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不容忽视

专家认为国家应专门研究贫困生就业问题
扩招后遗症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高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有教育专家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
如此快速的扩招，在给更多人上大学机会的同时，后遗症也难以避免地开始频频发作，在西部贫困地区症状更为明显。
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曾是力主扩招的积极分子，但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却力主“停止扩招”。
5月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程耿东对扩招的实际运行状况作了反思：招生人数从100万增长到2006年的550万，增长了近5倍，但国家重点院校的扩招规模并不大，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只增长了1.5倍。扩招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这些高校本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有限，而这部分扩招的学生往往来自基础教育比较薄弱、教育资源比较差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招收的550万大学生中，如果进行排名，地方院校扩招进来的学生处于后50万中，在有限的就业岗位竞争中怎能不处于劣势？”
程耿东院士强调，经济发展多快，高等教育就应该发展多快。1998年以前，政府严格控制大学招生数量，高校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时扩招势在必行。但这几年扩招的实际运行中，高等教育的高风险性被忽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一高风险的事业。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风险。
“目前，我国有2300万大学生，其中超过20％是贫困生。培养一个学生的基本成本在1.5万元左右，加上对贫困生的补助，国家每年要拿出4500亿元才能使高等教育正常发展，高等教育带来的风险转移到了国家身上。”程耿东担忧，盲目扩招也影响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高校面临硬件设施过不去、软件设施跟不上的窘境，特别是教师数量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目前我国高校扩招已经到了政府、社会、公众心理和经济承受力的极限，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应该停止扩招，主要抓质量。”程耿东说。
5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财力，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有利于集中精力，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有利于逐步解决当前高校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投入低产出
如果把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理解成投资行为的话，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得回报。程耿东院士认为，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主要体现在贫困地区大学生投资回报率低上。
“扩招需要大量资金，国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对全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补助，国家投入只集中在重点大学，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程耿东院士说，“但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加大教育投入，甚至个别地方教育经费在下调，地方院校只能将增加的负担向学生家庭转嫁，多招生，高收费。”
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随之加剧，东西部差异显著。本报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获悉，高等教育生均公共经费2004年全国为2298元，而青海只有1050元，青海高校生均投入经费不足全国高校平均水平的1／2，仅是北京的1／10。
地方财政投入减少，家庭承担的比例因此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学生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在33％左右(国外通常在13％－15％)，西部则更高。“地方院校的生源本来很多就来自教育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他们举债贷款交了高额学费，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因教致贫。”程耿东说。
甘肃省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全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占50％。
如何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建议，建立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严格控制高校收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程方平教授认为，在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要贴近大众化，符合实际。
“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都大量兴办适应低收入家庭的短期大学。如美国、日本，社区学院、短期大学数量占高校总数的一半以上，专业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学费是普通大学的1／10，有了经济实力可继续深造，是分阶段的终身教育体系。在我国只一味发展普通大学，缺少适合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形式。”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曾在青海“两会”上建言：应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符合市场需要的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既可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又可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缓解就业压力。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认为，“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国家要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拓宽高校投入机制，探索新的成本分摊机制；可对1／3左右的高校通过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实行多种投入，以减轻家庭、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
破除“关系就业”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关系就业在县一级更严重。”
这一点在西部地区尤其突出。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张普权主任认为，打破“关系就业”对贫困生的阻碍，靠一省一部门之力不可为，“国家应对贫困生就业问题专门研究，缩小和消除贫困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贫困不是成为弱势的必然原因，贫困生的弱势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是权力对比下的弱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在西部，要保障贫困生的劳动权和平等就业权，政府应该保障公平就业的环境，提高法治能力，让市场来选择优秀者。
面对大学生在青海相对过剩的现状，张普权主任认为应逐步引导学生走出去，“上个月，我到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洽谈。东部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力大，但一些东部的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尤其是浙北山区、苏北等地，这样青海的毕业生就有机会了。我们采用网上招聘，建立视频面试室，降低求职成本，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贫困生，不让他们成为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
程方平教授认为，西部大学生就业是个社会问题，要从整体上治理，不只是救济，“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应该给一个宏观的政策吸引外面的人到西部创业，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