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下）

2005-12-29 | 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下）

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从“窝里斗”到“窝里骗”
赵　牧

　　1998年，朱鎔基站在洪水滔天的九江大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一般的大堤工程）。滔天洪水过后，谁因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罪名上了审判台或断头台？
　　没有；至少公开报道的没看到。这情景很有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味道。

　　说到朱鎔基，不能不提“清官”二字，因为朱鎔基在任上就公开阐述过一个愿望，后人如能认可他是一个清官，于愿足矣。
　　朱鎔基是清官么？我愿意相信是。但这有什么意义？我指的意义不是对个人，而是文化层面（一个国家的民众的生存系统）上的意义。

　　“清官文化”这名堂在中国颇有历史，它是不时要繁荣一下，但只是在纸上或舞台上。我要修改自己以前的说法——“清官文化早就破产了”，清官文化这东西除了在舞台上从来就没成功过，所以谈不上破产。这才更能显示80年代以来，包公戏的火爆，及其后来大清“好皇帝”接二连三粉墨登场的文化含义——草民总是要有所精神的寄托的。

　　所以，鼓捣这种东西的不少人可以出大名或发大财，但现实完全可能是没有几个官员值得信任。

　　个人廉洁自律道德无亏，固然很好，但当一国总理以“王八蛋”诅咒腐败时（即便他的清白使他在道德上有这种勇气和“资格”），我在愤怒后面看到的恰恰不是“廉生威”；相反我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是徒唤奈何。

　　“王八蛋”算个什么罪名呢？

　　面对长江堤坝的腐败工程，朱鎔基为何没用法律语言来描述这工程的性质？
　　一个著名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朱鎔基在安徽南陵县考察时，被管粮官当场骗了。
　　最近又有公开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在下面对基层的干部说，你们要讲实话，不要骗我。
　　那么，欺骗总理是个什么罪？

　　如果在皇权时代，这个罪名也好定；现在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在大讲特讲“法治”了；二是我们全体身居这个谎言大国，都清楚欺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注水”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毫无意外可言。通常，并不是我们不想得知真相，而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真相，却没有办法，或者根本就是不想“办”。

　　还记得朱鎔基的“约法三章”么？其中有一条是“不题字”。朱鎔基不题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中国，领导的题字有惊人的“含金量”，就算领导不从题字中获得利益（比如原江西省省长胡长清就一字万金），得到领导题字的人或企业却可从从中获得巨大好处。

　　但后来朱鎔基还是三次破例，三次题写了“不作假帐”。
　　现在要问：企业或者政府作假帐又是什么性质？
　　比如用作假帐的办法欺诈上市，比如刚刚被逮捕的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靠批批发“发审委”名单大发横财的事件，还有发审委成员可能协同上市公司共同做假上市的可能。如果作假帐是犯罪，这岂不等于一国总理三次题写：你们“不要犯罪”么？

　　这是不是太过荒唐？

　　描述这二十年来的中国，常要遇到这样的困难。中国以前没法治，只有“王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提倡“法治”，而且大张旗鼓“普法”了很多年。很多年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依然是法治不行，大小的权势者无法无天。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现在不但没法治，连“王治”都荡然无存，这对一向有“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心理基础的中国人来说，情况似乎更加糟糕了。

　　今年七月底八月初，写了两篇文章——《把中国搞垮的办法——大言欺世与谎言立国》（上、中），下篇一直没时间动笔，为了突出“大言、谎言”的横行的背景以及它最有可能的结局，所以下篇另拟了标题。

　　80年代初，有出话剧曾经轰动上海滩，这个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话剧情节依据的是上海滩发生的真实事件，讲的是上海滩无数权力人物如何拜倒在一个假冒的将军之子的脚下。话剧通过骗子用一瓶假茅台酒横扫上海滩官场，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权大还是法大？在那前后不久，叙事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描述一个将军为扩充自家住宅强占幼儿园的事件）的作者也遭到清算。

