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缺乏孝道，这就是日本与中国最根本的区别

中国思维网发表者:叶剑辉

　　连载《中国的自省》第一篇：论孝.

　　说明：下面几天我将要连载8篇文章，是我两年多以前在日本短暂停留时，给宏文学院的学生讲课的讲义。文章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古代中国的道德的形成与表现，以及对现代中国道德的影响等。以下是第一篇。

　　对形成所谓“中国人的性格”影响最大的道德，是孝。中国人与日本人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此：日本人从中国引进并吸收了忠、勇、义、礼等诸多优秀品德，唯独缺少对孝的继承。由于孝道算是中国一切道德的基础，才把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彻底区别开来，仅限于表面的某种历史的联系。也正由于日本文化中，缺乏作为土壤的孝的培养，那些原本应算是美德的忠、勇、义、礼等，才会变成一种近乎变态的偏执。

　　首先我将说明，为什么孝道对中国道德的形成影响重大，而我至于称之为中国所有道德的基础。

　　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无法理解髡刑（剃掉罪人的头发）和耐刑（剃掉罪人的鬓毛和胡须）如何发挥惩戒作用，因为两种刑罚显然都没有对身体或者财产形成损伤。故而他们只能理解到最粗浅的层面，即将之等同于西方古代同样存在的某些羞辱性惩罚，例如让淫妇坐鸭子椅（duckingstool），给长舌妇上口钳(branks)。但这显然不能解释，在更古老的中国上古时期，髡刑怎么会严厉到与后来的断首等同。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孝之始也。”是对《论语》里“君子不立于危墙”的最好解释。保存好父母给予的身体，这是孝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把父母授予的身体，放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墙之下，就算一种不孝。《世说新语》讲到一个叫范宣的八岁小童的故事，他挑菜的时候把手指头弄伤了，大哭起来。旁边的人问他：“很疼么？”范宣回答说：“不是因为疼，只是身体发肤授之父母，现在有毁损，所以哭的。”

　　故而髡耐之为刑也，是中国人在“忍受”这样的处罚时，“心痛和自责”才是第一感觉——没有保护好父母授予的身体，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他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满洲人入关时，中国人对剃发命令的激烈反应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情绪，以至于许多人不惜以死抗拒。若说是因为剃发后汉夷不分，觉得耻辱，自有其一定道理；但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人对羞耻的敏感，而轻视了中国人的孝道观，又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孝道对“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我不妨继续从中国人对身体的态度来展开说明。

　　受身体发肤授之父母而“不敢毁也”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让自己随时处于安全的境地。《汉书》卷七十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叫王阳的人去益州做刺史，车马到了邛郲九折阪，地形非常险恶，他就很感叹说：“父母留给我的身体，怎么能用来冒这样的危险？”竟然请病假不去益州做官了。同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世说新语》里就讲到，桓温只是进入了一个险恶的峡谷，都要感叹自己不孝（《世说·言语》：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一个人频繁地刻意谨慎，结果自然而然会演变成“习惯性”的神经衰弱般的容易起疑。故而中国人这种对自己的身体随时采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虽始于孝，后来却并非只有在孝道问题上才有所表现了。也就是说，若最初的时候中国人爱惜自己的身体，目的是为了尽孝，那么后来爱惜自己的身体，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尽孝了，而可能纯粹只是一种习惯，或者干脆称之为性格。这种性格，是趋向懦弱的，因为他使人变得犹豫不决。也正因中国人有懦弱的一面，他才是正常的。

　　在这方面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中国人的忍耐力，因为“有忍耐力”大约是公认的中国人的“美德”。

　　诸位之中，假设遇到这样的事情，即有人朝你的脸上吐唾沫，会如何处理呢？在我瞧起来，大约只有三个解决办法：也拿唾沫唾他，打他或者骂他，把唾沫擦干净。最后一种办法大约是最“有忍耐力”的表现了，古代日本人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这么做，前提是对方是他的主君，并且于他有恩惠。但中国人还觉得不保险，按照最传统的做法，会等唾沫自己被风干。因为中国人觉得，只有别人很生气了，才会拿唾沫吐你，你却用手去擦，这不是火上浇油，让对方更生气么？所以等它自己风干。

　　古代中国人把能够唾面自干当成一种自我修养，并认为这样的人，是品德高尚的容人之人。但实际上谁都能够想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为了最大程度化解可能出现的冲突。因为一旦冲突出现，就意味着破坏随时可能出现。而我私心以为，之所以要极力避免出现冲突，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

