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现状调查

   中外“调查记者”职业生涯现状调查    
      近年，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己任的调查性报道，从权力与金钱的磊磊巨石下，顽强地探出头来。通过这些报道，人们目睹了在看似“平安无事”的表象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相——矿难、黑幕、腐败，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刺穿表象，接近真实。然而，调查性报道自身的真相又是什么？——调查性报道与调查记者承载着怎样的压力？调查记者缘何纷纷“提前退休”？调查性报道还能坚持多久？

　　中国调查记者“提前退休”现象引人关注

　　翟明磊，前《南方周末》记者，著有《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汤山投毒案的48小时》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查性报道。由于越来越多的调查性报道（如他对周正毅案的报道等）被没有正当理由地“枪毙”，他于2003年8月辞职。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广为流传，信中说：“我为新闻而来，我为新闻而去。”“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前方记者最希望的是后方的支持与理解。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通知（考核不合格）”，“有关部门不考虑实情而简单粗暴地以数量责备因为采访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的记者”，他对这种做法难以接受。

　　杨海鹏，曾因在其调查性报道中讲了真话，被浙江渔民将其照片供于案上，奉以香火；也曾因对一恶性事件的报道触怒地方政府，当地高官在那一年的市人代会放言：“报道严重失实，照片全是在暗房伪造的！”杨海鹏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事后，杨海鹏旋即辞职。

　　相对而言，刘建平的离职则让人感到欣慰，他找到了一件自己更想做的事——在某网站主持“记者的家”，他想通过这一现已拥有近万名记者的网上交流平台，为全国记者提供更为丰富、实用的专业服务。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记者行列中，调查记者绝不是收入最高的人，但绝对是活得最累的人，供职于《了望东方周刊》的朱雨晨，常常整月整月地在外出差，“宾馆的标准间都很相似，有时在早晨醒来，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在干什么？”他的女友在另一家媒体工作，他们因此时常遭遇“这个在虹桥机场降落，那个在浦东机场起飞”的“巧合”。李玉霄曾在一年里对7宗灾难事件予以调查报道，钱钢评价说：“别的记者的死亡人数是从公文里抄来的，李玉霄的死亡人数是一个一个地偷偷数尸体数出来的，谁能想象，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除了要承受这些——来自官方与被揭秘公司的外部压力、诉讼的风险、调查工作本身的艰辛以外，调查记者还要时常面对一些更为复杂、人鬼难辨的境况。调查报道有时会成为媒体与被揭秘方展开广告交易的筹码，有时又会成为媒体高层主管敲诈被揭秘方的工具，调查记者甚至包括报料“线人”有时会以不同形式被媒体内部人出卖。

　　——所有这一切，都在过量吞噬着、消耗着年轻的调查记者们的体力、精力、激情与信念。

　　随着媒体市场化压力的不断加剧，以及更深层面的非市场性因素，很多媒体生搬硬套企业管理制度，用简单粗暴的数量考核指标体系，来考核充满丰富多样性的新闻工作，从而以花边新闻、娱乐新闻、程序性报道、信息类新闻来取代严肃的调查与剖析，调查记者因此面临严酷的制度性淘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在诸多新闻样式中拥有最高的“流产率”，稿件一旦“流产”，记者考核即为“零”，工作量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记者成为调查性报道风险与成本的惟一承担人；

　　耗时费力的调查性报道与随手拈来的日常报道在考核时不能拉开奖金差距，谁搞调查谁吃亏，有效“绊住”新一代年轻记者涉足这一领域的脚步；

　　当资深调查记者实在无法在“完成考核指标”与“做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两者实现平衡时，他要么降低自身对调查性报道的质量自律和数量要求、以完成数量考核指标，要么转而从事其它更为轻松、愉快的报道，要么只能掷笔而去。

　　外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抗争

　　国外的调查记者虽然很少受到来自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压力，但他们也常常被没有缘由地“枪毙”稿件。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栏目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举例说：“当我们制作完成美兵虐俘事件的报道后，我们收到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的请求，他对我们说，最好不要播放这个片子。他说，如果我们播了这个片子，伊拉克人会对美军采取更多的报复措施，现在有两个美国人在伊拉克人手里成为人质，如果我们播放了片子，那两个美国人会惨遭不测。在美国新闻史上，这是军方最高首脑发出的第一次请求。当晚，我们推迟了播放，但在几天以后，节目最终得以播放。”