　　事情就这么谎诞。如果中国是法治占主导地位或力主法治的力量占压倒优势的国家，这个弱智命题就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它就一定会成为举国关注，而且可能不允许讨论。果然，这幕话剧没演几场就遭遇了禁演，而曾经使整个中国民心为之一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随着对异化理论的批判，随着1986年“清除精神污染”的到来临宣告结束。

　　但中国媒体对“依法治国”的宣传一向调门甚高。那么从大量事实来看，中国究竟是怎样“依法治国”的呢？

　　“文革”末期，在持续二十来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窝里斗之后，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70年代末，中央甚至罕见地发表文告，让全国百姓理解中央的苦衷。

　　后来中国宣称不搞阶级斗争了，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许不错，但在什么游戏规则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却有天壤之别。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走入良性轨道，就必须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要确保法律的公正权威，就必须把天然地要伸向利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权力之手斩断。

　　我们做到了吗？

　　看看假冒伪劣商品大潮在全国泛滥历经二十余年高烧不退——这通常被认为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恶的结果，也正是政府的权力之手伸向经济领域的结果。

　　再看看近十来年GDP崇拜的一个后果。

　　近十年来，有关“数字升官”的报道越来越精彩。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人送他的外号是“王坏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

　　王曾在阜阳任职，阜阳市计委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最初提出了GDP增长13%的目标。王怀忠说这个数字太保守，“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根据“领导的精神”调到15%，但王怀忠仍然认为太保守，计委又从15%提到18%，王再次否决。最后目标确定为22%，这还是王怀忠从28%让步的结果。阜阳“九五”期间GDP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多少呢？年均4.7%。

　　王怀忠们当然不会相信22%的目标，但王怀忠们对亲自出马，“拉动”地方经济却有着无比的热情和“勇气”，我们也都清楚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的这种热情来自何方。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是全国性的，是“一盘棋”的疯狂；现在的中国有无数缩微版的“人有多大胆”。

　　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种在连工资发放都成问题的阜阳提出将建成淮北大都市设想，为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飞机场扩建为国际化大机场。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有人算了一笔账，机场如果启动，阜阳财政每年将要补贴700万元以上。除了大机场的杰作，王坏种还有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庞大计划，他要养一千只老虎、一万条巨鳄。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它下令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义务开挖“龙潭虎穴”，毁田无数，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费。然而，王坏种还是凭着这样的“政绩”当上了副省长。

　　还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实是，这王坏种在安徽干尽了坏事，最后却是由山东法院审理并被判处死刑的。

　　1978年，中国告别了“窝里斗”，然而没有法治保证的中国现在又成了“窝里骗”的天下。而所谓的“依法治国”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一个最大的假相。它的普遍表象就是权力对利益的垄断以行业划分垄断割据，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各自占山为王。

　　瞧瞧一则新近的一则令人作呕的报道：

　　“10月28日，文化部等部委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在此次网博会上，文化部首次为网吧业主推荐首选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品牌，其深远意义耐人寻味。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上，文化部不仅专门设置了全国示范网吧展示区，而且还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首次推荐清华同方作为首选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品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推荐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首选品牌，是文化部下一步建设覆盖全国网吧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施对全国网吧管理实时监控的前奏，对于整个网吧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非常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经营报）。“

　　文化部算哪门子机构？它有什么权力来为电脑厂商推销电脑？

　　文化部都敢这么干，就更不用说“中国保健品科技协会”这类为核酸营养液鸣锣开道的"二政府"机构了。

　　此外，我们对中国打官司的“主客场之争”已经很熟悉了。在这方面，兰州和青岛两家法院给我们提供过一个绝对经典的案例。

　　甘肃有个消费者因为冰箱不合格在兰州法院状告青岛奥柯玛公司，甘肃两级法院都判该女子胜诉，并获得1500万元的赔偿（依据不知何在）；接着被告在青岛法院反诉那名消费者，结果青岛法院竟判这名消费者无期徒刑。

