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单世联
薄一波是比较重视历史的人。1988到1993年，他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从1949到1966年，近80万字。此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所以这是一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也是迄今为止对“文革”前17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之一。全书分上、下两卷，分别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年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修订本。
1   意识形态与政府职能
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已经争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不能轻易取消，不允许私营工商业随便停工停业。1950年上半年，工商业出现了困难，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不批准停工停业不行了。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当时有个口号，叫做“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薄一波，1997：110）
1948年4月8日，毛泽东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毛泽东，1964：1219）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所以刘少奇1949年5月就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虽然”云云是一惯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党的新辞汇。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金冲及，1998A：637—640）这与他20多年前在安源煤矿说的话判然有别．
一个不对国计民生承担责任的革命党可以无条件地鼓动工人向资本家、向企业作斗争，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却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关照“劳资团结”，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所以工商业一时出现困难。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是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不但被减薪，有的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期对资本家所作的必要妥协。一些资本家当然也趁机向工人开刀，“我们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不管青红皂白发动所谓减薪运动，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满。”（薄一波，1997：110─111）革命胜利反使工人不再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领导阶级”不但要接受“先锋队”的领导，也不能再随便向资本提条件，罢工更是不能允许。
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变化，才唤起当年安源罢工的领导人李立三对工人与国家、工会与政府关系的新思考，其核心是在新形势下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李立三当即就受到批判。
2   少奇“走火”
毛刘同乡，且1922年在安源有过密切的工作合作，但一在苏区，一在白区，毛刘之间并无浓厚的历史渊源。1935年会理会议上，鉴于刘少奇写信向中央反映三军团对中央意见很多，毛对刘作了严厉指责。并把刘调出三军团。毛对刘的刮目相看，始于1937年。那时刘少奇连续两次写信给张闻天，尖锐批评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极左路线，第一次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与毛向张闻天等国际派提出挑战、掌握全党大权的内在需要是一致的。从此开始，刘受到毛的信用，或领导北方局、华中局，或出任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毛泽东成为全党唯一领袖的主要助手。不过，据杨尚昆说：“虽然少奇同志那时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也有过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少奇与恩来在太原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时机成熟了，北方局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纸，你为什么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华北版？”（杨尚昆，2001：176）然而，尽管延安时代毛、刘之间就并不完全一致，毛仍然让刘成为党内二号人物，因为没有人比刘更合适。
49年以后，刘有两次“走火”，一次是49年上半年在天津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第二次是1950年1月23日，毛的红人高岗鉴于东北出现“富农党员”的现象，主张土改完成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富农党员”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像高岗那样以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少奇两次走火，思路都是承认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剥削非但不可避免，而且还有正面价值。以他和毛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但他仍然公开自己的主张，可见在５０年代初刘少奇还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作为这一判断的旁证是，在毛对刘的讲话表示过明显不满之后，周恩来1954年2月16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还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薄一波，1997：207）只是刘既敢于与毛不同，毛就有理由感到不快，高岗也就可以向刘挑战。高岗的失败，使刘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有1956年支持“反冒进”的行为。“反冒进”的矛头主要是周恩来和陈云，但“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李锐，1999B：76）
刘少奇、林彪都是毛自己选取定的接班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革命历史和功勋业绩，并不仅仅靠毛而取得权力。可能觉悟及此，毛要“文革”中主要依靠的是江青、张春桥等离开了毛就无法在高层政治生活中生存的秘书文人，他们不可能、更不敢与毛有丝毫分歧。
3   总理危机
从1949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至少有两次，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总理政府事务的权利。
