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 年之后，我开始认
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
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 年8 月27 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
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
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
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
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
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
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 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 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
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
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 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我在寻找……2003 年到2004 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
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
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
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
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
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 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
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
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
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
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
是市场考量。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
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 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
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
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
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
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
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
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
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
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
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 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
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