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者 我眼中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流行形象是贫穷

    我4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姐姐、外婆和我乘船来到了日本的横滨。此前，我们从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前往纽约，然后由陆路穿越了整个美国，再从旧金山搭船。

    那是1949年——中国解放的一年。在去日本的途中，我们曾在香港作了停留。后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都在不知不觉地回想香港的情景。时至今日，我都记得接连不断的难民潮和那些贫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驳船上，他们是乘着这些船逃离中国大陆的。

    在我的童年时代，包括漫画书在内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在不断加强中国的残暴和作为敌人的形象。

    虽然有关“贫困中国”的文学类型是由赛珍珠1931年史诗般的小说（大地）首创的，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老调常谈仍然对我这一代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贫困中国”的说法一直非常普遍。

    虽然我对中国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激烈的变化，但那时中国的流行形象仍然是一个贫穷和残暴的国家——并且是敌人。   

20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攻击目标

   1967年，我从东南亚前往牛津求学，攻读博士学位。日本当时正处于“经济奇迹”的鼎盛时期。而中国恰恰相反，正在陷人迅速衰退。195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列从1820年的33%降至5%。这个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因此成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击目标。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所谓的“新左派”观点的兴起，日本是否确实取得了成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也许，中国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新左派观点看来，早先的动荡为新兴的乌托邦毛式社会奠定了基础。

    随着既反斯大林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观点的兴起，毛式中国严然成了“完美”的模式。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剧烈动荡中。那个年代，无数中国人遭遇了巨大痛苦。可是，文化革命的理想化观点逐步占领了日益扩大的西方舆论先锋圈子。比如，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琼·鲁宾逊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曾高度评价毛泽东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中右翼政治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中右翼政治中心，诸多中右翼政治家竞相前往北京拜谒毛泽东。

    政治家们拜会毛泽东渐渐成为一种社交礼节的需要、英国首相希思和法国总统德斯坦及其他很多政治家，都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表达了积极看法。

    中国的毛泽东主义风格在这10年里独领风骚。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得到修复，与此同时，中国的真实状况却变得糟糕至极。

    法国的主流大报《世界报》最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对“文化大革命”及推动这场运动的红卫兵，极尽溢美之词。包括《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及《观察家报》在内的很多其它主流报纸，都普遍对毛泽东主义及“文革”予以了积极评价。

    就在毛泽东主义的神话如日中天的时候，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但这个神话还持续了3到4年时间。同时，另一个现象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就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兴起。

    以往亚洲液学寸历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里受到的轻视，尤其是对亚洲经济潜力的看法，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兴起而彻底改变，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地赞赏和钦佩。

    西方汉学家们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都是华裔人口为主。新加坡的华人占据统治地位。而韩国可以被认为包括在中华文化圈当中。

    西方开始重新看待儒家恩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学者们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都普遍认为儒家恩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60年代我还是一个美国学生的时候，只有在说“孔子日’这类笑话的时候才会提及儒家思想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课程里，儒家思想在学术界和大多数学者眼中已经是非常积极的。

20世纪80年代：令人惊叹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陷入了衰退，欧洲也停滞不前。此时的日本经济像服用了兴奋剂一样遥遥领先。亚洲的“小龙”们开始积蓄力量。海外中国人的经营模式和商业网络日益受到关注。

    中国开始崛起，促使西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儒家化”这个不可改变的进程。

    我第一次真正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是在1982年，我到了深圳、广州和厦门。除了作为顾问陪同一个法国商务代表团之外，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厦门外贸学院做了几场演讲。

    一天，在中山大学做完演讲后，学生们问我晚上是否愿意与他们一块去迪斯科舞厅。尽管我自己并不经常光顾迪斯科舞厅可还是抵挡不住去1982年中国的迪斯科舞厅看看的诱惑。当我到达约定的场地时，我发现学生们只是在听音乐——要不然就是无目的地乱转。

    在上世纪后1/4时间中，我前往中国旅行的次数大大增加。如今，我访问中国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平均每年6次——我的学

术研究40%的内容都与中国有关，或者说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上。

    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始干20世纪80年代，但全速发展是在近10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不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还是其城市惊人的转型——确实令人敬畏。

    许多专家学者铡郭用佣拿破仑的一句有关中国的名言：“中国正在沉睡一一当它苏醒的时候将震撼世界。”

    中国已从—个落后之地崛起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它吸收的国5值接投资每年位居世界前三位。中国与日俱增的巨大全球经济影响力正扩展到世界各大洲。

21世纪：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

    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仍然难以确定，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但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赶纺叙娇和文化力量。

    它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旅游目的地国家之一，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现在选择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习。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学习中文和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其他科目。我以为，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种规模和速度“扭转命运”的先例。

    尽管美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提到“中国人”，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洗衣店和餐馆老板的形象，但在90年光他们联想到的则是高科技和金融业。

    财富的累积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中国——香港、台湾赖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会，而且已经扩大到了“共产党”的中国。瑞士一些私有银行对可能管理中国的财富垂涎三尺。

    中国正通过私营和国有部门变成全世界资本的主要来源国——无论是在非洲修建基础设施，在拉美购买矿石，还是认购美国债券。

    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视为中国亮相的一次盛会。然而，挥之不去的偏贴泼了一场争论。争论中的一方将2008年奥运会视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证明，另一方则将它视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重演。

    中国曾经是左派的英雄模范，现在却成了非政府组织最讨厌的国家。它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人权、环境甚至是在苏丹和缅甸发生的暴行，因为它们认为中国应对此负一部分责任。

    西方抵制奥运会的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猛烈。北京奥运会可能会成为一场巨大的胜利，但也可能成为一场同样巨大的灾难。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国际社会的“贵宾席”一直被西方列强所独占。它们天生就是统治者。如今，西方觉得它也许应该邀请中国进入“贵宾席”，只是不知道该在何时、何地、如何去做。（作者 让－皮埃尔·莱曼 瑞土洛桑国际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