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计委主席位高权重，像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不过是计委的委员，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政务院。1953年春，薄一波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又毛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随即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内容包括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为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重新规定了政府领导同志的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等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历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等。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只管一个外事口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王永钦，2002：126）可叹高岗好运不长，54年初就受到整肃，总理的权力才又有恢复。
1956年周的“反冒进”再度使毛不快，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特别表扬了能够体现他意图的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产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薄一波，1997：662）这当然不是写文章的问题。南宁会议后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周原来兼任的外交部长由陈毅接任。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讲了要防止闹分裂的话，“这引起了周总理的警惕，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大家都挽留他。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邓小平同志作的记录，写下改换总理‘没有必要’。”（邓力群，2000：103）但会议在1954年的基础上，决定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毛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金冲及，1998B：1396）如果说1953年的做法是把政府各部门分解为若干个直接对中央负责的“口”，那么1956年则进一步直接中央各小组领导国务院各“口”，总理的权力被大大消减了。大跃进期间，周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这才有时间带一个庞大的队伍去查勘三峡。大跃进出现了大灾难之后，周参与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4   两次松绑
对知识分子抱有好感的革命者大有人在，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这些元帅，对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尊重的，但由于毛对知识分子另有看法，所以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大都过于严厉。
49年后，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短暂的开明时期，两次都是由周恩来出面表达的。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批评了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宗派主义”；1962年3月，周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不久又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报告，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金冲及，1998B：1629）
但尽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毛泽东很快就不承认。56年那一次预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但当年的9月的“八大”上，就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次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金冲及，1998B：1212）反右后径直把知识分子送进隆冬；62年那一次，连周的报告也有人质疑，当周要毛就此表态时，毛没有说话；而当同年10月北戴河会议就此说话时，却是轻蔑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薄一波，1997：1040）
毛的观点得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支持。49年以后文艺界运动频仍伤人太多，周扬固要负责，陆定一亦难辞其咎。比如反胡风时，周巍峙发现周扬并不坚定：“有次在中宣部传达毛泽东同志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稳定。”（周巍峙，1998）而于光远却感到：“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于光远，1998）57年周扬整丁玲时得到陆的全力支持，直到79年丁玲平反后，陆还再次强调当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问题上，陆比周还左。1961年周扬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艺十条》，陆在讨论时发表了不少反对意见，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增加了不少历来强调的政治性很强内容，即使如此，当周扬乘陆不在北京时送上去并由中央批发后，陆还在中宣部内部多次责问：“八条”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动态》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艺八条》的问题。（黎之，1998）
周当然明白毛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增强了周说话的勇气。1962年10月11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薄一波，1997：1040─1041）
5   过关
“大跃进”以“反冒进”作热身。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先后八次批评“反冒进”。仅薄书披露的就有：
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同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
同年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
同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
同年4月的武汉汇报会；
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同年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
周恩来只得检讨不迭，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作了公开检讨。毛不但对前两次不满意，而且要秘书帮助写检讨也不允许，他直接发话：“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以至于周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金冲及，1998B：1394）周知道其错误的实质，第三次检讨中有一段“向毛主席学习”：“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李锐，1999B：370）也许周记起了15年前的经验。那是在1943年8月他从重庆回到延安时向毛送的见面礼：“没有比这三年来的事变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底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金冲及，1998B：553）果然，正像1943年的检讨使他重回中国领导核心一样，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总算过关了。
但有的检讨就很容易过关。大跃进天怨人怒，周不得不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周说到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都有责任。他还检讨了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在人大提出的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标准；二是1958年6月主持起草的关于轻重工业下放比例的文件。