　　唾面自干在中国早有历史，一般的人以为出自唐朝《国史异纂》里娄师德对他外出做官的弟弟的教诲，但《尚书大传·大战》篇里姜太公早就告诫中国人要：“骂汝勿叹，唾汝无干”。当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唾面自干也不能被一般的人所理解和执行。且不必说唾面，公交车上踩到脚，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吵嘴甚至打架。我们也经常能听到邻里之间由于一些小矛盾，而最终酿成血案的新闻。

　　为什么古今中国人的差别会这么大？我以为与近两代中国人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纯正的儒家哲学的教育有关，即现代中国人的道德体系，已不是古代中国所接受的那种了。孝的观点也在中国逐渐被淡化，转而开始接纳和执行西洋社会的人人平等理念，与父母称兄道弟。由于现代观念中，你的身体只属于自己，不像以前，你的身体是附属于家庭的（如果你们能够理解中国“家破人亡”这个成语的话，其实就可以理解，某种程度上，你的身体等于你的家庭），需要承担保护好它和光耀它的双重责任（这一点很重要，下面几次的讲演中，我会逐渐提到）。古代中国有句谚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男子不当兵的原因，就是因为战场上很难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保护。古今两种态度是本质的区别，因而现代中国人很容易轻视对自己的保护，这样的状态下，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几率自然大得多。

　　另一个例子有关中国人的政治性格，即许多外国人提到的“圆滑”。手段圆滑与为人圆滑是不相同的，在政治中，圆滑的手段必不可少，但圆滑的人却不必太多。然而中国的政治家中，却有许多圆滑的人，而缺乏圆滑的手段。

　　圆滑的中国政治家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他们绝不会刻意去追求美好，当然也不会刻意要把政治搞乱。如不能理解，不妨转换一下语言，即：对中国的政治家而言，政治清明并非他从政的目标，平安地从政才是他的目标。这种虽然身处其中，而只求置身事外的政治性格，使得中国历来缺乏敢于作出决定的政治家——投机冒险分子和勇于决策是两回事，前者在中国却不少见，此处暂不讨论。

　　傅玄《傅子》里讲到一个故事，皇帝想要伐蜀，朝廷里的大臣都说不可伐。皇帝信任刘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问他，刘晔说：“可伐”；出来见到同僚杨暨，就说：“不可伐”。有一天皇帝和杨暨单独相处讨论这个事情，杨暨说：“刘晔说蜀不可伐。”皇帝说：“刘晔对我说的是可伐。”事情闹到要找刘晔对质的地步。刘晔单独去见皇帝，说：“伐国这样的大事，我睡觉都害怕讲梦话泄漏了，您怎么能轻易就和别人说呢？”皇帝于是向他道歉。出来之后，又和杨暨说了一大通话，杨暨也向他道歉。

　　刘晔这样处理伐蜀的事情，是因为他是朝廷里的肱骨之臣，乏与不伐，他的意见非常重要。而他明知伐蜀不可行，却既不想得罪力主伐蜀的皇帝，又不想得罪不想伐蜀的同僚，故而采取两面堵的办法。其目的，显然是要保存自己在皇帝和同僚之间的双重信任，让自己平稳地继续做他的肱骨之臣。

　　以上我从中国人对待身体的态度中，举例说明了中国人因孝道观而衍生出的某些特别的性格。其实依然可以找到多种其他的性格，与孝的身体观有关系的例子，但由于时间所限，我暂不继续分析和举例了。

　　接下来我将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孝道观的有无，造成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似乎在文化上藕断丝连的国家，在本质上却截然不同。

　　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日本人的道德，我觉得比较容易，“勇敢”就足以概括。事实上在座的诸位之中，基本上都有稍微接受过武士道教育，相信你们听到的关于日本道德的赞美里，一定不乏这样的沾沾自喜，即新度户稻造博士在《武士道》一书中提出的，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中“没有任何怯懦的成分”。

　　以我对日本旧道德的理解，勇敢与光荣是成因果关系的，而光荣则是每个日本人追求和向往的最高境界。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吧？我们可以举出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即剖腹自杀。

　　武士道体系下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忍受切腹之痛（切腹者需亲手把短刀刺进自己的左腹，然后往右腹拉，再拉回来往上切。然后把头向前伸，由断头人砍下他的头。在整个过程中他不能表现出痛苦，而且切腹之后身体必须向前倾倒。他们管这个叫“漂亮的切腹”），那就是勇敢。勇敢的人就是光荣的，就能够洗刷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于是可以看到（以我们这些非日本国民者的眼光看到）“疯狂”的日本人满怀喜悦地拿起刀子刺向自己的腹部，看到日本人载歌载舞地欢送前往珍珠岛做自杀袭击的“勇士”等等不可思议的事情。

　　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中国人总会替日本人幻想出类似这样的场景：切腹前的日本人内心充满了对父母的眷恋，他的父母此时正在家中以泪洗面等等。但是，错了！切腹者和他的父母只会想到自己的光荣，而绝不会想到眷恋这样的字眼。因为光荣才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并不重要。

