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成二流”争论背后的失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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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成二流”争论背后的失态
潇湘晨报 2006-7-14 8:15:10
香港诸大学的内地招生,诸多考生有了别于以往的新的选择,其中肯定也少不了湖南。
这本是一个开放社会正常正向的变量,但偏偏现在,这一事件所引起的裂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由意外的收获指向了意外的批判。
事实的最初,肯定与争议无关,也肯定与批判无关,用学生的话来说——“选择香港科技大学,纯粹是出自学术和个人发展的考虑”。但问题是,在某些“比较家”那里,总要简单地将选择等同于批判,并要在别人的选择上附加自己的批判,由此演绎非此即彼的粗暴价值判断。
《新京报》7月2日报道:今年北京市报考香港高校的人数大幅增加,其中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报名人数都达到1600人……目前,全国有1万多人报考香港大学,各地的面试人数约占当地报名人数的3成至5成。以这些事实为基础,香港大学的吸引力得到了强力凸显:“据一项调查显示,65.53%的考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到香港读书,香港高校吸引力超过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受关注程度直逼国内知名学府(《北京考试报》4月25日)”。
这个“万有引力”因为距离的接近,吸引大批学子为必然之义,却同时吸引出了一个“明天的北大清华恐怕不再是名校”的争论,身份与地位的比较再一次以批判为借口而吸引眼球,但仍然掩饰不了这一争论“宫外孕”的典型特征。
是的,我们需要一个机会来反思我们的大学教育与学术体制,但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是最好的机会吗?
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理由来批判大学精神的缺失与创造力的削弱,但香港大学比北大、清华优越(姑妄承认这一结论成立)是一个理由吗?
“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并“预言香港优越的教育制度,丰厚的奖学金,将吸引大陆最优秀的学生,过不了多久,大陆一流的学生将争相竞争香港的大学,北大清华将不再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说来好笑,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与优秀传统的大学,它的“二流”化是别的大学“扫成”的吗?一个大学的“二流”化,最大的原因是“优越的教育制度”与“丰厚的奖学金”吗?一战结束之后,德国身处无比窘迫的国家境遇,可教育制度优越、奖学金丰厚的美国,她最好的人才奥本海默与鲍林也还得到哥廷根和慕尼黑去留学,这是因为“德国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这一地位是由于德国科学家对德国学术传统与精神的捍卫。
一个大学的“二流”化,只能是大学精神的缺乏,只能是自身传统断层与不断地庸俗,却绝不是别人能夺去的。北大、清华需要批判,可我们绝不用一个捡来的借口。
持北大、清华将沦为“二流”论的论者认为,香港的大学竞争力在于“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并断言“这些人在香港的成功将远远超过过去的大陆移民,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领导阶层”。这一论断也恰恰忽略了大学的基本精神与基本能力。
香港的大学,与北大、清华一样,面临着大学精神的反思。香港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曾论述香港的就业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与其同时代的学者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反思说:“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要求。”而“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由此,陈先生说,“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的社会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
作为香港的主体的香港人都反思到这一步了,作为内地主体的内地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还要以香港大学的就业吸引力来否定北大清华,不能不说是一蛙之见,因为这种争论以扬此抑彼的立场掩盖真正有关于大学的是非。
香港大学内地招生为什么一定是为内地的大学批判写下背书,为什么就不是启发全体华人的对大学与知识的思考呢?为什么不是学术与文化在华人圈内的一次共鸣与融合呢?为什么就不是内地人、香港人以及所有的华人一起去创造更好的大学、更高的大学精神以及更高层次的文明呢?(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19版)
□本报评论员 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