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钱”和“官”形成有效制约

如何对“钱”和“官”形成有效制约

□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很多迹象表明，当今社会冲突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关注的大都是群体性事件，且把目光聚集在主要冲突者即“官”和“民”身上。但与此同时绝不能忽视引发冲突的导火索——“钱”。所以，本文想把“官民冲突”拓深一层，从权、钱、民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当前的社会冲突。

官民冲突的背后是什么

首先应当认识到，当下权、钱、民的对立状态已相当突出。民和“钱”的对立已有很多年了。最近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大学毕业生引起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类似的案例可说是多年前“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词。

民与官对立的例子更多。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所被女服务员刺死，社会情绪普遍表现为对女服务员的支持。早些时候上海的杨佳案也有类似情形。无论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愤，这是一种积累很久、浓缩了的集体愤怒。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可能演变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种集体愤怒。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笔者已在《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令人忧虑》（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一文中讨论过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形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政府职能，不能为民众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尤其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民与“钱”的紧张和冲突同样不能忽视。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绝对平均主义”心态解释两者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

中国人并不一定是“仇富”的、“平均主义”的。民和“钱”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平衡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社会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相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好转。

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相当部分人陷入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一些农村居民贫困，一些城市居民也已沦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制高点后，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便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机制。 

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当权成为钱的俘虏时，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样，民必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

知识阶层的角色及其力量的削弱

那么，如何化解官、民、“钱”的不正常关系？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形态有不同的办法。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现状看，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官”的范畴又可分为“帝”和“官”，即皇权和官僚阶层。在今天，这种分类表现在作为决策者的上层领导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员及其官方机构。

历史上也有“大户”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富人”、“资本”或本文所说的“钱”。这样中国社会就至少有四个群体，即作为决策者的领导者、作为决策执行者的官员、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众。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很显然，整个政权的基础并非“钱”和“官”，而在于“民”。从本质上说，“官员”和“钱”实际上只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些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治理并非领导者和民之间面对面的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官”还是“钱”，都异化了自身的本质，各自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民”发生关系，“民”成了被主宰的对象。或者说，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执行政策的工具成了实际上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联系。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知识阶层在解决官民矛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社会着想；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基层社会，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矛盾。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公开站到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压制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当皇权把文人彻底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经过“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殆尽。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再度活跃。但19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地消化掉了。

决策者如何对“钱”和“官”形成有效制约

在知识阶层力量消减的情况下，想依靠它们形成有效的缓冲地带已不太可能。办法只能重新从社会上找。就是说，决策者必须通过依靠“民”的力量重新获得群体关系的均衡。这就是笔者多次讨论过的从国家向社会分权。在过去30年间，国家向官员分权、向资本分权，但如今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给予社会更大的空间，主要是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二是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的趋势是向“钱”倾斜的）

换句话说，决策者和“民”的联盟是政治改革的关键。没有“民”的支持，决策者本身很难对“钱”和“官”形成有效制约，尤其是在后两者已经结盟的情况下。

目前的官民冲突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民，而且将是整个政权。决策者若不能与民结成联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主体——尤其当民处于非组织状态时，会表现出暴力性。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任何社会，各社会群体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是说它们之间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一定的张力属于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达到新的均衡，社会就会失去和谐，稳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