　　西宁（前误写为南宁）的法院有过更无耻的审判，它的法官曾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根据中国的新闻法”判某某报社败诉。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新闻法》呢？

　　中国股市欺诈丛生，不但有大赌场之称，王小石案还确凿地告诉了我们早就能推测出来的事实，上市审批权的“权力寻租”有多么疯狂。而股市这么敏感的行业，竟然是在没有立法——证券法的情况下开张的。以“婴儿尿床”理论为中国股市疯狂造假辩护的厉以宁（厉股分）则公开说过，不搞证券法，是当时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才不搞的。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玩艺是很难说得清的。但没有“法”的结果却很清楚，既然没有法，追究欺诈上市，追究作假帐就没有根据了！

　　但凡有利益处，说谎造假几乎无处不在，而所谓“庄严的法律”或被利益左右，或跪倒在权力脚下的事实同样无所不在。

　　中国的“传销教父”训练弟子的绝招之一是让他们在黑暗中高呼：“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们在此长年看不到法律的身影。

　　万源县委的书记公款追星挥霍无数，最后不过是个党内处分。与此同时，央视报价数百万的“同一首歌”在株洲地区的领导愿打愿挨的合作下，继续盛大演出。

　　官员学历疯狂造假，他们拥有的真的假文凭，早把民间的假文凭比了下去；

　　教育部声称，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化”，所以他们不需要为毁灭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包括义务教育名存实亡而承担任何罪责。教育部还称，中国教育的乱收费高达2000亿一说不实，那么教育部为什么不给出一个“真实”的数字？所谓的“教育法”，在事实上还不如擦屁股纸更实用。

　　中国烟草专营机构不但有查没假烟的权力，也有批发假烟之实。

　　最近，又有消息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前任总经理马富才即将复出担任要职了。马是在今年４月辞去中石油总经理职务的，按照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的说法，他在去年“１２·２３”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发生后，“多次表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引咎辞职。（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严肃法纪、政纪，教育干部，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同意接受马富才辞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求。”

　　这就是当今“依法治国”的普遍实况。大大小小的行业权力、行政权力，都可以在把持的范围内随心所欲曲解、凌驾法律之上，或者索性让那个领域的立法一片空白。

　　法律的孱弱、媚权，在导致整个民族精神堕落的方面也起了极大催化作用。造假利益巨大，犯罪成本极低。它对国民的精神的导向最终一定是只恨自己没有腐败机会。

　　春秋故事讲，越国灭吴的前一年曾向吴国“进贡”大批蒸过的看上去“饱满”却永远不会发芽的稻种。吴国翌年大饥，勾践起兵伐吴，吴旋即灭亡。

　　2000年后的中国，不但有同样的事件，而且品种更花样繁多b 。

　　1995年３月１日，湖北恩施市七里工商所接到举报，市场出现假稻种，市工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在检察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配合下对此案迅速追查，结果查获一起数量多达５万公斤，可种５万亩水稻的假稻种大案。由于此案发现及时，恩施市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民挽回高达２000万元的损失。报道披露，参与制造这起假种案的有180多人，不但有恩施市区乡干部，还有农业科技人员、教师。这些人不会不知这将陷多少农民于绝境么。

　　吴鉴不远，一个假种子就可以把一个国家搞垮，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造假杰作。

　　“依法治国”鼓噪了二十余年，到头来居然还是个ABC的问题：权大还是法大？
 　　在这个国家，“法律”获得过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么？

　　 于是并不奇怪的是，现在又听到了和80年代末十分相似的说法：强化中央权威；又听到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曾出现的弱智的讨论：为什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又有很多人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向左转。

　　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有很多种，“窝里斗”是一种，“窝里骗”也是一种。但是中国只能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选择其一么？

　　在这样的情境中，要让普通中国人的表达要比“王八蛋”更“理性”一些，太难了！

　　200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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