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零度》阅读札记与通信

                        作者：尔日曲、渡口  日期：2005-9-23 15:19:28  出处：零度论坛  审稿：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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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写作——读《符号学原理》（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三联书店）有感
                              
                              尔日曲
                              这本书选译的有巴尔特1977年的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一些包括写纪德、艾菲尔铁塔等的文学随笔、还有“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并附录苏珊·桑塔格及克莉思蒂娃物关于巴尔特研究的论文。
                              罗兰·巴尔特所处时代是世界正处于风云突变的年代。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权势的变化。这本书中不断提到这个字眼：权势。
                              当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正受到深刻冲击，思想界漫延起怀疑、颠覆的思潮。原来尚存一些斗士具有明晰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但当社会主义的黑暗面被严酷的事实所证明后（如斯大林的大清洗），真理性体系进一步遭人否定，许多人顿时陷于彷徨。外在的唯一的客体世界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内在个人的存在世界。同时而兴起的，还有语言学的转向：生命世界不仅存在于个人之内，还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与世界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成了本体性的存在，凡事都须从语言角度出发。再次，是对自由的眷顾。在价值重估的口号下，不甘于平庸的人力求从审美中寻找价值寄托，价值的终极，似乎就是自由。在现实的重轭之下，思想者渴望自由的意愿更加强烈。这是因为在灾难重重的时代，思想者们对权势、对体系性重轭的束缚力量有了越来越（甚至是空前的）敏感的体悟或醒悟。在重轭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是如此之单薄孱弱，也由此加强了对自由渴望的反弹。自由是面对纵横无羁的权势而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信仰的、科学理性的、历史的文化的种种权势，一起突显在人的眼前，让人猛省人性之遭受不自由的压抑也久矣。人性在种种权势的重轭之下，从对权势的追求，到对权势的破坏与对新权势的追求，再到对所有权势的厌恶与渴望超脱，这是个痛苦的历程。但在权势的包围下如何超脱、如何追寻自由？这仍是个问题。如何理解自由，仍众说纷纭。到此，生命内在的体验（存在主义）——语言之本体——自由之生命渴求，这三者，一下子在历史的重要当口被联系在一起了，而三者需共同对付的，就是一个：权势，种种体系性的制约。整个时代就此反映出这样一个关于生命受到压抑之焦虑的呼吁，这个全球性的呼吁一直隐隐地从生命底层中冒出，不断震撼着人的灵魂。敏感的思想者很早就开始这样的呐喊了，也就是说，这呼吁很早就开始了，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然后再延续到以后相当长的时段。只是从近几世纪开始这种呼吁的频率越加急促。而近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声呼喊，是从尼采那儿来的。后来众声喧哗，罗兰·巴尔特也参与这样的呼吁，并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他是从写作角度来作探求的。
