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对黑窑奴工制深思 初级、中级与高级形式

山西黑窑事件令人震惊！耳边响着工头殴打声和狼犬咆哮声，心里想着黑奴制得以存在的原因。
砖窑中的黑奴制并非始于今日，至少上世纪70年代即存在。《议报论坛》2007年6月19日所载姚意克文章《我在砖厂做童工》就描绘了那时北京东郊砖厂繁重的苦役和暴打降服的情形。这种黑奴制潜滋暗长，时兴时衰，一直流传到今天。它不限于砖窑这种公开囚禁、公开奴役的形式，还有比更严重的。《议报论坛》同日刊登的《山西煤窑更惨烈的真相》说明：在煤窑中，“只要放下了井，就再也不让上来了，后面的日子都得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呆着干活，吃住都在下面，从此和阳光无缘了。实在受不了死了，就随便把你一埋，继续叫别人下来。”井下发生事故，窑主派人将所有通风口堵死，直待下面“平复”。黑奴制居然如此残酷、如此戕贼人性！可是，还有更恶于此者。《中国事务论坛》2007年6月24日刊载《震撼：山西黑窑厂烧活人？？》，这是一位过来人叙述的内情：“人死了怎么处理？大家看到的活埋啊，或者死了埋了，那是做样板的，主要是给其他干活的人看的，吓唬大家。其实更多时候，人死了就直接扔进砖炉里烧了。烧不化的怎么办？拿出来弄碎了拌在泥土里做砖。”奴工的生命就是如此任窑主处置，中华大地还可称作“人间”吗？
黑奴制是残酷压榨奴工血汗的系统。70年代黑砖窑的劳动强度己经达到人的极限。姚意克揭露：这位童工每天要把窑内热砖搬出，运到指定地点码好。一车砖200块，重1000斤，铁车重200斤，共1200斤。每天定额是55车砖，共重33吨。现在的山西黑砖窑每天劳动15小时以上，出砖童工完成的工作量就绝不止于55车、11000块砖。假定5个童工专业于此，一天出砖10万块，出场价每万块2500元，一天收入就是2.5万元。洪洞县曹生村窑主王兵兵将窑场管理包给衡庭汉，每万块砖支付包工费360元，10万块砖需付3600元。王兵兵购买奴工，每人为400到500元，有的奴工在这里已经被囚15个月，摊到每万块砖上的人头费也就微乎其微。此窑没有营业执照，逃避税收管理，但他要向有关部门缴纳保护费，估计每10块砖需付保护费3000元左右。奴工是没有工资的，但五六名打手和狼狗需要消费，可按每10万块砖3000元计。烧窑的煤炭费每10万块砖约付2000元。这样，10万块砖的收入2.5万元减去各项支出，净余1.3万元，剥削率为100％以上。黑奴制不断繁衍，秘密就在这里。
此次被揭发的山西黑奴制究竟达到怎样的规模？山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范堆相承认，排查3347户砖窑，非法使用奴工5.3万多名。如果加上小冶炼厂、小铁矿、小煤矿等，规模就更大。外地被骗奴工至少来自12个省市，因为洪洞县已经派出工作组分赴这些省市赔款、致歉。这些片断材料大致反映了农民急于寻找务工出路而落入黑奴制陷阱的轮廓。
灭绝人性的黑奴制大都横行于居住环境偏僻、音讯传播有限、居民生活贫困、社会关系落后的地区。这样的社会条件的存在，人口买卖才能盛行，人身自由才能剥夺，法制观念才能缺欠，政府权能才能同流。政治上的公权与黑奴制的私权在若即若离壮态下实行有效合拢、互补是黑砖窑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地区并非与世隔绝，它有众多渠道与社会沟通，比如，它适应市场对砖的需要，它被周围的农民容忍，它诱买基层政权的支持，它及时获得需要迅速作出反应的信息等等，因而，它，黑奴制，也就构成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黑奴制的初级形式，是极其粗野的、裸露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它将发展为中级形式，以近代暴力为支撑的、以龙头“老大”统御一切的、与公权力进行深入勾结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进行整体扩散的形式。这种形式的黑奴制一般活动于城乡结合地带或远郊区县，最初组织较为松散，游动性较强，多以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形式夺取经济利益，辅以暴力威胁和恐吓。进一步发展则成为有明确组织系统、有较大榨取目标、横踞一方、敲骨吸髓的黑社会组织。河北省唐山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涉黑案就是典型一例。
杨树宽，媒体报道，原为无业游民。不仅吸食毒品、玩弄妇女，而且坑蒙拐骗，为恶一方。他创建了华云集团，下属3个小厂，共2000工人。有了这个基地，就先后吸收40多名两劳释放人员充当打手，寻衅孳事。他通过关系，获得部队“团职干部”证件，又非法获得军用装甲车1辆、水陆两栖吉普1辆、军用越野车两辆，还拥有各种枪械38支（多为猎枪）、警用摧泪弹12枚、子弹1万多发。拥有这么多军用品，说明他不是地方政权能够左右和镇摄的。他用枪支进行威胁，地方也无法制服。何况，他已买通唐山市公安局一副处长，为他“摆平”事故，还送他两支手枪。所以，他对当地警力根本不放在眼里。唐指使打手，于2000年将两名干警打伤，2001年将干警张某打伤，2003年又将两名干警打伤。正因为他能制服警力，才有恃无恐。居民李宝顺因琐事得罪杨树宽，他带9名打手荷枪实弹在李家楼下蹲守3天，发现李在家时，朝李家窗户开了4枪。这样蛮横霸道、为所欲为成了一方霸主后，就将黑手伸入经济领域肆意抢掠：（1）他看中迁西县一座矿山，要求矿主出让采矿权。矿主无意于此，摄于杨的淫威，只得答应愿以1500万元成交。