　　这就是日本人最简单的道德逻辑，因勇敢而光荣，为了光荣而勇敢。我们从这个简单的逻辑中，总容易看得毛骨悚然，因为这之中居然没有一点“情”的因素在内。

　　中国人的逻辑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人的逻辑之中含有丰富的情感因素，而这些情感因素的基础，则是孝。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关于义。

　　日本人的故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确实很简单。一个日本的武士，决定要为他的主君复仇，以报答他长期以来的恩惠了。他擦拭了自己的刀，就迈步走了，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看他的家人一眼。不是故意勉强自己控制情绪，而是他压根就不会想到要回头看他的家人。他的内心中只有光荣的效忠。他的母亲朝他的背影鞠了一个躬，但不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而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是一个义士。他的母亲并不觉得悲伤，反而是与有荣焉。晚上她的丈夫回家，还没有迈进门槛，她就高兴地冲着丈夫喊：“老伴，你高兴吧，我们的儿子已经效忠了！”

　　中国人的故事则复杂和曲折得多。最典型的是《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这个故事。

　　濮阳严仲子和韩的相国侠累有仇，逃到齐国，寻找可以帮他报仇的刺客。有人为他绍介了一个名叫聂政的屠夫。他于是亲自登门去拜访，带着酒肉陪聂政的母亲畅饮，最后还拿出了百溢黄金为聂母寿。聂政很奇怪他的礼物如此丰厚，固辞。严仲子于是与他说实话，告诉他自己有仇人，希望聂政能够为他报仇。聂政说：“我降志辱身在市井里做狗屠，就是想要好好养奉老母亲。现在老母还活在世上，我的身体不敢许给别人！”严仲子虽然坚持，但聂政终究没有答应，严仲子做足了宾主之礼后，离开了。

　　过了几年，聂政的母亲死了。他守完孝，感叹严仲子当初折节相交，于是主动去了濮阳见严仲子，说：“以前我之所以没有答应帮你报仇，是因为老母尚在。现在母亲已经不幸去世，我可以为你报仇了。”

　　聂政一个人对抗十多个卫士，终于成功刺杀了侠累。临死前，他用刀子把自己的脸剐花，以求尸首不被人认出来。很快严仲子找人刺杀侠累的消息传开了，韩国人悬赏千金，想知道刺客的身份。刚好聂政的姐姐嫁在韩国，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是不是我的弟弟呢？严仲子一定是我弟弟的知己了！”她到了暴尸的地方，果然是他的弟弟，于是扶尸痛哭。韩国人说：“这个人杀了我们的相国，大王悬赏千金来购求姓名，就是为了追究同族的责任。你怎么还敢来认尸呢？”

　　聂政的姐姐说：“聂政当初之所以降志辱身在市井屠狗，是因为母亲还在，我还没有出嫁。那个时候他不名一钱而严仲子看得起他，士为知己者死，固宜矣。现在他又因为我还活着的缘故，故意把自己的脸剐花，以免连累我，我怎么能怕死而不来认尸，湮灭我弟弟的英名呢？”说完这话，她大呼了三声天，哭死在了聂政的尸体旁边。

　　同样的一个关于义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人和古代日本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道德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义中依然还是只有光荣和勇敢，而中国人的故事中，却出现了孝（聂政养母、全姐，及对家庭的责任）、勇敢（聂政刺杀侠累、聂政姐姐为聂政收尸），当然还有义。这些道德要素组合起来，才构成了中国人对“光荣”的理解。如果中国的故事中，拿掉聂政养母而拒绝帮助严仲子（日本人会把这个看成是怯懦）、保全姐姐而剐花自己的脸、姐姐义无反顾为他收尸并最终死在他的旁边的部分，故事就和日本的那个差不多了，只是一场冷血的刺杀而已。

　　而这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那个部分，完全与聂政的家庭有关。

　　家庭（即孝，前面已经粗略说到一些，下一节会重点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平衡器，它既是忠、勇、义、礼等道德的助推力量，也是忠、勇、义、礼等道德的牵制。家庭对道德的助推力量表现在，个人对于家庭负有“光耀”的责任，而光耀一个家庭的途径首先要求他具有忠、勇、义、礼等多种道德（这里特指古代中国，因为现在光耀门户的手段，只需要有钱，也仅限于有钱）；家庭对道德的牵制性表现在，个人对家庭负有自我保护的责任，这就可以避免出现日本人那种简单的勇敢等于光荣的逻辑的出现，让中国人学会取舍，并在取舍之中形成和积累民族的智慧。

　　以上就是我说的，孝是中国所有道德的基础，以及缺乏孝道的日本与中国的最根本区别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