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斯:救赎地球的“理想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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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戴宁本报记者周馨怡

　　实习记者李默上海报道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曾一度被称为是继凯恩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29岁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30岁出头主导玻利维亚和俄罗斯休克疗法,曾担任多个国家政府顾问。2004、2005年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位领袖之一。

　　20年前,30岁出头的杰弗里·萨克斯采用“休克疗法”成功拯救了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而闻动天下,他由是被称为凯恩斯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被冠上了“休克疗法之父”的美名,并陆续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斯洛文尼亚、蒙古国担任政府顾问。17年前,“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宣告失败,萨克斯遭遇一片骂声,成为争议人物；但萨克斯就此转入了另外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救赎:不只是针对一国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而是针对全地球人的大敌:公共卫生、能源问题和气候变暖。他担任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长期研究该类问题。萨克斯对地球研究所提出的使命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该研究所的顾问团中,包括了诸如对冲基金大亨乔治·索罗斯、诺贝尔奖得主KennethJ.Arrow、爱立信集团CEOCarl-HenricSvanberg和U2乐队主场Bono在内……

　　和当年的“休克疗法”思路相类似的是,他也采取了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进行他的新救赎之路。他用平均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的节奏,飞在世界各地推动各种改善公共卫生、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如此的紧迫,是因为他自己认为“如果一不留神,就会有人死掉。这是紧急情况”。乔治·索罗斯对其的评价是,“他有一种救世主心态,这种心态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

　　这种紧迫的疾呼同样表现在他接受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即将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将会对环保和气候变暖问题有多个专场讨论,萨克斯深感欣慰。他告诉记者,他当下更为关注的,是年底哥本哈根会谈日益临近,但是时至今日,各国减排目标仍缺乏共识。

　　“我们需要就具体事宜达成一致,先不要管总体原则,否则只有等到万事谈妥了才能签署协议。可以先从能够统一意见的领域开始着手。”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哥本哈根会谈达成共识的可行性道路。

　　要在怀疑中找解决方案

　　虽然萨克斯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具体减排数字表示了怀疑,但他表示,他会依然坚定地推动各国以及企业和机构,达成具体的协议。

　　《21世纪》:在最近几次采访中,你对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达成具体的减排数字表示了怀疑。那你对哥本哈根的预期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呢?

　　萨克斯:我当然希望看到一个具体的协议。我只是担心,现在是在浪费时间,谈判的组织方式不能让我们尽快取得成果。

　　由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非常复杂,它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每个经济体的核心利益,涉及能源转化、技术转让、调整、寻求资金等等方面。恐怕每个方面都有十到十五种方案可供选择,而我们却不够专业,不够明确,也没有足够时间来研究所有方案。

　　所以,大家必然会去寻求一个总体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发达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比照通常的排放量转移其排放量。

　　这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技术,发达国家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这就是最宽泛的框架。但其中有许多细节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说我很怀疑是不是各方都会在一份开放性的框架上签字。这是我所担忧的。

　　《21世纪》:依照你的评价,你对哥本哈根更现实的预期是什么呢?仅仅是

　　一些宽泛的一般性原则吗?

　　萨克斯:我觉得应该把目标设立为:创建一个各项原则的总体声明,能就本世纪中叶的目标达成一致,比如,要实现2℃的降温,在区分“附件———缔约方国家”和“非附件———国家”的基础上商定国家行动计划,并且明确筹资机制。

　　不过在未来两个半到三个月内,我实在不认为上面任何一个问题能够确定具体数额。

　　《21世纪》:不能确定具体数额?

　　萨克斯:对,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以前设定的目标,各经济体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是美国,大概也无法立即接受这些目标,因为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会不断遭到游说；并且国会已经因为诸如医改之类的辩论不堪重负；此外还有时间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国的情绪———应该说,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脆弱的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各国的情绪可能是萎靡不振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者没什么关联,我也不觉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要实现尽快的复苏,而在气候问题上目标越清晰、我们就越能尽快实现绿色复苏。不过显然,游说者们有另一套说法。

　　我们要改变谈判方法

　　萨克斯认为,要用更灵活的方式来进行谈判,在可能的领域中采取“先行动再谈判再行动”的循序渐进的方式,会更有效果。

　　《21世纪》:假设如你刚才预期,哥本哈根会谈不能就减排达成具体的协议,那各国会怎样?