                              近几世纪的一大群思想者就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通过相互影响、鼓励或争斗，为自己寻求精神出路。罗兰·巴尔特在他的文字中提及许多当时尚在世的与已不在世的思想者。他自然受着他们的影响。我特别注意到其中如福柯、尼采、马克思、纪德、萨特、加缪、马拉美等人，并努力从中寻找到巴尔特思想的来源。在前述的简要的时代背景下，在一群如福柯等人的思想者包围下，罗兰·巴尔特形成了他的关于符号学的想法。符号学，若把这东西看得再深些透些，会发现其实他也并不是专注于“符号学”（虽然他写过《符号学原理》，其实他并不想做此中的学者、做类似的学术研究），他的“符号学”也仍是他所表述的一种特殊想法的“符号”，这个特殊想法或“符号”的含意，就是一种中性的自由的可以摆脱权势重轭的语言乌托邦——是一种不再显示出任何权势倾向的纯粹语言符号，仅仅是一种关于生命自我表述的真实状态的“符号群”。我们可别被他的《符号学原理》的“符号学”所蒙蔽了。他的符号学原理，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并不主要。重要或主要的，他其实是在暗示特别的符号，是一种中性的可以相抵为零的符号。语言，原本是一种不依附任何权势的纯粹符号，它们仅仅是生命的中性的自我表现。语言——中性符号。如此而已。把巴尔特的一系列文章归之于一个“符号学原理”的书名框架中，或把巴尔特归于之于结构主义者，我以为都是对他的一种误解。他的要旨是争取一种能挣脱权势的中性的因此也是自由的合乎人之本性的语言天地。从这角度看，倒是可以把他归入“后结构主义”中，归于解构者的行列中。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在努力寻求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根本自由”的东西。
                              显然，巴尔特的一代人深受时代风云变化的巨力抽打。他们都有各自对“力”的深刻感受。如何驾驭力、如何认识力、如何从力中超脱出来，这就是他们对待“力”的不同态度。马克思力图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把握住力，尼采力图摆脱任何外在的体系性的力而竭力唤起内在的生命之力，萨特希望能找到内在自由之力施展的合理方向，福柯则审视这力与文化的关系、审视人性如何遭受文化权势之力的任意塑造而为人性叫屈，并以自己的个性之力进行反抗，而马拉美、纪德、加缪等人则开始冷静地或许也不无困惑地力图从现实的力的漩涡中脱身出来，寻求更为超脱的价值。巴尔特是追随其中最后的那些人的。
                              巴尔特与上述提到这些思想者们的思想都发生过关系。（当然还远不止这些人！）在当时的局势下他没有像萨特那样卷入得深。他终于也像福柯那样冷静地审视无处不在的权势之力，并力图更为冷静地从这种审视中寻找脱身而出的路径。福柯在文化的“边缘”中追求他的自由，这是对文化的种种权势的抗争。而巴尔特则在文字中，在语言的中性符号中追寻他的自由，这是另一种抗争。
                              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演时提到与福柯的友谊（正是福柯提名让巴尔特主持这样一个符号学讲座。在反抗权势的斗争中，福柯跟他是站在一起的）。这篇演讲中反复提到“权势”，自然，这是指一种生活中到处浸润着的文化权势，而这种权势，正是福柯所一直留意并严加审视的。这权势自然也涉及到语言。“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P.4）巴尔特就是希望从语言中摆脱权势，寻找语言的自由，从语言之本体中寻求语言的乌托邦，（为了把握语言之本体，他也从索绪尔、胡塞尔与存在主义者中吸收了许多东西）希望能在一个充满世俗权势的纷争中，寻找一块净土。这净土是什么，他认为是语言的符号，写作的符号、交错作用下归结为零的符号。
                              他认为文学有三种力量，即科学性、模仿性与记号性（P.7）。前两个容易跟权势结合在一起，而只有符号，才有可能被看作是空的。某些“本文”应当可以成为“非权势”的（P.15）。处于“延异”中的“本文”将是永无定性或定格或定型的，它一直处于变异中，什么也不是。（“延异”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术语，说明“本文”的不定型状态、永远处于不断的诠释与再创造、不断的解构与建构之中。而这里译文中使用的“延搁”，不知是否就是“延异”的另一种译法？是否就是指的德里达的意思？
                              P.15）纯粹虚拟的符号、虚拟的文字、虚拟的文学，就如艾菲尔铁塔，它可以象征巴黎、现代、通讯、科学、火箭、树干、起重机、阴茎、避雷针或萤火虫，它只是一个记号，却又什么也不是。在巴黎无法避开艾菲尔铁塔，不管你在哪里，铁塔很容易就映入你眼里。但据说莫泊桑就常在这铁塔上用餐，为的是“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应当把这符号看作是一个零。“记号应当最好被看作（或被重新看作）是空的。”（P.15）。与零相处吧。可以什么都是，却又什么也不是。在这个零里或许可以摆脱权势，没有无理的干扰与被干扰、没有对人性的有意或无意的压抑，或许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自由与超脱。——这种语言的乌托邦是可能是的吗？他以为在纪德、马拉美、加缪等人的文字中就可以存在这样中性的零度性的写作，甚至暗示在如马拉美的“失写”在纸上留下一大片空白，也有着特别的零度的意味。这零度不是单纯的空无，而是一种文化上悖论的表现，也是生命中悖论的表现——在无中体现出有来。这里面恰恰暗示着一种根本自由，超脱性的自由。当德里达在表述他的文字“延异”性质时，也是在力图暗示一种不可捉摸的自由。悖论是属于“后结构主义”的，是对无结构的结构的一种忖度。
