贪占为己有的制度下，个人财产才是讳莫如深的“机密”；若要其公布财产，无异于在全世界民众面前扒下他们的“崇高”画皮，露出狰狞丑恶的真面目。

其四、李明博之举，是检验一个官场、一方政治是正气压倒邪气还是邪气战胜正气的试金石。不难想象，若一个官场绝大部分的人都清明干净，则公布财产、“裸捐”自当成为一个楷模、标杆，人人拥趸而自检自讨之。反之，若一个官场、一方政治生态原本就已被污浊、邪恶所霸持，则清明、正派、廉洁之士也根本别想有什么透明、阳光的希望，否则必被众口铄金、众人推墙、自取灭亡。

上述四点，可能是社会主义中国迟迟不能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法案的根源所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李明博，却为中国廉洁的政治家树立了一个标杆。评论家认为，李明博宛若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与妖，照出了阳光与阴暗，照出了透明与浑浊，照出了清新与恶臭，照出了凛然正气与无地自容。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官方媒体终于透露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制，以回应社会对遏制腐败的强烈期待”的信息。官媒还指出，在更加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党对民意的了解和获取变得更加便捷，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各级干部要习惯在尊重民意中开展工作，在倾听民意中完善自己的工作，在搜集民意中感知到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