　　萨克斯: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能够达成某些具体协议,我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我不参与谈判,也不想对结果做失败的预想。但是如果谈判真的失败,那么也印证了我所呼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做事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就具体事宜达成一致,先不要管总体原则,否则只有等到万事谈妥了才能签署协议。可以先从能够统一意见的领域开始着手。比如在哥本哈根,有五件事可以就地立即谈妥,那就先就这五件事签署协议。六个月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依此类推,一一处理,循序渐进。

　　谈判代表可能不喜欢这样。不过我认为,气候问题十分复杂,不比任何贸易谈判。况且在贸易谈判上我们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所以,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就是防止滥砍滥伐的机制、设立应用基金、在6-8个耗煤大国启动对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论证和试用、创设真正全球性的电动车辆技术共享机制。

　　这些都非常重要,可以说,和上面讲到的具体数字一样重要。我们可能即将就其中的一些细节达成一致,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实行下去。这些事情也都是再经不起拖延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在框架公约秘书处建立一个适当、有效的技术机构,用以测算排放量、研究可替代能源,用作各国协商时寻找依据的数据库,分析各国提交的行动计划。

　　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的可行性方案

　　萨克斯认为,发达国家可以考虑向最不发达国家无偿提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多项补助、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少量的补助,在减排中解决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问题。

　　《21世纪》:如果你这一建议被通过了,会由发达国家来出资建立这个机构吗?

　　萨克斯:现在一般的看法是,由发达国家通过两种筹资机制来出资。一种是跨境的抵消机制或者许可,就像CDM那样的,或者是美国立法允许范围内的其他渠道；另一种是在新的多边机制内直接集资。

　　估计这样最终会产生一个公式,通过这个公式可以全面衡量一国为减排所作的努力。跨境转移的新方式———如CDM或者其他可测算的工作,比如直接资金支持,或者对技术研发的预付款———都会被包含在这个公式中。

　　已有的跨境转移的渠道已经足够多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某种评分机制,以此追踪是由谁在为什么项目付费,付了多少,确保各国的负担是相对合理的。

　　《21世纪》:再来看一下具体步骤。你觉得技术转让的办法怎么样?可行吗?

　　萨克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所有的新技术我都了解,而且,我也没有真正看到过一份这方面像样的文件、一份好的谈判档案、一个真正深思熟虑的想法。问题很明显,而我们只有一个片面的解决办法。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现有或将有的重要技术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技术怎么转让?

　　主要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技术创新工作至少有一部分由公共部门完成。这样,实施一个电动车的全球项目,或者CCS的试验项目,也就是一种技术转让。

　　另一种方法就是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项目提供资金。比如,如果使用集中太阳能供热和集中光伏,非洲的太阳能将创造极大的价值。这让我很惊喜,因为这正符合非洲的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建立太阳能采集田地,这就是技术转让。

　　第三种办法就是发达国家政府付费购买私营公司的特许使用权,这样使受援国能够得到有补贴或免特权费的技术。

　　第四种方案是区别定价,例如企业同意在某些低收入国家放弃知识产权。但是经验证明,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像设立技术基金那样简单的。还想再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参与这些讨论,我还不知道大家协调之后会采取的办法。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某种技术转让机制开始运作了,何人、以何种价格、得到何种技术,这由谁来决定呢?