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薄一波，1997：1061）
重彼轻此当然不是要维护总理威信。因为反冒进“尖锐地针对我”；（薄一波，1997：661）；而大跃进毛却是“始作俑者”。
6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除通过一定组织程序合法剥夺外，他有很多办法来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不再提及。1943年整风高潮中，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原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则不再提及；“文革”中，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周恩来等人的副主席也不再提及。只要毛作了决定，高级领导人的职务就会无声无息地丧失。
第二种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队的具体指挥极小；“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三种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1976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四个方法是不发文件。1955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中央即毛，“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薄一波，1997：357）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五种办法是另组机构。1963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李富有春经常挨批，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1964年8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薄一波，1997：1242）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薄一波，1997：1244）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在最严重的时刻，还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1942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6月2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1945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7   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自己也以身作则。1961年他在广州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薄一波，1997：395）
第一次，“我是用十一天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薄一波，1997：394）调查就是“关了门”看报告写文章。报告当然能部分反映真实，但这些材料或是中央报刊的记者采写的或是各省上报的，不但写作者在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且很多文章直接就是上面指令的，真实性不不可能怀疑的。比如，“11月2日中央办公厅致电黑龙江省委：‘《怎样办农业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是挑选出一篇，修改好文字，说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薄一波，1997：396）中央向省提出文章的主题，各省按照这一要求组织文章上送，毛再根据这些报告判断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的高潮。
第二次调查是听部长汇报。1958年在广州，地质部长“刘景范汇报时，带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个发言稿，他就念了起来，只念了几分钟，毛泽东就疾言厉色，要他讲问题，不要念稿子。刘可能没有参加这种场合的经验，还是照旧念下去。于是，毛泽东发火了：你不要念了，你讲不清楚，找何长工来。刘当然非常尴尬，满脸涨红，停了下来。”（李锐，1999B：307）薄一波也说到：“有一次，听一位部长同志汇报，他紧皱着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薄一波，1997：486）搞调查、听汇报，却不原受他人提供的客观材料的指挥，这种调查到底能改变多少原有的成见？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邓子恢认为农民的合作化热情不高，并因此导致粮食紧张，这当然是毛不愿意听的，于是“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这几句话给毛留下的印象很深。……不仅使他改变了对春季以来农村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对农村形势的估量。”（薄一波，1997：385）为什么相信柯庆施而不相信邓子恢？原因在于柯是顺着他的思路来说。
另外，“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报告，他带着疲乏和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薄一波，1997：486）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不大可能从容听取各方意见的。所以，《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结论，与其说是他从汇报中总结出来的，不如说是他此前已有的“前见”。比如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就是他在听薄汇报前的开场白，即使他不听薄的一汇报，他也会提出这些主张的。这些汇报的意义，是为毛已有的观点提供资料──“五大关系的基本资料主要是34部委汇报提供的。”（薄一波，1997：499）
当然调查也不仅仅是看文章、听汇报，毛也经常出游大江南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广州）。他对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而导致1955年的粮食风潮很重视，专门下去走了一趟后，结论是：“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薄一波，1997：383）“麦子长得半人深”就说明农民生产有积极性、就说明农村不缺粮，这样的调查显然是过于皮相了。他为了强调“群众路线”就说群众有纪律，例子是“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李锐，1999C：103）
8   吹牛拍马
调查不具体不但不能了解事实真相，客观上反使说假成风、吹牛盛行。1958年上海会议期间东北组就人说：“不少干部是看气候，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有两个口供装着不同的材料，你要什么，他给什么，甚至以少报多，以无报有，以假报真。”华南组有人说：“有的人喜欢摸主席的脉膊，主席喜欢什么，就反映什么。”（李锐，1999C：483）大跃进期间，李锐因为发言、谈话、写信得到毛的欣赏，马上就有人向他取经，“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李锐，1999C：474）庐山会议中间的７月１１日，毛召见李锐等人，“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李锐，1999A：76）这就难怪：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薄一波，1997：1328─1329）
薄为参加庐山会议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上庐山后，有几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准备的发言稿未拿出来。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初版页８６８）修订版补充解释说：原来的发言稿“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薄一波，1997：898）