杨带领打手胁迫矿主只收700万元，矿主拒绝则向矿主家屋顶鸣枪，终于迫使矿主签字同意。（2）他向效益好的企业借款，达不到目的就带着打手向企业示威。几年来，他以这种手段敲诈近5亿元。（3）他以合作开矿名义骗取一地产商7000多万元。地产商发现被骗，向其追索，他竟然派打手追踪，企图暗杀地产商。（4）他以女色拉一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老总下水，并以录相胁迫老总向他的企业投资两亿多元。毫无疑问，这些借款、投资都是有去无还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他操纵的是名符其实的黑社会组织。这个以暴力为后盾的组织控制着为他输血的众多奴工，源源不绝的财富供应满足着他的特殊欲望。他拥有凯迪拉克加长轿车、黄色法拉利跑车、黑色奔驰跑车等等，他被捕时扣押他的39辆车中有11辆高级轿车。
中级形式的黑奴制在“暴力”和“暴利”的双轮推动下，正从地方流氓恶势力发展为集团型黑社会组织，并由此走向进一步组织化、秘密化、武装化、扩大化。黑奴制在中级阶段已将它的“奴工”形像大大改观，奴工不再是破衣烂衫的土人，而是西装革覆的企业家，但这些人的角色是必须不断以“钱”奉献于龙头“老大”，直到被榨干为止。要看到公权力与黑社会的矛盾是永存的，所以打压黑社会势力会时有发生，但它们的一体化又是必然趋势。公权力愈见式微，两者一体化趋势愈见显着，乃至出现官方的黑社会化，这是当前就可以明显见到的现象。
黑奴制还有高级形式。它超越中级阶段那种活动的地区性，掠夺的有限性，组织的秘密性，与官方的矛盾性，而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具有全面掠夺性质，而且是完全公开的，由官方推动的。中共与农民的关系就体现了高级形式的黑奴制。首先领导农民分地（为了打内战，夺取天下），又将土地收归集体（为了便于收敛田赋，支援世界革命），并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成为农奴。“大跃进”失败，饥荒告急，反而诬蔑农民“瞒产私分”，于是对农民捆绑吊打，逼交粮食。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到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一天连续拷打40多农民，一骨瘦如柴农民被他当场活活踢死，另三农民身体稍好些，也被当场活活打死。一青年见打人过于残忍，劝阻几句，刘文彩指挥人员将其五花大绑，棍棒、皮带齐上，青年头破血流，瘫软在地，苦苦哀求，立时毙命。尸体被扔到河里。”（《中共历次转折关头 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10页）结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等悉数劫掠以去，由此才有3000万以上农民被活活饿死。试想，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就是山西黑窑那种暴力奴役吗？只不过，这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下达的“反瞒产私分”指令，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
这个口口声声称中共领导的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组织，为什么到头来却把农民当农奴对待，甚至比对农奴还残酷呢？这就必须追索到中共的价值观。它以什么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夺权和掌权，权力价值至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他十分欣赏“极权”二字，认为是护身的和传家的法宝。在毛心目中，“人”只是夺权与掌权的工具，而当他需要战争时，“人”就成为炮灰。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打原子大战宁可死掉2／3世界人口也在所不惜的鼓吹被人们称为“疯子”。他向赫鲁晓夫建议：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式就行了，你们要用多少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这就是为了他的“世界革命”把中国人当炮灰奉送的证据。如今的朱成虎将军鼓吹中国西安以东国土任美国核弹轰炸不就是毛的阴魂不散吗？正是这种把“人”当作工具的观点，导致中共在夺权后为了榨取农民血汗而在全国建立了农奴制。
黑奴制的初级、中级与高级形式构成一个整体，向我们展示了以暴力为特征的、以奴役为中心的、敲骨吸髓般掠夺的、最黑暗、最反动的体制的面貌。它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使这3种形式蕴含着相互倾斜、默认、袒护、暗通的趋势。这一点，我们读读北京为山西黑窑事件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在6月22日新闻通气会上所做的通报和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会上所做的检查就可看出眉目。那是“打在儿身，疼在娘心”的小品表演。为节省笔墨，对这一表演不作评论，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