　　哈瑞．莫赛斯强调说：“压力从政府来的情况非常少见，迈尔斯将军打电话来的时候，只能‘请’我们不要这样做，而不是‘命令’我们不要播放。商业方面则没有办法给我们施加压力，最多是不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求。”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调查记者因为对媒体的独立性感到失望等原因相继离职。

　　查尔斯．刘易斯在CBS“60分钟”节目工作时，曾任麦克．华莱士的资深编导。他这样解释自己离开“60分钟”的原因：“我的一些故事被封杀，媒体行业在转变，新闻价值在削弱。如果我做一个名人的节目，他们会很高兴。如果我要做一个重要的事件报道，关于政府，又很复杂，‘60分钟’就往往不愿给我时间和资金做。我在‘60分钟’6年，在电视行业11年，我觉得生命很短，所以我决定离开。”

　　离职后的查尔斯．刘易斯先后创办美国公众诚信中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从事更加独立的调查性报道，在传统媒体之外继续着他对真相的探寻。他的中心先后推出的“购买总统”系列调查，揭示了美国总统竞选中政治捐款与随后的公司收益的事实真相，在美国产生强烈反响。

　　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则更像是一位独立制片人，多年来，他的团队独立地选题、独立地筹集资金并独立地展开调查报道。

　　他参与的大型新闻调查揭开了全球最大的钻石企业雇佣私人警察、屠杀工人、操控6国政府的重重黑幕，调查历时7年，耗资170万英镑，成片长达3小时，创BBC调查性报道多项纪录，然而由于投资方高层人士与钻石企业千丝万缕的关系，该调查播出受阻。加文．麦克法蒂安被中国记者问及“如何维持生计”时说：“我可以教书，我用我的声音为discovery配音。我已经做了10年这个工作。”

　　调查性报道艰难前行

　　人类进入新世纪，由于不尽相同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

　　美国CBS“60分钟”资深编导哈瑞．莫赛斯这样描述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发展轨迹：

　　美国从7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闻周刊类的电视节目，比较严肃，如新闻“60分钟”等。现在调查类节目受到挑战，节目长度往往只有20分钟，要深入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这种变化在于制片人对于受众理解的变化，他们认为受众对严肃的调查性报道并不感兴趣，而调查性报道的制作成本和制作周期都在上升。

　　因此，从事新闻类报道的记者都在改弦更张，都在制作更能吸引观众的节目。就美国而言，调查类报道在走下坡路。

　　今天的“60分钟”已经不再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节目。我们也做一些硬新闻，不是特别耗费时间。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到收视率高居榜首，但是已不再是纯粹的调查性报道。

　　英国调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则认为：

　　在英国，调查性报道不仅在电视媒体中，也大量存在于平面和广播媒体中。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调查性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引起调查性报道的热潮。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都是大起大落。记者们都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梦想，但是现在都在破灭。英国调查性报道最盛的时期，恰是最动荡的年代，时代为调查类报道提供了生存的条件。现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调查类报道在英国的未来我非常担忧。

　　在鼎盛时期，无论是哪一类的电视台都有调查性报道，当时英国每年出产300部，现在只有25部。但是就涉及的影响和深度而言，还是很不错，现在大约有100到200名此类非常好的记者。

　　欧洲的状况和英国略有不同。这些记者则大都是在平面媒体工作。法国的记者数量也在增加，最近增加了三倍。这些新闻记者也都是在调查复杂的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在德国，2、3频道都有很多优秀的调查类记者。北欧地区，还有南欧的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记者。

　　查尔斯．刘易斯（美国公众诚信中心CPI创建人及总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创办人及总监）说：

　　我之所以离开“60分钟”，是因为调查类节目在美国不再有市场。我离开“60分钟”之后，成立公共诚信中心，对政界、商界展开独立的调查，在16年中，我们做了12本书，400万字，250部电视片。

　　我们写了“购买总统”一书，把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状况给予调查和公布。恐怕我们再也不会被邀请到白宫吃晚餐了。

　　我们还组织了国际调查类记者联盟的组织。很不幸，一些记者已经遭到了枪杀、酷刑，或被在国驱逐。当然我们也有胜利的消息，有记者从事的调查性报道把总统赶下了台。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应用了新的技术来做调查类报道，比如网络解密等。我们现在一共有5个全球性调查节目。我们从网上获得政治、经济素材，向公众发布新闻。

　　80%调查性记者都是在揭露腐败，这事实上是最艰巨、痛苦和昂贵的工作，最需要上级的关心和帮助。

　　（本刊根据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