                              巴尔特所处的时代特点，至今尚未成为过去。巨大的权势的力量依然炙手可热、无处不在。自由仍处于虚无飘渺中。世纪性的困惑与焦虑仍在延续。文学不是进入商业的权势范围就是进入意识形态的权势圈。很难有真正的文学，文字一直被权势所利用，被染上种种色彩而无法恢复原始的白色。除了孤独的写作。只有为自己自由呼吸的孤独的写作，才有可能产生纯粹的透明的文字。独自言语，写下宇宙混沌、自然神秘、生命困惑等等的自言自语，把生命的当下状态表述出来。当然也可以写人类，写历史，因为我们自己就处在人类中与历史中。但一旦“真实”地写出来时，会发现什么都处于悖论中。你写了说了，却又什么也没写没说，往往无法肯定你所说所写的结论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往往你既写了是又写了非，既写了这样又写了那样，你觉得一切都重要，而一切又都在模糊中。角度略有变化，同一个对象随之变得面目全非。最后，一切都前后抵销，成了零了。正如立体派的画，把一切角度叠合在一起后，这图象会变得难以辨认，画了一切，却又什么也没画出来。我们一直是倒骑毛驴，既进又退地在写与说。真实的生活，一定是悖论。时空一直在跟我们开玩笑。熟悉历史的会觉得历史时常捉弄人，最终把每个人的追求都颠覆了，每个人都成了一定意义上失败了的悲剧性人物，谁也没有达到他原来所求的目的。而有博物知识的人对地球上巨大空间的各种事物作了充分比较后，发现无奇不有，并不存在人为框定的标准事物，一切都处于模糊的过渡状态。在这方面，作家博尔赫斯的时空角度的双重探险确实极有成效，他最终提供给我们读者的，就是时空的巨大的神秘的零，把我们置于久久的恍惚中。真实的写作，也一定是零度写作，是纯净的呈露、透明的表述、是无有偏倚的竭尽前因后果的错综复杂的立体的综合的可知又不可知地全部呈现，那一定是如风吹过、阳光射过，什么都在又什么也不剩地展示。你能说出这显露出来的一切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定是对的而不是错的？不，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才是真实。世界就是巨大的零，生命就是巨大的零。写作也应当写出一个零。若单个作者写不出零、只善于写某一视角某一偏执的形象的话，那么众多的写作者的众多的写作结果的叠合，一定是叠合出一个综合的模糊形象、乃至一个透明的零来。
                              罗兰·巴特的思想深处，是否也正是如此想的？这是我的猜度，我的演绎。可能我对“零”的理解已大大扩充了巴尔特原来的设想。我从巴尔特的“零”中感觉到了他的忧郁，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大概也是对写作的忧郁的情绪，——这是从尼采那儿感染到的？但尼采似乎一直在显露他的昂扬振奋的呀。或许尼采内心深处却是忧郁的呢？尼采宣称他全部的理论重心或出发点，即是生命的“永恒复归”。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反复的死，又反复生的理念，如是泥地上的一棵草，春风吹又生，反反复复。别去想到死，只去想那一次次顽强的生，排除所有障碍去生长吧。尼采希望自己是生死场中的强者。或许这是一种自勉，是为自由寻找一种力量的支撑、是为了赶走内心深处的对死、对虚无的忧郁？但人只要一不小心，仍会不由想起与反复的生同时相伴的，那即是反复的死、反复的病痛与苦难、反复的虚无。当我们一想到生命的中止、生命的灾难，这种忧郁会油然而生。当巴尔特在被车祸撞死的前三年，就是在这次法兰西学院演讲的结束前，谈起他一次重读托马斯·曼的小说，那篇笼罩着病魔、疯狂、死亡气息小说的《魔山》，阅读中发现了三种时间的重叠，似乎隐隐显示出一种尼采式命运的“永恒复归”。《魔山》中写到疗养院里一个肺结核病患者（事情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巴尔特自己也患过这种病（发生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这是在两种时间里发生的事件，而当他在阅读这本书的第三个时间里，觉得三种时间一下子回归到一起，叠合起来，叠合在人体的疾病与世界的疾病（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继续着的世界性对抗）之中。叠合，复归。生与死、权势与灾难、生命的骚动与病痛，这一切纠缠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就复归成零么？但他巴尔特，为了新生，必须忘却阴郁的记忆，仍希望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命运的一次次重叠、一次次的永恒复归，仍希望能在“零”的悖反的重叠中保持一种积极的“零度”写作姿态：“毫无权势，一些知识，一些智慧，以及尽可能多的趣味。”（P.20）或许这是唯一可寄予希望的写作者的出路。从中可见巴尔特的愿望并不很大，只是为了求得一丝平静中的逸趣，一小点自由。虽小，这在纷乱的局势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呀。“毫无权势，一些知识，一些智慧，尽可能多的趣味”——内中的忧愁恍然可见！读到他读《魔山》以及读到这最后一句话时，我真的有点忧伤了。