说假成风并不始自庐山会议。延安时期，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王世英曾对刘少奇说：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段建国、贾岷岫，1992：244—245）这就说“吹牛拍马”也有政治性、有阶级性。49年后还一度流行过刘的名言：“投共产党之机，有什么不好？”
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抗战胜利后，胡耀邦、王鹤寿、陶铸三人在延安王家坪“桃园三结义”，约法三章，其中之一是“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王昆，1999）但桃园盟誓可以约束刘关张，却不能使革命者成为弟兄；“吹吹拍拍”的事不做，斗争仍要坚持。1987年1月决定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王鹤寿积极批胡。“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李锐：2001）。
9   理论与实践
毛毕生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他的一些做法经常背离自己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几乎是毛泽东的特征之一。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以苏为戒”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其中一条是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并举，发展重工业必须与发展轻工业并举，反对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匈牙利“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薄一波，1997：598）可见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是全党的共识。但在大跃进中，“各行各业搞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公业，大家挤农业。”（薄一波，1997：739）农轻重比例的失调比苏联和东欧更严重。“当毛泽东看到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告诫人们要‘以苏为鉴’的同时，他自己的意识中却萌生出一种‘钢铁情结’，对钢产量的提高极为关注，甚至把钢产量的多少作为中国能否保持‘球籍’的标志。”（李锐，1999C：200）
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而，“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垢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薄一波，1997：622）这一理论没有认真实行。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1997：1970─1071）
当然，每次行动失误都有原因。大炼钢铁的原因是“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薄一波，1997：715）关于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薄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毛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二是党员和干部尚未掌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至于民主之遭到践踏，薄从正面讲了三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要完备，二是民主集中制要配之以健全的制度；三是党员干部要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责任感。
也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说：“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薄一波，1997：1066）但除了毛泽东，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否定毛的意见。1953年冬，张爱萍上将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毛泽东讲了意见之后，然后再让大家发表看法。不少同志谈了与其不同的意见，而且很有道理。结果呢？毛泽东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当时张爱萍在心里就打了一个问号：提倡反对一言堂的人，可能就是一言堂。”（东方鹤：2000：720年）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持起草的、意在发动“文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当然不会有任何原则性的否定意见，只是既然是讨论，也就对一些个别字句、标点符号提出意见，但陈伯达、康生一口咬定：这是主席改定的，一个标点都不能给。以至于刘少奇感叹不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 行吗？这不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吗？ 我原来考虑改一点，现在大家的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黄峥，1995：419）一句话否定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事发生过多次，堂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只是毛的橡皮图章。
10   自我批评
是人就会有错，毛当然也会有错。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1997：255）“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薄一波，1997：905）“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1997：1060）但是
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薄一波，1997：905）
讲了也就是讲了，谁有权力处理毛的错误？他的“自我批评”引来不是同志帮助和组织处理，而是其他人的一片忏悔：主席都承担了责任，我们的错误不就更大了？而且即使是“自我批评”，也是在中央会议上，而不会向全国公开。毛的名言是：历史下罪已诏的皇帝，没有不下台的。
毛多次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说明成绩与错误的比例，然而不但这“一个指头”也即十分之一从来不能讲，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不能讲。彭德怀曾说过：“毛泽东同志99.9％正大正确，难道就没有０.１％的错误吗？”（杨尚昆，1998）就因他提出了这0.1％，最终成了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不但不能讲毛的错误，甚至认为毛有错这一念头就是错误的，就应当被打倒。
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薄一波，1997：911）
七千人大会期间，可能是受到会议“民主”气氛的感染，彭真1月8日在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明白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他这样解释：“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是那么多。”（薄一波，1997：1059）可就是这样，第二天陈伯达就表示不同意见，责问彭真“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不但如此，1月29日，林彪在讲话中又特意强调：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当即高度评价林彪：“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薄一波，1997：1079）然后早四年后发动“文革”，彭真被第一个打倒，林彪则成为唯一的接班人。
