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发表于 2009-07-24 10:19:48

原载于《同舟共进》第七期

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 张蕴岭

金融危机凸显了政府的作用。危机一来，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救市、救企、救人，政府俨然成了救世主。

这不难理解，因为政府是国家唯一有全面法定权力的机构：可以印钞票、发国债，可以制订政策，可以进行干预、管理等。正是有了这些特权，它做起事来力度大，效果也显著。尽管危机中公众对政府的企盼提高，但人们同时也担心，膨胀的政府行为可能会引起后遗症。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政府功能的合理定位和到位，做到这些的才是好政府。“合理定位”，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功能到位”，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有时候，政府在经济中唱主角，结果导致许多问题。比如，当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给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过大的权力，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把危机之前压下去的一些东西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搞重复建设、浩大工程，表面上把经济搞热了，相关领导也许会趁热高升了，但可能留下一些“烂摊子”，回过头来再调整、整治，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政府功能到位并不容易做到。现在看来，危机之所以发生，与政府功能不到位有关。比如在美国，在金融创新兴盛时期，政府的功能缺位，曾长期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了危机。又比如在我国，政府只注重生产，创造高经济增长率，却没有相应发展起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内部需求因此受到抑制，结果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样，外部危机一冲击，整个经济就失去增长的动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刺激计划。显然，政府功能到位更重要的是在平时，而不仅仅在危机时期。

面对当前的危机，政府既要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又要头脑清醒，不为未来留下“积瘤”。危机的压力也是实现政府功能合理定位和功能到位的动力。以往，有关政府功能和作用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上，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该做什么、做好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这体现为经济结构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我们应对危机的对策，一方面是针对当前——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保增长、保就业；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为实现“均衡发展”创造环境。

所谓“均衡发展”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主要是“适度”增长，部门间协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平衡。

“适度”增长，就是不以追求高增长率为目标。中国是政治架构稳定、政府拥有强动员能力、经济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大国，有着内在的高增长条件和驱动力。全国各地都需要建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都希望用高增长速度来显示成效，体现政绩，这样就容易形成“增长热”。过去的许多年头我们都在受经济过热之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正再一次经历高通胀的煎熬，只是危机来了，经济降了温，这种形势才逆转。而且为了实现高增长，往往要以牺牲效益和环境为代价，结果经济速度上去了，效益却下来了，环境恶化了。在许多高增长地区，江河水变黑了，土壤不能耕种了，空气令人窒息了，很多人得了各种各样的“怪病”，甚至被夺去生命。而什么样的速度才是“适度”？我认为在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速保持在6%~8％就可以了（发达国家2%~3％）。高了要尽快采取措施拉下来，低了要加大些投入提上去，保证经济增长的波动比较小，速度比较均匀。

部门发展协同，就是经济增长的重心不要过度偏向少数几个行业。如果只有“重点部门”、“领先行业”增长得快，而许多部门被边缘化，就会出现部门结构失衡。在一些地方，出口加工制造业成为扶持的重点，快速膨胀，危机一来，外部需求下降，很多只好停产关门；再看工、农业，城、乡之间的平衡，尽管中央几乎每年都发“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农村条件得不到显著改善，结果有效劳动力几乎都到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只剩下老弱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工农、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农业、农村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是社会有序转变的重要保证。

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提高要同步，增加的经济收益要舍得用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社会福利上。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已达到3000多美元了，可是国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却非常低，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不仅导致消费水平被人为压低，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但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

人们都说，由于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得当，中国可能是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我看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在推行“新均衡发展战略和方式”上走在前面。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