                              写到此，写的都是对这本围绕巴尔特的论文小册子的猜度性、演绎性的释读，其中不免有许多主观之见。我一味希望能进入巴尔特的思想核心处，掏摸他的要旨。这要旨即是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零。一种零的境界。若真是如此的话，我以为这境界是高的。这是一种超脱。但决不是遁世，而是一种悲悯。这是入世的洞察与真诚的告诫。但这似乎很难被人理解，它只能如是隐语式地出现于人的耳目之前。理解了，是你的福分；不理解，他也无能为力。
                              从中可以启发出许多问题，如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该怎么写作才是有价值的。实在说，这跟怎样做人有关。换句话，也可追问，做人的意义是什么，该怎样做人才是有价值的。这是同样的问题。做人跟写作是一样的。人的最高品位的追求，就是自由。不受权势的制约。这首先就得不受自己成见的制约、不受媚俗的习惯所制约。任何有执，都是成见。而真正的自由是无执的平等、是对立中的平等。这是对悖论的体悟。无执之执就是悖论，对平等之执也是悖论。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零。这是终极状态。因为一切的追问都到此为止了。
                              “本文”的“延异”，就是无数读者对印刷于文本上的文字内容的诠释、解读、内容解构、有选择地吸收、与其他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再创造、再诠释、再解构与再建构等等，乃至无穷无尽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扩展、散播、播撒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定型性”状态。不要以为众目睽睽之下存在着的本文，就一定是固定的定型化的“实体”。不，在本质上，其中的信息内容永远无法定型，永远处于变异的不可最终琢磨与捉摸的模糊状态之中。问题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推而广之，本文是如此，意识也是如此，语言也是如此，生命也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一切事物其实都是如此。整个世界就是一条永远流淌不止的琢磨与捉摸不定的河流。任何事物、任何个人，都是其中不可最终定型的、处于流淌之中的河水中之不可捉摸的一滴。每颗尘土都在不断变异，可谓瞬息万变。我们得不到自身所处世界的最终“确切消息”，甚至也不了解自己，一切都无常，否则为何苏格拉底要求人们去“认识自己”呢？其实苏格拉底要求我们的，是探求那最终不变的“我”，那个躲在“无常”背后的“常”，剥去层层面具后暴露出来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不受无常制约的最终的生命自由。
                              当我们在做人中逐渐体悟到一种无执的零状态，自然会对周围有执之人的有执行为产生悲悯。当对自己也对他人悲悯、在觉悟与悲悯的同时，制约人的种种权势之力，顿时化作粉齑散灭了。而写作，也当如是做人，该写出零的状态。写出零状态，其实就是对生命的自我认识。
                              悲悯是对悲剧的洞察。对立状态极有可能因冲突尖锐化而产生悲剧。因为处于对立状态中就看不到彼此的平等，只看到自己有执的一端。而对无执状态（无定型状态）的不断追问，最后就落在平等、乃至零、乃至悖论上，落在一种最终不可名状的即有即无的空明状态中。若做人的方式落实于具体的写作上，那么这种追求零度的写作，就是一种真正做人的修炼。这样的写作，是宗教式的修行，是充满宗教式人文关怀的，因为它涉及到自己与他人，涉及到自身所处的人间世界及天地宇宙一切生灵。悲悯如光，普照一切。
                              不过，这样的议论实在是太高了，在实践中难以企及。这里论说管论说，且先纸上谈兵一回。此后大概也只能心向往之。不过也不能完全放弃吧，因为这世界就是如此，身处世界还是得去面对，你逃避不了。还得去与虚无作抗争。于是还是不得不修炼。直到修炼得能摆脱虚无而进入充实的自由状态。每个人按自己可能的方式修炼。想写作的，就努力去写出一个零来。呵，尽力吧。
                              （*
                              注：博尔赫斯——若把大部分作家比喻为惯于常态的儒家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就如是一个不断探险的道家式的作家，他总是能发现许多奥秘。画家中的达利也是这样一个好探险的道家式的画家，总是与不可琢磨的时空一起玩耍。）
                                                2005-9-9（10－5修改）
                              