11   词序与字体
毛做过教师，喜欢咬文嚼字。1956年为“稳妥”二字和周恩来等人较劲，庐山会议上又为“得”“失”的前后位置而定彭德怀的死罪。
彭德怀给毛的信中对大炼钢铁的评价是“有失有得”，这就惹了马蜂窝。毛在7月23日的发言中即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薄一波，1997：889）其实，在毛之前，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一天饭后，陈正人把我拉到一边说：‘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李锐，1999A：137）
其实，这种词序安排是一个偶然的笔误。薄指出：
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薄一波，1997：889）
当时的写信情况是：“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后，他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14日下午送与毛泽东。后来追逼这封信的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之事。”（李锐，1999A：120）毫无疑问，即使彭当时说清了这是参谋笔误，也无济于事。
词序先后外，字体大小也是政治。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时，总编辑邓拓明知毛泽东不同意，但刘少奇、周恩来支持，邓拓想来想去，还是要发。原定要用4号字，邓改成5号字，想着字小一些，以免特别醒目。他的用心没有被毛理解，在骂了他一通“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最后把他赶出《人民日报》。（任捷：1999年）
12   邓子恢、周恩来与彭德怀
通向公社化的路上，毛先后严厉批判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的定性大同小异。
1955年，围绕着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毛多次批判邓子恢：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薄一波，1997：347─348）
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与方针相抵触的。（薄一波，1997：358）
再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了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图分裂政治局，达到他的目的；无非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锐对立。（李锐，1999：卷三上卷257）
1958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薄一波，1997：661）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５０米远。（薄一波，1997：668）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一个月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薄一波，1997：666）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李锐，1999B：71）
照毛的说法，邓和周都有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组织问题。但1958年毛却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李锐，1999B：200）同样，毛在庐山会议上又表扬周：“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李锐，1999A：166）
为什么只有彭德怀一旦挨批就万劫不复？
召集庐山会议的动机是为了纠1958年的左，毛承认“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李锐，1999A：15）会议的初衷是在坚持“总路线”的前提下作些调整。从他为会议拟定的19个讨论题目来，与彭信并无不同。据薄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机问题。“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薄一波，1997：886）薄的分析有一定根据，以至于彭德怀1962年“八万言书”时还要解释：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薄一波，1997：1126）
要补充的是，这个“时机”不是彭一人造成的。据李锐分析，毛发动批彭的原因，首先是会议讨论中支持彭信的人很多，特别是22日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彭相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向毛进言：彭德怀在拉队伍，人都被拉过去了。可以设想，如果彭信出来后应者无几，反对者众，很可能毛还会表扬彭的“反潮流”。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毛决定打倒彭有一个过程。庐山会议的7月10日，毛在与周小舟、李锐等人的谈话中，赞同性地引用他的一勉句话：“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李锐，1999A：66）7月17日，彭信已经印发，毛在与李锐等人的谈话中也没有“左转”和反击的迹象。甚至７月２３日决定反击时似乎也没有要置之死地：“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李锐，1999A：166）似乎也只是比此前的邓子恢、周恩来更严重一些，距离右派更近了：“不过还有30公里”（李锐，1999A：167）当8月1日彭在常委会提出辞职时，毛还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李锐，1999A：252）8月5日，各组揭发批判时，只有张平化提出“把他们留在党内”的“后患”问题。8月11日，毛才在大会上才说：“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的问题。（李锐，1999A：360）“还是你干”当然不是真心话，但下决心打倒彭确有多方面因素，而决不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以毛的智慧，当然不会真的相信彭会寻找时机“拉队伍”造反。如果没有历史旧帐，彭的错误性质至多与邓子恢、周恩来一样，批判一下，检讨几次也就过去了。但事同人不同。1929年秋冬之季，邓子恢与毛在闽西上杭同住一层楼，其时毛的四军前委书记在民主选举中落选，政治失意的同时又患上恶性虐疾，邓“无微不至地关怀与体贴，派人寻找好的中、西医为毛主席治病，托人专程去购买牛奶、白糖，为毛主席补养身体。还为毛主席每天买２斤牛肉炖汤，再炖上一只母鸡。”（曾志，1996）周恩来与毛没有共同养病、心心相印的交往，但他善于以检讨服输来化解他与毛之间的曾经有过的疙瘩，所以他们都能过关。独有彭不但过去敢于向毛挑战，而且桀骛不驯，毛早就十分警惕了。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要毛下台，他却偏认定是彭在背后挑唆；1937年，由彭德怀参加的“华北军分会”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开会，会议决定中提出了与毛游击战不同的“运动游击战”口号，“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讨论的，是任弼时同志写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彭德怀的。这件事，在延安整风，特别是20天的华北座谈会时搞得最厉害。”（杨尚昆，2000）抗战期间有些地方随意杀人、不尊重人权，彭著文批评后，毛很反感，但杨尚昆回到延安后，“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杨尚昆，2001：203）类似的事很多，任何事情只要与彭有一点关系，责任就得他来负。1958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总结性地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会后，彭不解地问杨尚昆：“有事情没有事情都敲打这么一通，这到底是为什么？！”（郑文翰，2000）并正式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虽未获准，但苗头已露。庐山会议确实是一个“时机”，是毛找到了清算彭的时机。
13   “四清”
“文革”以极左定格于党史，但“文革”打倒的刘少奇其实也不右。
