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变迁

“二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变迁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16 日 |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袁伟时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也登峰造极。史无前例的三件大事震撼全世界，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良知： 1.空前的互相屠杀。光是“二战”就有超过5500万人丧生，其中600万犹太人像待宰的牛羊一样被赶入杀人工厂——集中营中用工业化方法屠杀。 2.1929年开始的规模空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体系成了当务之急。 3.“十月革命”缔造了横跨欧亚的世界第一大国，军事共产主义、集体化、五年计划、肃反；它在国际范围的作为……全世界目瞪口呆并分裂为拥护和反对两大阵营。 有那么多重大问题需要回答，激发了世界范围的争辩、反省、沉思，一些最优秀的头脑写出好些影响深远的著作，标志着不同学科的巨大变革。限于约定的篇幅和我的能力，这里只能挂一漏万略予点评。 清算极权主义灾害的先锋——史学 为什么纳粹和极权主义会在欧洲兴起？它究竟干了什么？历史学家纷纷搜集史料，从不同角度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缴获的大量德国档案和私人文件为基础，叙述了希特勒德国十二年零八个月的兴亡史，被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特雷弗·罗珀誉为是“希特勒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最杰出的研究成果”。 而提高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去揭示极权主义根源的巨著，则首推波普尔在1944、1945年相继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面对猖獗的极权主义，他勇敢地揭示开放和封闭的斗争，以集体为名吞噬个人独立性的谬误，从古希腊以来就连绵不断。公元前80年，柏拉图就说过“任何人的心灵都不应习惯于自作自为……人们要把眼睛盯着他的领袖，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已经蕴涵着封闭社会和极权主义的根源。要清算希特勒和其他极权主义者的罪恶，就要清算人类文化遗产中的这些负面因素。他说：“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不下决心率直地对公认为我们的智性遗产的一部分提出批评……我们就会有助于完全毁灭它”。 另一个对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则来自阿伦特。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鞭辟入里。“运动的‘第一条戒律’是‘领袖永远正确’”。它以“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名义，建立意识形态恐怖。与此同时，它剥夺作为自由基础的财产权，如此等等，读来令人不禁掩卷沉思。 经济学的伟大变革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政府应该如何管理经济？罗斯福新政是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成功的回答。而其思想则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凯恩斯主义。18世纪的亚当·斯密以降，自由放任是经济学的主流，而罗斯福新政的一大特点则是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制度的增强，刺激了经济发展和帮助劳动者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二战”后，除了东欧跟随苏联消灭私有财产外，国有化浪潮席卷英、法等国。是耶，非耶？又是社会科学必须回答的课题。 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逆风而上，以一系列著作敲响警钟：《通往奴役之路》(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自由秩序原理》(1960)，《法、立法与自由》(1973～79)，《致命的自负》(1988)……这些著作成了总结“二战”和战后经验，推进学术的标志。 科斯和诺思等创立的制度学派理论，他们对国家和产权制度的研究，对私有产权对推动经济发展和保障自由的作用的阐析，说到底是对“二战”前后国有化浪潮的反思。 撒切尔主义把英国从福利国家的重负中解救出来，奠定了英国繁荣的基础。她公开申明哈耶克和波普尔是她的导师。里根主义是撒切尔主义的美国版；而布莱尔挽救工党的秘笈就是继承撒切尔。 “二战”后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大的经济灾难，也许是显示人类开始掌握驾驭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技艺，当然这最多是一只脚刚刚踏进门槛。 哲学和伦理学的回应 大灾难带来大智慧。纳粹肆虐的认识根源，是“致命的自负”，以为人们特别是伟大导师和领袖可以预知未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应该把权力集中于他们手上。波普尔和哈耶克的贡献之一是冲破黑格尔的窠臼，反对决定论，引导人们回到休谟，回到苏格拉底，承认人的认识有限、无知和不可知。世界上没有客观规律在手的先知，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只有“通过竞争，分散在很多人中的知识可以得到利用”，自由竞争理论和民主必不可少都是以这样的认识论为前提的。 人们喜欢奢谈科学。可是，什么是科学？波普尔提出：人的认识是“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过程，科学就是可以证伪的，宣称是绝对真理的肯定是伪科学。这些反极权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今日学人的常识。 人权理论、人道主义也随着反思敌视人性的法西斯灾难而发展。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和1966年12月16日同一天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集中了当代学者和政治家智慧，代表文明和正义的新高度。 中国学人的迷误 说来惭愧，中国学者在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变革中，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去考量，只能说一声：乏善可陈！ 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但在日本研究领域，自从19世纪80年代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以后，恐怕只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王芸生的《中日关系六十年》至今仍有生命力，其他真正有原创性并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似乎难得一见。美国学者写的《菊与刀》仍然是我们了解日本文化最受欢迎的大众读物。 苏联是影响中国之命运最深的国家，除了中苏关系领域出了几部好书和蓝英年教授评述苏联作家悲惨遭遇的“寻墓”文章外，我想不起有深刻剖析苏联的著作。 对德国法西斯的研究迟至上个世纪90年代，才集体编写出《法西斯新论》、《法西斯体制研究》等书。我个人读后获益最多的是丁建弘教授的《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离开对上述三国的透彻观察，人文社会科学就丧失了“二战”前后最重要的生长点。非常不幸，中国知识阶层不但与这些机遇擦身而过，而且不少人出现了奇特的迷思。 20世纪40年代，茅盾、郭沫若相继写出《苏联见闻录》，不但没有达到战前纪德的水平，甚至还不如罗曼·罗兰的战前游苏日记。 最引人深思的是一批坚定坚持爱国、自由、民主、宪政立场的各个领域著名的专家，也出现了不应有的迷思。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宁死不屈，张君劢是中国公认最好的宪法专家，但他们都赞成经济领域学习苏联。就连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未能免俗。他们渴望国家富强，但没有哈耶克、波普尔超人一等的眼光，既不能洞察苏联僵化体制的实际，也没有通达古今中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奥秘，轻信没有核实的宣传，迷误就不可避免了。 哈耶克说得好：“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留下不少令人为之肃然起敬的故事，但理论建树与历史步伐很不相称。来者可追，我们应该努力。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