                              尔日曲兄：好！
                              你这篇读书札记，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甚是惊叹：罗兰－巴特那么幽玄的语言秘密让你大致解读了出来。它跟历史的关系，跟其他一些重要思想家、作家和他们文本的相互关系，你都点到了。你之能一触即悟，跟你长期来的宗教、哲学和人生思考有关，就像你早些时候写的有关萨特的随想帖子一样，读了让人受益颇多。坦率说，我在这方面要迟钝得多，往往有所感，而又仍在云里雾里。

                              我觉得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文本很有一种禅的智慧，它揭示世界的悖论性与解析的辨证机智，跟禅宗很接近，只不过它从西方的思想中脱胎，以他们的话语方式来表现罢了。西方思想一向好走极端，将一极之说登峰造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体系，让人目不暇接；到了解构主义那一代思想家，终于出现了一次很有冲击力的大反思和大解构，给人们惯有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我对解构主义的文本也很感兴趣，可惜更多地魅惑在他们机智语言的迷雾中，而不能像你那样庖丁解牛，了然于心。你在文章结尾说的那一番话，在我看来就跟读禅之偈语很相仿。我呢，往往对之既被吸引，又本能地怀有警惕，好像怕自己尚未悟道已走火入魔，而仅仅陷于一种游戏人生和游戏语言的快感中，这跟我对禅宗既亲近又小心的态度是一样的。我这个人总在“执与空”之间跌宕，年轻时犹甚。我之喜欢苏曼殊这个情种和尚的诗歌，大概也是这个缘故吧。