　　萨克斯:说起钱的问题———比如谁享受知识产权、谁要为此付费等等———这些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也是争论很多的。我们一直在试图区分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诸如此类。到底谁能享有无偿许可权或者免收专利费用,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不过有一种观点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向最不发达国家无偿提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多项补助、向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少量的补助。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已不应再享有转让机制,不过其他人可能会认为这样不合理。既然这是“附件———国家”和“非附件———国家”之间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应该享有转让权。所以说这种区分原本是个标准明确的事,但争议很多。

　　至于什么技术在被实际采用,这要看国家行动计划具体怎么做。可以说国家行动计划是在市场原则的指导下诞生的,不过还是希望它们能保证使用效率,不至于让人们在多雨多云的纬度被迫选用太阳能。因此,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多种技术的国家会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谁来付费就要看技术方和转让方的收入水平。

　　小贴士

关于休克疗法(shocktherapy)

　　“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

　　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

　　“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试验最终失败。

　　·记者观察·

这个严肃的梦想家

　　文·周馨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杰弗里·萨克斯揣着几篇论文登上了前往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飞机。

　　当时的玻利维亚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杰弗里·萨克斯临危接受了任命。作为玻利维亚的总统顾问,萨克斯开出了三张良方:开放物价、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但这些强有力的经济措施在短期内将对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的状态。所以人们把萨克斯所采取的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在施行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后,玻利维亚GDP的增长重新回到了2.1%的正常轨迹。从此萨克斯一举成名。

　　此后,萨克斯为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斯洛文尼亚和蒙古等各国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出谋划策。

　　但是直到今天,仍有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困于贫困陷阱中,每年都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让穷人走上发展的阶梯,这需要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资。因此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必须提供支持和援助来帮助世界走上更开明的全球化道路。”坚信繁荣将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萨克斯将自己称为“严肃的梦想家”。

　　他的研究范围很快便从经济扩大到了气候、卫生等诸个范围来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方法。因此他甚至赢得了摇滚乐手们的欢迎,U2的主唱Bono就和他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而24年后的2009年,55岁的萨克斯找到了另一条重要的战线。他带着新的计划“中国2049项目”来到了中国。2049年那一年是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萨克斯预计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一举一动将和世界息息相关。

　　“中国2049项目”包含着自然资源、土地、粮食、水、能源、贫困、人口、乡村、国际贸易各个领域,仅2009年一年杰弗里·萨克斯便四次来到中国,争取中国官方和智库的参与。

　　这个严肃的梦想家再次上路。

　　·远见·

　　2025年结束极端贫困(节选自萨克斯作品《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85年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仔细考虑了大萧条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从环绕其周围的绝望出发,他在1930年写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PossibilitiesforOurGrandchildren)一书。在那个威胁与苦难的时刻,凯恩斯设想在20世纪末,也即他孙子所处的时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凯恩斯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技术进步以加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充分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能够解决困扰人类的世纪“经济问题”,即使人们有足够的食物以及满足其他基本需要所需的收入。凯恩斯当然是对的———当前极端贫困在富国中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也逐渐消失。----今天我们使用同样的逻辑断言:极端贫困不会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终结,而是在我们的时代终结。富国的财富、当今知识社会的巨大力量,以及世界上需要帮助以摆脱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到2025年解决贫困问题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凯恩斯不知道他的孙子一辈所处的社会会如何使用他们的财富以及百年来为生存奋斗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来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财富、医治这个分裂的世界、结束那些为贫困所压榨的人所受的苦难,以及在各种文化及各个地区锻造一种共同的、人性的、安全的联系和可以分享的目标?-----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不是预测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做有助于形成光明未来的事情。这是一项集体任务———对你我而言都是如此。尽管初级经济学教科书鼓吹个人主义和分散市场,但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少依赖于如下问题上的联合决策———与疾病作斗争,促进科学,推广教育,提供关键的基础设施,采取

　　一致行动以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当建立起基础设施(道路、电力、港口)及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这些前提条件时,市场就成了发展的强有力的发动机。没有那些前提条件,市场就会残酷地绕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人们陷入无休止的贫困和折磨之中。通过政府有效地提供健康、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必要时使用外国援助,联合行动巩固了经济成功的基础。 2009年08月31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