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经济杀手)

     李嘉图这一段，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把值得说的说完，所以这一段又会很多。
　　先简单回复一下。
　　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些TX基本上没有认真看帖子，就给我打语录仗，不值得反驳。只想说，哈耶克的知识论很好，但是他忘记了，苏式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固然是乌托邦，脱离社会环境和路径依赖的“市场”，同样也是乌托邦。
　　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很容易被人误用和滥用，这个遭遇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也差不多。本帖的重点就是理论的缺陷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被不断放大，以致酿成人祸。熟悉哈耶克的人应该知道，这正是哈耶克本人强调的，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出现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即设计者完全没有预计到的不良后果。
　　那么，自由的问题无法回避，我自己没有想好，怎么写。但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讨论了自由、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应该很有启发，尤其是，应该很有现实意义。不多说了。先引波兰尼吧，然后再说李嘉图。
　　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但是显然，在一个复杂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哲学让我们陷入了一个自己编造的两难困境】要么坚持对虚幻的自由理念的绝对忠诚从而拒绝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拒绝自由的理念。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继续上面的逻辑】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到了下面这个结论：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问题。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又是与自由本身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波兰尼下面这段分析非常精彩，揭示了基于交换模型的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本质。看完了我再加评语。为了便于阅读，加了一些回车符。】
　　非常清楚，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自由本身的含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指向。它看起来相当于去实现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会单是由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塑造，这是一种幻想。
　　然而这正是对社会的市场观点的结论，这种观点将经济等同于契约关系，而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这就是乌托邦自由主义者的推理方式，偷换概念，很成功啊。】
　　激进的幻觉认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不是源自个体的意愿，因而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人们的意愿所去除的。人们的视野被市场所限制，市场将生活“碎裂”为生产者部门和消费者部门，生产者以他的产品到达市场为限，消费者则从市场获取所有商品。一个部门“自由地”从市场获得他的收入，另一个部门在市场“自由地”花费他的收入。
　　社会整体性隐匿了。
　　国家的权力被忽略不计，因为它的权力越小，市场机制就运转得越顺畅。不管是投票者或者所有者，也无论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谁都不用对诸如发生失业和饥馑时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每一个正派的个体都可以设想，他不必为他个人所反对的国家的任何强制行为负责，也不必为他个人并未从中获益的社会的经济灾难负责。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没有被牵扯进权力和经济价值的罪恶中去。
　　他对此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以他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
　　【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上来就假设交换各方的禀赋，习惯上会跳过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些用来交换的商品（或者资源）是怎么来的。难不成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市侩，无论套上什么数学工具，本色不改。为了让这个理论和现实多少挂上一点钩，支持者们就只能假设现有的状态和制度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他们就只能沦为现状和罪恶的辩护者。】李嘉图的现代中国意义
　　要结合实际说李嘉图，至少可以引申出三个话题：
　　其一是经济杀手的19世纪版
　　其二是自由贸易政策神话
　　其三是狂徒推理与经济学家的自闭症和迫害狂妄想症