                              其实人类历史上，凡大作家必面对解构性的挑战，比如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以及中国的《红楼梦》等作品，也无一不回应了这一挑战。

                              罗兰－巴特文本的源头有众多的精神背景，跟索絮尔肇始的语言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黑格尔的辨证法，如你所说，也跟同时代的福科以及施特劳斯有关系。不过如那样去阐述、展开，就要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了，而且很学院化，而我，则是更愿意且喜欢读你那样有尖锐直觉的即兴文章的。

                              一本好书真正期待的是像你那样的读者，这不是么？罗兰－巴特那本书到你手里才几天，就立即有了你那样的一篇札记。哈哈，真希望你常来跟我借书看！

                                                                                
                                                                                
                                                                             渡口 
                                2005－9－11
                              
                              渡口兄：好！
                              你们在网上讨论文学写作的贴子，我都看了。文学写作面临许多困难，有思想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都有待探索与整理，使写作者能从困惑中走出来。文学艺术处于形式多样化的极大丰富状态中，与此同时却又向着形式之背后的极端性、解构性方向探刺，这是矛盾的两种状态，前者是“多”，后者是“少”乃至“无”。这两方面都是令人迷惑的，令人无所适从。在此困惑中，所以首先得认清路向。难怪现在文学在不断向思想靠拢、向哲学靠拢，这是文学在自我辨认、评判的一个必要的历史过程，是在乱世中寻求立足点的努力，未必是坏事。武原兄较多从技术层面考虑。我则较多从思想层面考虑，当然也顺便注意到技术层面的。由于过去比起你们来要落后一大截，故如今恶补起来更加困难，许多想法还未成熟。大家的写作处于停顿中，但其实是处于更大的整理与酝酿中。
                              在思想层面上，我现在不断思考的是关于悖论问题的解决。在哲学上这是个世上最大的难题。这是终极性的问题。人们一直想避开它，但一直避不开。但悖论恰恰关系到生命之根本状态。这是个本原性的出发点。我想从新的角度对悖论作一个分类，把悖论视作积极的东西，视为生命源头至尊至贵的东西。它是最原始的逻辑。不是不合逻辑，而是逻辑的开始。东西方的思想或许能在这悖论问题上统一起来。西方所习惯的逻辑不是逻辑之源头，只是逻辑之末流。逻辑应有层次之分，有原生的也有派生的。对此我有些想法，有些感觉，但还未到能真正表述清楚的程度。这方面的功力还不足。但，即使对悖论的表述不能最终完成，我自忖能否达到一个比较前卫的程度、在思想层面上能较宽裕地展开视野、使自己能挺立得住呢，在文学写作的思想意义层面的把握上，是否可以自信点了呢？至少还不至于落到平庸低俗的档次中吧。若这方面大致不成问题，一旦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而在这方面，我的缺乏就多多了。而你跟武原兄在这方面却有较多的积累，我将会不断向你们讨教。
                              要写出好小说，需要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包括直接阅历的感受与知识、间接获得的资讯与从这些知识、资讯思考中获得的价值观等三方面的积累）与不错的虚构能力及修辞能力。而其中价值观，应通过对生活世界及自我的思考中形成一种生命意义与审美趣味。本质之真、形式之美这两方面的价值观是在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对世事的复杂因果关系的深刻领会以及独特的审美趣味，往往成了作品是否具有长远魅力的主要因素。虚构能力与修辞能力不过是便于产生即时吸引人的故事。但故事只是一种瞬息飞逝的浮影，不会有极强的磁性，磁性即生即灭，不太会被人们长久吸附在生命里。而扣问生命本意的思想与震撼生命的美感才是作品在人的心间生根而获得长久生命力的要素。但这样说说总是容易的，如何结合自己的资质特点来设计适合自己的写作，在不时的自我审视中作出合适的调整，这才是更为实在。我的理性思考尚未结束，而技术性思考尚未开始。这是自我审视中我自己的现状。下一步的路还要走多久才能换成第二步呢？我不知道。天分与功力不一定能配合自己。在自我审视之后往往仍是日复一日地阅读、遐想与等待。从你渡口兄这旁观者看来，该如何做才可能更好些呢？
                              那篇关于“零度”的读书札记后面改动得不多。本想除了博尔赫斯之外更扩展出去谈及《唐诘诃德》、《浮士德》与莎士比亚的各种悲剧与喜剧（无论悲剧还是喜剧，最后都是诸多纠葛的消解，“零”的出现）等，但这样的详加论证也很烦，就省略了。甚至还想到要写点我对于“节律”、“通”的领会，它们与“零”都有着关系，那是一种悠远的有节奏的呼应与空明般的沟通，它们内中就有诗意，像是黄昏时突然听到来自远山的一下一下的寺钟声，钟声之外又带来更远处的钟声，几乎连接到天涯，又像几张不同的脸庞或几件不同的事情几朵不同的花瓣，一下被贯串起来，在反复出现的时空节律的叠合中，所有的记忆被唤醒，甚至其中还有梦境，它们都一下被沟通了……但这将扯得太远，也不写，省略了。“零”状态的写作，不仅仅是语言句式修辞上的朦胧，甚至只是纸面上的空白纯净，或者只是简单的悲剧，弄得人死物毁什么都精光光。而是作品整体意韵上的高境界的空朦，让人体会生命在某种极致状态下却有着值得期盼的意义。
                              顺致问候！
                                                                                
                                                                                
                                                 尔日曲
                                                                                
                                                                                
                                              200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