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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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下)

袁伟时    发表于2009年08月03日 11:28 阅读(360) 评论(12) 分类: 个人日记 举报  

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下)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注视当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现在是什么态度呢?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声音非常尖锐。

比如,这几年甘阳提出一个主张: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精彩,要是实现我们都变为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吗?这不用讨论。甘阳是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常识应该学过。他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向现代政治学挑战。他的这个理论要是成立,整个政治学理论要重写。

一个这样重大的争议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他的主张有理论,有论证。比如他说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认它,另一方面它丢掉了伊斯兰传统,搞得国内也分裂了。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常常是眼界和学术基础受到限制,懂中国历史的不懂世界历史。土耳其的历史是不是他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对还是不对,坚持政教分离对还是不对?你光是说它不对不行,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另外他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讲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华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启超思想走弯路的时期。他要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代表去参与袁世凯的政权,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最后他起来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凯合作,政治上没有起到反对党的作用,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参政党,起了粉饰袁世凯统治的作用。他提出这些思想文化主张事先与袁世凯有默契,是为他的政治行为服务的。要拿出东西来证明他这样讲是对民国初年的历史无知。

基于义愤、讨厌他远远不够,要拿出学术的成果证明他的东西不对。

他说要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传统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传统也要。从他来讲他有他的逻辑,有学术上的挑战。学术界要作出回答。

他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就是平等,我们要继承这些。那个时候确实有过很多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从民国时候就开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国以后成立以后才有的,为什么你不说我继承国民政府的传统呢?要是说有新的内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在哪里呢?经济领域,是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的,你要继承吗?在政治领域,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平等是在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来定义的,这个平等不给敌人,你要吗?谁是敌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来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这个平等你要吗?然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兴无灭资,由少数人控制学术文化。知识阶层中有平等吗?这个东西能够给中国的科学、文化带来繁荣、发展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又有平等吗?所以我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那个所谓继承三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进一步推敲问题就更多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儒家来定义国家的性质?儒家定义国家的性质在学术上首先是对宪政理论的挑战。用一个民族中的一个流派的思想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忽视。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教派的纷争,要不要走向这样的道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那么,藏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所以藏独分子提出要单独立国,新疆少数人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岂不是有理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他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它的“亲情”。太有趣了!哪一个民族不讲亲情?甘阳不是说要从西方思想解放出来吗?离开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讲亲情会带来什么?睁开眼睛看看陈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随者吧!看看我们周围的太子、大少、衙内和大小官员的亲友故旧怎样以权谋私吧!

但是诸如此类的主张提出来以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同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立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争论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不但来自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而且来自自由派内部。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观点是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创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中国,当时有两个学者写文章批判他,一个是王元化,还有一个是袁伟时。后来王元化先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伟时则顽固不化,连续写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辩论。现在有些朋友继续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吗?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起源是义和团。用暴力摧毁文化,是从义和团开始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不管一些人的意见是对还是不对,它是多元的,进行的方式是自由讨论,没有政府权力或社会暴力夹杂在里面。它的主张对还是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文化是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自然更替中向前发展的。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没有人听他的。

再从实践后果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的讨论,建议小学要以白话文为基本教材,政府接纳了这个建议。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除了这个成果以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发展的契机,带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没那么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硕果累累。而各种传统文化究竟是继续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逐步成为只有研究者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典藏,只要没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选择带来的趋势,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扭转。

但是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随着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的。没有启蒙,没有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说的:

“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1]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推动思想变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梁启超、鲁迅他们提出要个性解放,要改造国民性,这些朋友认为都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思想家、学者提出的主张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正常变革、正常更新。没有先驱们反复呼吁,会有婚姻自由吗?有男女平等吗?这些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

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成长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无可挑剔。

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专政”背道而驰。

第三.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法国的传统,一个是苏格兰的传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这个怎么理解?

先讲自发秩序。我刚才讲到中国按照它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自发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哈耶克自己就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2]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思想文化的改造,离开外来思想的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要讨论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我认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3]

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都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认为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没有注意到历史实际。

法国大革命伴随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差别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光是在巴黎就杀了17000人,另外一个数字是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的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相砍相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是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一个是历史实际,再一个是进入到理论层次,值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思考。为什么很多人类文明的成就、正确的原则,结果带来的是恐怖。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不是由于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我们需要作出答复。

雅各宾专政原因在哪里?一种政治势力的理想对,但是道路不对,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任何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标志在哪里?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以后,实行法治了,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

法国1789年革命,社会一直稳定不下来,到1799年拿坡仑专制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是整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一直到1870年后才稳定,花了80多年。这是经验积累过程,也是摸索国家机关如何合理建构的过程。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带来灾难。雅各宾俱乐部,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进入了革命和战争时期。稳定是从文化革命结束后开始的,跟法国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些需要我们在学术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所有的国家逐渐告别野蛮、转化为现代社会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那个国家能不能确立法治;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根据录音整理并有修改补充)

                            原载《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第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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