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们批判之（4）

                       ―――――画外音

我一直强调经济学和经济工作是有区别的。事实上，我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不屑，也并非是学术意义上的。每当他们真正讲到学术上的问题时，作为经济学门外汉的我，照例都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的。我之所不屑者，是他们偏生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做，专喜欢以专家自居来妄论经济。如此一来，正所谓是以己所短论人所长，便犯下了兵家之大忌讳。偶尔谈谈，还可以拉虎皮作大旗，把人吓得一愣一愣的，但说得多了，就会把自己的马脚给露了出来。

本来，经济学家因其专业所长，只要多用心，多参与实践，是应该能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现实知识，能比一般人更快、更好地了解、熟知和驾驭经济工作的。可主流经济学们的特质似乎恰是决定了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用心，再加之缺乏起码的实践，则其专业所修之“经济学”与现实的经济工作完全是两张皮，其于经济工作之正如我于经济学一样，是个足十加二的门外汉。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老底尽现。丢尽颜面却恬不自知，得能洋洋自得地卖弄自己的无知和愚蠢者，纵观乎古今中外也者，舍主流经济学家者更有何人耶？！

这便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致命硬伤：不懂装懂还乐此不疲，招摇得多了，便会掀起华丽皮袍的一角，不幸而露出里面瘦骨伶仃的丑陋躯干。

那么，书本上的经济学与现实中的经济区别到底何在？

我想，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在于：现实中的经济是现实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与社会其他各个方面有着普遍的联系，它是构成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受整个社会所制约与限制的；而经济学则更多的看重经济自身所特有的一般规律，常常在为了更好地加以研究的目的驱使下，经济学家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把经济从普遍联系的社会中割裂出来，把它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来分析、研究和判断，以此来推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运行规律。

因为有这样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作为现实经济工作者与经济学家在看待问题上的差别：与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看到的单棵的“树”不同，我们看到的是“林”，我们在分析或决策一个经济问题时，不仅要分析经济问题的本身，更要分析与此相关的其他诸如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作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现实经济工作者，在驾驭经济过程中，所需把握的不仅仅是经济运行自身特有的规律，更需要把握的是因其他相关因素的共同制约而显现的“合规律”，它要尊崇经济的自身规律，但经常是并不百分百地与相吻合，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是处于一片森林中的一棵树，是大环境下的“大经济”，把握的是社会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合力”，寻求的是因这种合力的作用而产生的“合规律”。

解释这种不同的一个最好注脚，就是经济学上那个著名的“人都是利己（自利）的”经济人假定说。

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理性的人，他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否则就是非理性的，或者就是别有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因。去年我去省里学习，一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说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个例子：印尼海啸时大家都赶快逃离，唯有一位母亲迎着滔天大浪奔去，因为她的孩子在那里。这就显然有悖于经济人假定了，该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位母亲之所以作出这种有悖于理性人的举动来，是缘于“基因拯救”！

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人：不具备社会属性的纯自然的高等直立动物。因为只是个纯自然的动物，所以一些本来很正常的诸如情感、道德、伦理、法律等等社会属性就都被抽空了，一旦人作出了不是直接“利己”的举动时，在经济学家眼中就显得不可思议，背后一定就有了要么是精神方面的（诸如非理性）、要么是生物学方面的（诸如基因拯救）之类的原因了。

与此不同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因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动物。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一切行为不仅有动物性本能的一面，更有强烈的社会性特质。因此，以“利己”言者，所“利”的并非只是作为动物人的“己”，而是社会人的“己”。经济学家眼中看去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非理性的举动，事实上恰是一个理性人所本应具有的理性举动。也正因为此，古今中外才有那么多舍生取义者、助人为乐者。雷锋的一心为他人，并非是因为他是傻瓜，是非理性动物，而恰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受当时那种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所作出的一系列“利己”的举动，所不同者无非是他的“利己”是以“利他”的方式来实现的：助人为乐――助的是他人，乐的是他自己。

明白了这样的区别和不同，就很容易看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那些个奇谈怪论是如何的荒唐可笑了。比如，此前吴敬琏所提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论断：要解决穷人读书难问题就应该提高学费标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