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一个人的无助和一个群体的困苦(中国青年报 200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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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无助和一个群体的困苦
2006-07-20
毕舸
年仅一岁半的儿子在一年前被查出感染大肠埃细菌,泗水人孔祥运和妻子为给孩子看病,辗转多个城市共花了6万多元。今年6月,儿子又被查出患有免疫缺陷症。然而,家里的积蓄、借款、乞讨的钱都全部用光了。孔祥运想到自杀,然后把自己的器官捐出来。(《齐鲁晚报》7月18日)
孔祥运以死亡这一最残酷的形式来诀别痛苦的人生,“抛弃”还在嗷嗷待救中的儿子。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器官买卖在中国是非法的,他以身换儿命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不过,我和孔祥运都清楚一个事实: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法。
纵然我们曾经千百次痛陈社会救济机制的软弱无力,同类的小人物、同类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不断出现。孔祥运是个农民,他没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他恐怕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微薄的农耕收入陷入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这是连城市人都难以承受的呀。
在孔祥运的救儿过程中,他很快耗尽了家里的积蓄、朋友亲戚的借款、村里人的捐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孔祥运一个人的无助,更是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困苦。一个孩子的病变很快变成了整个村子的沉重喘息,以至于孔祥运的自杀,多少也带有点儿逃离的味道。他的死,将牵连所有借钱给他的村民血本无归,进而可能带来村里的群体性恐慌——一旦再有孩子生病,所在的家庭将无钱可用、无钱可借。
孔祥运的命运,再一次提醒我们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我们常说政策落地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但人的生命不可以等;我们可以容忍农民的权利在现阶段部分缩减,但孔祥运不能忍受儿子最基本的生存权被剥夺;死亡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迫使我们作出回应——是继续等待农村社保体系的缓慢修补,还是假装无视孔祥运们的命运?
当政府救济体制退缩到一角,我们本可指望另一种救助力量的出现——民间慈善所背负的使命,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填充。当孔祥运来到城市卖肾,他也许充满了对民间慈善的期待:希望有富裕的善人大发慈悲、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引来众人关注,不过一切又都落空。个人爱心没有停留在他身上,民间慈善团体也不见踪影。
有论者指出:目前中国民间慈善存在的问题是民间慈善团体“官办”色彩浓厚,运作效率不高。“官办”民间慈善团体与真正的民间疾苦仿佛隔了一层厚厚棉纱,彼此不能相见。这形成一个悖论:正式的官方救助无力回应所有人的呼救;非正式的民间慈善领域,又不能发挥市场机制、自我壮大。
在自救与他救均不可得的压迫下,孔祥运倒下了,同样倒下的,还有不断缺位、让人无言的政府救济与民间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