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传媒之人治法制

中俄美三国的媒体管理与发展当中，都是人治与法制相结合，不同的是什么时候人治和什么时候法制的时间地点不同而已。
中俄美作为现在世界三个强国，其中的恩恩怨怨难以记数，但三国的媒体体制特色确是非常值得比较一番。三国媒体特色总体而言可以用人治和法制两个词来解释，很多人都认为好像美国的媒体一定是法制，而中国和俄罗斯一定是人治，其实不然。三国的媒体管理与发展当中，都是人治与法制相结合，不同的是什么时候人治和什么时候法制的时间点不同而已。
俄媒体发展具偶然性
在三个国家当中，俄罗斯的媒体发展最有特色和偶然性。俄媒体特色就在于它是全世界媒体发展中独一无二，且对中国都有极大的启发价值，现在俄媒体发展的道路不是政府特意选择的，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当时叶利钦倾向于俄罗斯联邦媒体走一条完全西化的道路，这样叶利钦可以堂而皇之地换调媒体中不听话的媒体人，并改变媒体中共产党的影响力。于是媒体开始施行完全的股份化。简单的讲就是政府把媒体几乎都买了，政府促使《真理报》关门后，其它的报纸都开始实行私有化，电视台除了保留了一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外，其它电视台都私有化了。俄罗斯媒体在私有化后，媒体人开始转向效忠俄罗斯的新贵──金融寡头。对于这一点，叶利钦在1996年连任后感到媒体发展方向错误，于是开始注意印刷厂、新闻纸和电视发射台的管理。这样在寡头还没有来得及收购印刷厂和电视发射台的情况下，叶利钦开始收紧媒体管理政策，这种政策的收紧需要大量的专业媒体人来操作。2000年普京当选之后，普京开始正式介入印刷厂和电视发射台的管理，这本身就是冲着媒体的管理者，如果这些媒体管理者不听话的话，整个媒体就有关门的危险。但对于媒体人而言，整体的新闻思维是在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俄罗斯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教育。首先俄罗斯的教育经费很多都集中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该大学校长的行政等级与教育部部长平级，只是莫大负责学术上的问题，教育部则负责大部分的行政工作。在精英教育的模式下，大多数在莫斯科受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并不多，而且能够在接受俄罗斯大学教育后学有所成的就更是少见，因为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学生能够成为精英的机遇也不多。
中国媒体危机意识不足
俄罗斯整体的政治应该都是精英政治，职业媒体人与这些政治人物的属性基本相同，所以沟通起来还是没有问题，而寡头则不属于精英阶层，因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这些寡头有可能出卖国家，准确的讲就是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给西方国家，而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对于这些寡头而言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但如果这些精英出卖国家利益的话，他们将会背上几个世纪的骂名，而这是他们最在意的。如叶利钦在2000年退位时，他选择普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普京不会追究其在1992年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斯坦领导人商议解体苏联的往事。
中国媒体的管理基本上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但其中唯一的问题就是，媒体中的人事问题和新闻价值的判断上，基本上都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管理却恰恰相反，在这两点上美国媒体的管理是基本上非常自由的，但问题就在于美国对于自己新闻记者的培养非常的有系统，这使得美国媒体在培养自己的新闻人才时非常的慢，一旦确认，可能在二十年内都不可能改变。譬如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经常会看到非常老的记者在下面问问题；再譬如，CBS电视网《60分钟》的资深媒体人迈克华莱士在自己88岁生日前一个月的时间宣布退休，这个节目一直被视为美国人的良心所在。中国的媒体人常常在羡慕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人为何能够常葆工作的青春，有的媒体人甚至希望自己能够慢慢的老去，以保证自己在受众中的发言份量。应该准确的讲，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变化非常快，这使得媒体在三年前发现的人才，在三年后却发现这些人已经才华尽失。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人事制度保证这些人才在最初发现的阶段，已经开始享受与此相匹配的福利，这些人才在工作的后期并没有对自己进行充电，危机意识不足，使得媒体和引进人才之间都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省级电视台都存在。
美国媒体发展靠个人
在谈到美国媒体时我们总是很羡慕它的新闻报道自由，但是笔者感到电视媒体运作最成功的应当是BBC，而报纸则是《华尔街时报》，因为他们都做到新闻的深沉和全球化。美国的报纸除了《今日美国》外，几乎都没有全国性的，这使得美国政府控制报纸的手段会比较简单，如果美国政府与报纸老板保持好联系，就可控制住报纸。另外美国的电视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节目的制作常常需要大资本，这使得尽管记者的新闻报道自由，但政府可以和美国跨国企业联合管理媒体，但这种管理常常是非常松散的，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像笔者参加国际会议后才发现什么叫「一盘散沙」、无组织无纪律，在会议中即使是最资深的老教授，也是独自参加会议，而国内的学术会议常常是前仆后拥，在换届时还经常要提前巩固权利核心，而国际学术会议的重心常常是开会、讨论。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中国的媒体人是最感到压抑的，因为当媒体人做出自己满意的新闻、调查之后，这些成果往往都会被上级否定掉。对于这一点在北京和广州都非常明显，在上海就好一点，上海的媒体因此常常被一些学者批评自律过重，但如果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笔者本人却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因为上海的媒体最喜欢用上海院校毕业的学生，而且在新闻和传播学上，其它地方包括北京能够超过上海的院校还真没有，这样上海模式却意外变成俄罗斯媒体模式的翻版，就是精英交流的模式，这些媒体人对于中国整体的形式非常了解，不会报道出很意外的新闻，这样媒体成为上海稳定的因素，而且对于上海吸引外资有非常好的互动关系。         作者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