　　三个都是对当前的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话题，它们其实是19世纪的现象和观念的再现，揭示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的经济政策和口水战，其实已经足以预示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两种选择了。
　　三个话题也是有层次的。经济杀手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方式，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为了获得公信力，经济理论必须披上科学、公正、普适的漂亮外衣，自由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具体的成功案例，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忽悠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忽悠的方法论再漂亮，也需要受众的配合，就是这套手法能够说服和忽悠一大批人，应该有其心理学上的合理性。所以第三个话题再深入一下，这个多少有些心理学的扯淡，可能有些话比较过头，希望获得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其结论和措辞，大家也不要计较了。
　　敏锐一点的读者已经看到，在我的大纲中同时出现了“经济杀手”和“迫害狂”两个词。那么，认为存在经济杀手的想法，是否属于落后国家的迫害狂幻觉呢？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孙子•谋攻
　　阴谋论或者阳谋论，并非空穴来风，用比较深奥一点的措辞，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或者“超限战”。这个一点也不新鲜。至少，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不断地看到总体战的成功案例（在亡国一方看来，就是失败的教训）。那么，一个简单而粗鲁的类比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美国就不会策划针对中国的长期总体战呢？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说法，难道仅仅是迫害狂的幻觉？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总体战。
　　说到谋略，不妨从孙子兵法开始。
　　孙子兵法的成功之处很多，简单说来，孙子强调的是误导敌人，前面说过，其精髓是“忽悠人而不忽悠于人”，主要手段就是心理战。这里无法展开，仅举两个例子。然后回到正文【本人非常喜欢读孙子兵法，从高中开始读起，最喜欢的版本是竖排的《孙子十家注》，个人以为李卫公和曹操的解读最到位。在我看来，孙子兵法是风险管理导向的。】。
　　一个是对“奇正相生”的解读，另一个是“误导敌人”的心理战。
　　奇正相生的解释很多，我是读了李卫公和唐太宗的讨论之后，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是一定要分兵，第二层是分出来的兵，一个叫奇兵，一个叫正兵。关键在第三层，奇兵和正兵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实际运用的时候，李卫公说得很清楚：兵分两路，A和B吧。如果敌人把A看作正兵，我们就应该把B用作奇兵，反过来如果敌人把A看成奇兵，我们就应该把A用作正兵。就说是，完全取决于敌人的主观判断，反正不能让敌人猜准了。
　　用本山大叔小品的话来说“猫走不走直路取决于耗子”，这是对“因敌制胜”，“顺详敌意”这些说法的形象表达。我们对奇兵和正兵的角色分配取决于敌人的判断和应对。这样猜来猜去，自然就形成了心理认知上的“奇正相生”现象了，这就好比一个小姑娘扯着花瓣，赌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一样。典型的博弈是三国里面诸葛亮赌曹操走华容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猜你会猜到我猜出你的意思来了，之类的绕口令。很多注解孙子兵法的人似乎没有看懂李卫公的解释，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哲学或者微言大义，可发一笑。
　　不作任何引申，仅仅看原始的文本，孙子兵法中强调从心理上误导和打击敌人的话比比皆是。兵者诡道也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乖其所之也”之类的说法。最损的当属“将有五危”的具体坑人方案了。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按照李宗吾的《厚黑学》，只有厚黑兼备的人，才能逃过这五种心理弱点的打击。比如诸葛亮送了一套女人衣服给司马懿，司马懿想了一想没有发怒，相反还跟使者闲谈，套出了诸葛亮身体不佳的实话。诸葛亮的计谋对“忿速”和“廉洁”这两种性格的人都会生效，可惜偏偏碰上油盐不进的司马懿。必死的人，好比神风突击队，或者日军后期的“玉碎”冲锋，在美军的火力网之前，真的是鸡犬不留了；贪生怕死，就不多说了。
　　爱民，可烦也的现代版本是美军轰炸伊拉克时候碰上的人体盾牌。这里的爱民是迁就大众的意思，据事后检讨，美国越战就输在这个上面。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痛定思痛，你看现在就很少有反映战争痛苦的巨幅照片四处张贴了。
　　但孙子兵法对总体战的笔墨不多，比如，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这句话就没法与时俱进了。而且和他的第十三篇《用间》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了间谍都是战略资源，其使用期限可达几十年，这就是总体战了。
