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轰动全国的《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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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知青之歌》反映的是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对命运和生命活力被钳制的无奈,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和迷茫。但在其中仍注入了深重的“历史责任”感。1970年回到知青点4天后,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09年第2期,作者:郜合启,原题:《<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了许多“知青革命歌曲”,在这些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的是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对命运和生命活力被钳制的无奈,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和迷茫。但在其中仍注入了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诞生

《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曾进入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上中学时又进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天,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任毅等人所在的知青点后来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所以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每日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算是很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认为知识青年下乡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农民其实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弥漫起一种失望的情绪。

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叫唐又在的朋友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唐又在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起《我的家乡》,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才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自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很感动。任毅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修改。当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一段时,任毅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

自首

《我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没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面没有豪情壮志,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

当时,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于是他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很意外,立刻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了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时间来他家再次收听。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很不错。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的正规演唱。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慌,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他的女友在另一个地方插队。当时他俩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连同女朋友的书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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