“四清”运动的起源模糊、过程复杂，目的是借此转稼“大跃进”灾难后果的责任。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毛对当时大量饿死人的事件作出判断：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札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这是要阶级敌人来承担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的责任，同时也以阶级斗争的大棒封住了党内外任何可能对大跃进和他本人的批评。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是“四清”的正式开始，但当时上下都忙于克服困难，经济政策中“资本主义”倾向明显，“社会主义”提不上日程。直到1962年强调阶级斗争后，“四清”才渐次铺开。刘少奇先后主持制定了1963年5月20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运动从来免不了过火，打人、自杀这类“运动现象”渐次发生。《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意在纠偏，但运动仍然没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后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薄一波，1997：1150）这一切当然并不比历次运动更严重，但刘少奇似乎仍嫌不够。1964年初，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为此他又主持修改《后十条》，9月18日正式发出。《后十条》的修正草案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此后又提出“反右倾”、“夺权”等要求，广泛打击基层干部和地富分子，“四清”急速左转。甚至包产到户、自留地、集市贸易等也当作“单干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本主义、夺权等问题上，毛刘一致，体现毛的思想的陈伯达的“小站经验”与代表刘少奇思路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都强调要“夺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发生严重分歧，毛这一次扮演了纠刘之“左”的角色。按薄的分析，首先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显然，毛坚持的是１９６２年强调的阶级斗争，而“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都没有能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薄一波，1997：1168）用不太准确的话说，刘要解决的是当时的干部的腐败，毛要抓的是阶级斗争。
在运动的搞法上，刘依靠工作队，先秘密扎根串连、摸清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实行大兵团作战来整干部和地富。毛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认为种做法“打击面太宽”，“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薄一波，1997：1166）所以他不同意刘于19644年年底制定的《十七条》而另弄出一个《二十三第》，规定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等，缓和了农村的斗争形势，一些左的做法得到纠正。
时在甘肃搞“四清”的李新回忆说：1964年春节，《二十三条》下发后引起了一阵兴奋。“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有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只是在过了27年之后，李新才恍然一梦醒来：“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们党的机体是多么严重了。”（李新，1998：140—141）
刘在“四清”运动中的一系列“左”的做法是有历史根源的。1947年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刘就认为有些地方土改搞得不彻底，“现在的问题很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经过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李新，1998：35）参加过47年会议和“四清”的李新就认为：“这1947年‘搬石头’的情况颇为相似。”
刘少奇的政治命运与“四清”运动直接相关。一方面是加剧了毛、刘分裂。毛后来说1965年1月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就已决定准备把刘搞掉，因为刘的做法是“形左实右”：“左”是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右”是以“四清四不清”掩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左实右”达不到毛的目的，幸好1963年毛就着手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以另一条“形左实左”的道路通向“文革”。另一方面，“四清”运动标志着刘政治生涯的项峰。1964年夏，李新到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台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讲话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的大意是要大家都下去：“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不就是发现了许多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可能是因为刘的讲话过于严厉，周恩来接着起来缓和了一下气氛。李新评论说：“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的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捧‘臭婆娘’。”（李新，1998：120—121）显然，处于巅峰状态的刘少奇已经损害了他的权力基础。
14   怎样算“文革”的帐
无论是7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70年代末以后对“文革”的批判，公众所熟知的是“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薄具体分析说，65年是历史上最高水平，66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下半年开始有变化，但损失较小。大幅度下降的是67、68：“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3.8％，1968年又比上年续减5％，1967年财政出现22.5亿元赤字。就当年各地生产、流通、分配秩序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薄一波，1997：1213）然而，薄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
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对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家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五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媒、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３０００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五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薄一波，1997：1250 ─1251）
这就是说，天下大乱，但经济没有乱。当时总结了三条理由，第三条是“随着经济权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主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提出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使地方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薄一波，1997：1252）经济权限的下放是1958年的做法，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也是“大跃进”的内容，但这些都作为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而被纠正，1959年3月就开始收回一些，连毛都在庐山会议上说“不可过活”，（薄一波，1997：802）但“文革”中再度大批下放，为什么此时能有收效呢？