　　按照现代战略家的说法，因为孙子生活的时代，还不能支撑长期的（很多年）的持续战争。但孙子在谋攻篇里的观点还是清楚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注意层次，这个“谋”不是简单的战场谋略，它是放在伐交（即外交活动）之前的，这里显然有些总体战的味道了。孙武本人参与的是吴灭楚的大战。从吴灭楚的战略谋划来看，虽然是通过几年运作才达成目标，但是并没有牵涉复杂的颠覆和外交活动，基本上还是两军对垒决胜负的伐兵一级的活动。当然，为了削弱楚国的综合实力，采用了几年的虚张声势，让楚军疲于奔命，但这些运作的复杂程度和长期性显然不及下面这两个案例。　　案例1：越王勾践灭吴。这是一场长期的总体战，持续时间差不多十年。策划者：范蠡和文种。失败者：吴王夫差，孙子和伍子胥伐楚的时候，夫差已经成人。比较久远的是姜太公灭纣王，在伐交上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有时我就忍不住假设，要是孙武再晚个100年写书，有了吴越争霸这个最新案例，他会增加或者改动哪些内容呢？
　　肯定有很多精彩内容。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勾践逼文种自杀的时候，就说，当初你一共出了七条计谋对付吴国，我用了三条，吴国就Over了。不知道那剩下的四条会取得何种神效，建议你去和地下的伍子胥等人探讨一下。乖乖，是七条绝户计。
　　稍微近一点的是李斯等人策划的秦灭六国的长期总体战规划。这个规划需要分化打击六个国家，所以其复杂程度和长期性又比范蠡文种计划高出一个档次。包括暗杀、收买、分化一系列操作。其艰巨程度从秦灭楚之战可见一斑。最初派出的是20万军队，完败而归。然后王翦才讨到60万大军，并且等了一年，才抓住战机，击溃楚军主力。即便如此，楚国还没有彻底完蛋。
　　我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在算计列强的时候，其问题的复杂程度不会超越李斯辅佐的秦国吧。而现在，作为新帝国的美国，要算计几大强国，其复杂程度也不会超过李斯。而李斯没有计算机。因此，理解现代国际国际，寻找思考问题的框架和原型，基本上回到中国的战国时代就可以了。
　　这样说的依据是：战国时代的案例已经足够复杂，经常会出现三方甚至四方博弈的局面。所谓纵横捭阖，肯定是不能拿着两个博弈方的模型来寻求灵感了。
　　在越灭吴的案例中，完成计划的时间是十年，这显然是总体战的规划框架。必须通过多年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不断削弱敌人的实力，最后才能在战场上决胜负。范蠡和文种的规划层次，倒是符合孙子提出的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四部曲，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的攻城活动实际上以及大大简化，基本上属于摧枯拉朽了。经济杀手考
　　如同科幻小说家艾西莫夫为机器人订定三大法则，委托人与杀手之间也有崇高的默契，其道德化的程度均被双方认同。
　　　　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
　　　　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露出委托人的身分。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
　　　　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即使喝醉了、睡梦中、做爱时，也得牢牢记住这点。
　　《杀手》 九把刀
　　扯远了，回到经济杀手上来。任何计划，总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人来执行的，执行伐谋活动的人当中，既有锻造批判的武器的（理论家），也有手持武器进行批判的，他们就是杀手。
　　杀手，或者刀客，在汉语的语境里总带有某种神秘和魅惑之感，喜欢读古龙，或是看过电影《双旗镇刀客》的人不用多说。在其他语言里可能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经典形象，或者是布伦塔诺的暴力美学（从中国人的枪战片学到的）电影。可惜，据说真正的杀手都是像荆轲那样，看见别人拔剑就会发抖的。一点儿也不酷，甚至也不像古龙的阿飞那么落魄，他们都非常正常，注意，不是普通，其中可能有些人是达官显贵的。
　　暗杀对手或者敌方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是很流行的解决方案，现代社会也差不多，看看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政变就知道了。在我国古代，暗杀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荒唐的案例是晋灵公暗杀赵盾的故事。史书评价晋灵公“不君”，就是没个国君的正形。他胡作非为，看不惯屡次进谏的首相赵盾，又找不到理由公开处决，居然找了一个死士鉏麑去暗杀自己的首相。这位刺客很早，可能是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偷偷来到赵盾的家中，跳进院墙（晋国是大国，首相应该住四合院吧），躲在树上，一看，赵盾居然已经起床，穿上了正式的朝服，一边等着上朝，一边办公。鉏麑先生一看，陷入了道德困境。显然，赵盾是个好首相，杀了他，对不起百姓；国君下了命令，我已经接受，不杀他就是不忠。没有办法，鉏麑只好选择自己在大树上撞死，死前居然还警告赵盾小心，因为国君已经动了杀心。
　　鉏麑符合中国人对慷慨悲歌之士的理解，可以说是不成功便成仁的道德楷模，至今在部分日本人和韩国人身上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中国官场上，当然没有了，我们已经进化到了脸皮比反应装甲还牛叉的境界。但他似乎不是一个遵守杀手职业道德的好杀手。三条法则，他全都没有遵守。
　　第一条，他显然爱上了目标
　　第二条，他在自杀前透露了委托人（晋灵公）的身份
　　第三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日常生活，但是估计是个红脸汉子，天天坐在城门口，展示肌肉。或者像秦舞阳那样四处找人打架以证明自己的勇敢。这种杀手跟荆轲聂政之流有天壤之别。
　　武器的批判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还比较低级，成本效益核算这一关也过不去。项羽还知道要学万人敌呢。因此，批判的武器其实更加重要，这就是另外一群人要做的事情的，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同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活跃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第一线。跟本文有关的是现代汉语吸收的一个新鲜外来词，经济杀手。