薄补充了三条理由，第一点是毛“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示的积极作用。最高指示对稳定经济肯定有积极意义，但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事实启示后人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更复杂的考察。是不是可以说，计划经济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至少是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下？
但经济的增长丝毫不能缓解“文革”的灾难。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公民并未过上人的生活，有相当一部人公民权、生命权被剥夺，如“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以及广西等等，大规模地公开杀人，甚至吃食人的器官。人吃人的现象曾在60年代发生过，那是因为吃人者实在太饿，不得不以饿死路边的尸体包括自己亲人的尸体充饥。但在大兴等地，人吃人却不是因为活命，而只是因为被吃的是阶级敌人。当时云南省因死人太多，谢富治在听过汇报后也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给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丁龙嘉、听雨，1999：86））云南新平县革委会副主任杜福星，认为在县医院工作的覃淑贞是特务，是特务就得发报机，先是在家里查，后是在会上剥光衣服搜。覃被迫害致死后，杜要求解剖尸体，以便看看发报机是否被她吃到肚子里了，切开腹腔后检查胃，“只见胃中有少量的食物残渣，但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杜福星却指着韭菜钱渣说：‘那是不是录音带？’”然后又剪开回肠，再检查脾脏、大肠和膀胱，最后是心肺，还是没有，“杜福星失望了，但又不死心，他命令将、所有器官各切一块，留作病理检查。”（丁龙嘉、听雨，1999：189—191）
这则重要材料说明，对“文革”的否定绝不能仅仅从经济上着眼，应当着眼于当时的政治结构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和虐杀，要从政治上看“文革”，否则“文革”就没有什么可清算的。
15   每当“神都有事时”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以活用。在49年以后的对内斗争中，毛泽东把它发展为以地方反中央。比较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页６３６）于是，钢产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证。
第二次是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开完不久毛就对此不满，正式改变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大三次会议上。由于两种论断差别太大，会议上即有不同意见，会后也没有深入人心。12月9日，毛到杭州，看到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毛十分高兴，当即组织一些修改补充，于12月2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12月25日，毛又发表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毛作了审阅之后不久又发表于《人民日报》。这样通过江华与柯庆施这两个地方领导的报告，毛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才真正公之于世。（薄一波，1997：652—653）
第三次1966年批彭真以发动“文革”。这一年３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薄一波，1997：1278）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也使毛泽东重新取得对中央的绝对控制权。
“农村包围城市”优势在于能保持主动和进攻的姿态，这一经验培养了毛对农村、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经常为别人准备的帽子，可以说毛的思维方式属于经验的教条主义或教条的经验主义，就是把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毛总是把战争时代积累的一些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即使在环境变化之后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暂不评论这一思维方式的是非得失，仅从毛自己来说，他实在是太珍视自己的成功经验了，决不舍得用一次就放弃。比如“诱敌深入”的战术与“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一脉相承；军队供给制的传统也延伸到大跃进期对商品经验的拒绝，如此等等。从这一思维惯性可以把号召地方造反的做法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联系起来。
中央以毛为核心，只有毛一个人可以用“中央”的名义讲话、决策。但中央毕竟还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和一整套庞大的组织机构，他们不可能完全与毛声气相应，很可能出现外围与核心配合不好的情况。如果一层不变地固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毛的核心地位就会落空。这样，地方力量就成为毛的依靠。60年代初，刘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非常紧张，除加紧批转各类文件外，1961年还专门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毛泽东，，1996：484）1966年6月，毛在《有所思》中表达了他用地方控制中央的策略：“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他没有讳言“南巡”是为了解决“神都”之事。同年10月，他这样说起“文革”的发动：“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金冲及，1998A：1046—1047）当然，毛不是一般地希望地方凌驾于中央之上，地方只有在领了最高指示才能向中央造反，否则就是“地方主义”。毛的真实目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当他觉得中央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地方就要服从中央；当他觉得中央“做坏事”时，就以地方逼中央就范。地方和中央是两张牌，他可以永远处在主动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薄一波简历
1908年生于山西定襄蒋村。
1925年入党，在山西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
1929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军委指导兵运工作，在唐山等组织兵暴，三次被捕入狱。
1931年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坚持狱中斗争，1936年出狱后任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战时期，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组织山西青年抗日记死队，1939年所部编八路军，任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边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1948年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
1949年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副总理等职。
1979年复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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