　　我所知道的起源是一本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John Perkins，英文书名"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把Hit Man译成杀手，的确很棒。这本书我没有全部念完，大约是中文读了几章，然后英文版看了最后一章。我想，他描述的细节可能有演义的成分，但是落后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确是被人设计了。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问题，对腐败政权的援助问题，以及忽视落后国家的本地化知识，胡乱现代化的问题【国家的视角一书有详细论证】。细节要留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了。
　　在伐谋和伐交的活动中，有一类人，都是知识分fz子啊，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种重要作用，从各种记载来判断，应该说，这些是读书人学以致用的真实案例，不太像读书人的YY。他们就是“说客”，摇唇鼓舌，合纵连横者是也。　　其中有多少是间谍，双重间谍，或者N重间谍身份呢？肯定不少。　　间谍身份始终是笼罩在说客头上的阴影。再加上口才和听众的心情问题，说得不好，下场会很惨，掉脑袋算是最最人Rend道的毁灭方式。　　牛叉如韩非者，还留下一篇《说难》。当然，最有名的事件还是和李斯有关，韩国间谍（现在可以说是经济杀手了）郑国跑来帮秦国修水渠，后来秦国发现这似乎是一个经济阴谋，　　补充一句，郑国渠的开凿其实是弄巧成拙，对秦国的消耗远远比不上建成之后的收益，对韩国来说，只能是饮鸩止渴，拖一天算一天的方案。其实更有效的是搞让秦国搞房地产，兴修水利属于战略投资，搞好了，其资本形成效应是很强的，搞房地产基本上是消费，搞得再好，楼堂馆所修得再漂亮，哪怕修出个太阳系第一高楼，和军队战斗力或者经济实力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的阿房宫就是反面教材。
　　看起来类似这一招，范蠡文种也用过，就是建议吴王大兴土木修宫殿。这是相当消耗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其效果基本上相当于GDP增加了，综合国力下降了。
　　远古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来说说19世纪英德争霸前夜的普鲁士诸国面临的总体战局面吧。下面会大段引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的前言，大家不妨仔细读读，是不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李斯特在序言中指出：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
　　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这些德国的记者、砖家、学者们是否可以称为“经济杀手”呢？这是19世纪的经济杀手群，他们运用的是狼群战术。】
　　【我国的主流们最喜欢说的，就是你们都不懂经济学。我不是母鸡，不会下蛋，我说这个鸡蛋臭了，这点言论自由总还是有的吧。经济问题有那么深奥吗？关键是，这些主流们什么时候说对过？经济危机都火烧眉毛了，他们似乎还是看不见，这种学问值得尊敬吗？】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刚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线，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所引起的错误的论证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了这个学派论证错误的症结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证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
　　【这段理论分析说到了点子上，李嘉图忽悠半天，他的门徒们说了两百年，就是葡萄酒什么的，问题是适合于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人管。】
　　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训。随后我又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由纯粹狩猎生活进而饲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经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输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没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引言结束】
　　美国，从闹独立开始，到整个19世纪，都是拒绝大英帝国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的。杰斐逊们所反对的，正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天经地义的分工和格局，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设想一下它们的对话：
　　问：因为什么呢？答：因为这样做是“不科学的”。
　　问：怎么就不科学了？答：说了你也不懂。
　　我想这个时候，除了奴性十足，时刻准备着给别人舔痔疮的人以外，就只能有一个结局：
　　去你大爷的，开打吧。
　　整个19世纪，美国执行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与李斯特的理论之间有无联系？这个不太好考证。据《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英译者在1885年的序言，应该是有些关系的。
　　译者序指出：
　　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我们当可看到，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还值得加以考虑，其因具有特别有力的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很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论点直接促成了世界上两个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其次，这些论点对保护制度原则提供了确定的科学基础，虽然在英语殖民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在英国有不少事业经营者和商业经济学者信守着这个原则，但迄今为止，英国作家对于这一原则的阐述还只是局部的，不够完整的。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译者对李斯特的善意评价：
　　李斯特当反对他所认为有害的谬论世界主义学说时，对于英国在当时所享有的商业优势，有时去加以严厉抨击。但他绝不是英国的敌人，实际上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衷心赞赏，热烈主张英德两国结成联盟。“英国和德国，”他说，“在东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国为了密谋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德国在商业上、经济上的进展，以致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而牺牲了最高政治目标，对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商店主政策，它将来是一定要感到后悔的。”他还写了一篇简短而有力的论文《关于英德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向英国政府和普鲁土政府有所建议。
　　这段评语似乎是对21世纪中美国的霸权行为的批评和宣判，美国执行的依然是非常小家子气的霸权政策，目光短浅，最终是害人害己。　　李斯特描述了19世纪的经济杀手的背景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的强大影响力。首先是英国政府出钱出人出力，其次是他们掌握了一套自命为“科学”的理论，最后是这是全方位的理论和舆论战争。前面已经讲过，在这种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国家不多，其杰出代表是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美国有资源无限的优势，比较特殊，德国和日本则发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斗争是激烈的，经济杀手们在19世纪上半叶是鼓吹德国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它们的委托人大英帝国则是限制德国发展当时的高科技，车床制造。【普鲁士采用的是偷师和挖人的方式，倾全国之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车床产业。一点儿都不科学。】在1960年代则是嘲笑日本要发展汽车业和制造业的野心。喂，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创意么？一百多年了，还是那点李嘉图的心法。当然了，上当的更多。
　　这一切和美国在20世纪到21世纪执行的策略并无差异，连他们依赖的“科学”理论都没有变化，还是李嘉图的那一套。在这套理论的蛊惑下，许多小国都掉进去了，非洲小国以种植经济作物为支柱产业，石油输出国忙着数石油美元，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一用就是三十年。
　　小国多少还可以理解，中国怎么会这样呢？这种火坑为什么要往里跳呢？经济杀手们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像某些主流为了撇清自己和社会灾难的关系，2003还说经济学家对改革作了很大贡献，2004年就说其实那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过动动嘴皮子。可是得了便宜，不要卖乖，经济杀手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口不动手呀。
　　《货币战争》引起了很多争议，具体内容参杂了想象，暂且不论。它的标题所表达的应该是正确的，至少它的思考方向正确。这本书之前，有恩道尔的《粮食战争》和《石油战争》。这些策略和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新鲜。总有人错误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周易之类的天书上扯，这个粮食战争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妙用，至少可以上溯到大阴谋家管仲同志那里。管仲，齐桓公的谋士，在《管子》一书中，用论轻重的若干篇，现在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是其中的《轻重戊第四十八》。乃是对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向运用。谈笑之间，强虏灰飞烟灭。　　李斯特描述了19世纪的经济杀手的背景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的强大影响力。首先是英国政府出钱出人出力，其次是他们掌握了一套自命为“科学”的理论，最后是这是全方位的理论和舆论战争。前面已经讲过，在这种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国家不多，其杰出代表是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美国有资源无限的优势，比较特殊，德国和日本则发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斗争是激烈的，经济杀手们在19世纪上半叶是鼓吹德国放弃贸易保护政策，它们的委托人大英帝国则是限制德国发展当时的高科技，车床制造。【普鲁士采用的是偷师和挖人的方式，倾全国之力，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车床产业。一点儿都不科学。】在1960年代则是嘲笑日本要发展汽车业和制造业的野心。喂，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创意么？一百多年了，还是那点李嘉图的心法。当然了，上当的更多。
　　这一切和美国在20世纪到21世纪执行的策略并无差异，连他们依赖的“科学”理论都没有变化，还是李嘉图的那一套。在这套理论的蛊惑下，许多小国都掉进去了，非洲小国以种植经济作物为支柱产业，石油输出国忙着数石油美元，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一用就是三十年。
　　小国多少还可以理解，中国怎么会这样呢？这种火坑为什么要往里跳呢？经济杀手们还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像某些主流为了撇清自己和社会灾难的关系，2003还说经济学家对改革作了很大贡献，2004年就说其实那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过动动嘴皮子。可是得了便宜，不要卖乖，经济杀手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口不动手呀。
　　《货币战争》引起了很多争议，具体内容参杂了想象，暂且不论。它的标题所表达的应该是正确的，至少它的思考方向正确。这本书之前，有恩道尔的《粮食战争》和《石油战争》。这些策略和国际分工理论并不新鲜。总有人错误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周易之类的天书上扯，这个粮食战争和国际分工理论的妙用，至少可以上溯到大阴谋家管仲同志那里。管仲，齐桓公的谋士，在《管子》一书中，用论轻重的若干篇，现在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是其中的《轻重戊第四十八》。乃是对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向运用。打几个时间差，谈笑之间，强虏灰飞烟灭。    掉进管仲陷阱的国家依次包括鲁梁、莱莒、楚、代和衡山。
　　齐桓公认为邻国鲁梁国是挂在眼皮上的麻烦，必灭之而后快。管仲说，行。我们来看看鲁梁的比较优势，是纺织业，绨很不错的。我们就引导一下服装消费潮流，您带头上一趟泰山，秀秀穿绨的感觉，然后再命令左右也穿绨。这样，老百姓自然跟风，绨的需求上去了，价格也就上去了。我呢，再添把火，告诉在齐国搞国际贸易的鲁梁国商人，绨肯定是要涨价了。不过，我不会跟他们签期货合同的。我是齐国首相，我保证绨的价格安全，还不行么？
　　果然，鲁梁国国君得知这个消息，决定发挥本国的纺织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绨的制造业，原材料哪里来？咱不种田了，等咱有钱了，去国际市场上卖粮食吃，多爽啊。不，从齐国赚来的钱够咱们优化食品结构了，每天一斤奶，强壮鲁梁人。眼看，绨都快织好了。管仲派人考察了一下鲁梁国的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真是千军万马运绨来呀。管仲对齐桓公说，OK，您改穿帛吧。老百姓也会跟风，然后我们拒绝和鲁梁国的谈判。结果呢，鲁梁国发生了灾荒，饿殍遍野。这就是人祸呀。鲁梁国赶紧生产自救吧，可是地里的庄稼不着急，只能从齐国买高价粮吃。这一折腾，鲁梁国的老百姓不干了，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移民好像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因为各个国家都缺少人口，所以对移民是敞开大门的。鲁梁国的老百姓只好往齐国逃亡。两年之后，鲁梁国国君自动投降。
　　这里注意管仲并没有发行政命令，要求老百姓穿绨，他利用了时尚和时间差，地里的庄稼是有固定周期的，错过了就没了。鲁梁国是否让我们想起了那些以种植可可为支柱产业的非洲小国？把国之根本放在国际贸易和市场交换上，幻想自己的比较优势多么厉害，基本上就是等死了。所以，这一章是放在“轻重”的大标题下，编号是戊，正好是第五篇。管子讲本末和轻重。当然，轻视流通业固然不对，但是十亿人民九亿商，人人以倒买倒卖为荣（末技）的国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其他的故事是拷贝。莱莒的比较优势是柴，楚的出产（或者叫禀赋）是鹿，代的出产是白狐（皮草业比较占优势），衡山的优势是器械（还是手工制造业）。而且管仲在对方的粮食可能吃紧之前，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囤积粮食了。那个时候的粮食产量总体上来说是比较紧张的。这一切都符合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
　　我很怀疑其中有些是杜撰，毕竟后人托名写古籍的不少。比如楚的故事，楚在山东六国中是最大最强的。这个强有点GDP最高的意思，整个楚国权贵当道，战斗力和GDP完全不匹配。按左传记载，管仲曾经咋咋呼呼地召集了一支联合国部队，貌似要打楚国。楚国派了个使臣，跟管仲两人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楚国人放出狠话，我们要以汉江当护城河，方城之山当城墙，你们敢来吗？结果是管仲打打哈哈，大家歃血为盟，在嘴上涂了一圈口红了事。从没听说过楚国屈服于齐国的故事。
　　下面是管仲同学的理论现代版。
　　自由！我要穿什么，用什么，当然是我的自由。
　　自由！你决定生产什么，当然是你的自由。
　　自由！我要囤积粮食，粮食是商品呀，我投资还不行么？
　　自由！我不买你的东西了，难道不是我的自由？
　　自由！我不跟你做生意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套说辞，是很漂亮的。
　　当然，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齐国是强国。只有它，才能充分发挥这种自由的潜力。换了鲁梁国对齐国用这套，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忽视斯密和李嘉图的国籍了？声明一下，两位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他们所热爱的大英帝国偏偏是个大帝国，这样，他们的国际贸易理论自然就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现有秩序了。这真是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