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中国性”

对于当代诗歌的“中国性”问题，身在海外的诗人似乎比起国内的诗人更关心一些。前几年海外出版的一份汉语刊物还组织过一个讨论，不少人写文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意见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观点，还是认为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由于西方文化以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受到它的影响，中国诗歌的外来因子越来越多，其中国特征日渐减少。一句话：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加以注意，并最终可能影响诗歌形态的生成的问题。对这样的讨论，当时我也看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总觉得作为一种独立语种下的文学，只要它还是以符号为基础的，那么其内在所不可消除的语种特性，就一定会使其在自我面貌的呈现上，有不可代替的独立性。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性”几乎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是那些在海外的中国诗人，由于身处异文化语境中，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到失落后，不得不寻找出路，为自己找到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抚伤剂。但是，前一段时间一位朋友从海外回来，由于本身对他的了解多一些，感到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性”这样的问题不应该使他感到困扰，但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理由非常充分地做出了分析。这一次因为他，我还真想了想作为一个问题，“中国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问题当然不像我当初想到的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文化的现实状况下，无论是文化的强势一方，还是弱势一方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确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很难对之做出简单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一些诗人关于“中国性”言说的了解，我发现在强调“中国性”的海外诗人当中，一些人的指向是很明白的，这就是，在承认全球文化交融造成了“中国性”的丧失的前提下，他们更多地认为现在呆在国内的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写作几乎没有“中国性”可言，或者说有，也是一种可以被称为“伪中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身在国内的诗人，反而不如身在海外的诗人更懂得“中国性”为何物，当然也就根本理解不到“中国性”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必须强调它的紧迫性。可以想见，这样的判定是很有些嚇人的，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下写作，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已经与母语无涉，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疑问要提出：何以身在国内的诗人反而没有了“中国性”，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他们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我发现，要谈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因为问题的实质好像还并不是“中国性”不“中国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是“中国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中国性”是一个什么玩艺。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反映在一些海外诗人身上的对“中国性”的认定和对它的强调，主要是他们在写作中想竭力回避与西方文学的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翻译文学的影响来体现的），不让西方人像抓住把柄似的，批评他们的写作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品，因而为自己的作品加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方法，或者更为直接地将一些古典文学作为了自己的写作母题。像有人对先秦文化的提用，以及其他人的写作中明显显露出来的对宋词“婉约派”词的语言结构方式的挪用。虽然这种作法从表面上看，有些像荷兰学者D·佛克马所说的中国文学有对传统“重写”的偏爱。我也不想说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是在否认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成事实，是对构成了近代中国诗歌话语方式的事实的忽视。但是，如果这就是对“中国性”的体现，或者说这就使自己的写作有了“中国性”，却很难使人认同。文学的民族传统固然有一种外在的形象学意义上的东西，“重写”也是文学发展与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性，具有一定的美学上的，甚至是伦理学上的意义，但它本身应该有一种更内在的精神上的东西作为其支撑点。那么，把表面的追寻当作是对“中国性”的呈现，也就不能让人认为这种“中国性”是一种有效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性”。至少我认为“中国性”的内涵不应该这么简单，起码它不可能仅仅体现在表面上与古典文学的衔接上，哪怕是为这种衔接找到了很好的与古典审美意识一致的共同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可能用回避现实的方法，获得自身的成立。

虽然要真正追寻“中国性”的实质是什么，对于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涉及到现代诗歌的源起，乃至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成等诸多问题，太大了，我自认从学识到能力都力所不及，另外，我也不想去彻底追寻，我宁愿就事论事。我仍然认为那种指责国内的诗人不关心“中国性”的人，说出的与事实不符。我甚至认为就“中国性”这一问题来说，我们仍然有必要分辨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什么是“中国性”，它是一种文化精神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形式样态。其实这才像是问题的实质；即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上，有没有一个被规定的中国形象？如果有，这一规定是谁给出的？为什么给出？它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意义？不管听到的事实确不确切，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知道造成海外一些中国诗人关于“中国性”焦虑的原由主要来自于西方，即来自于这些诗人所置身其中的异文化语境。正是由于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种由别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想象出来的“中国形象”，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中国，使得这些海外诗人的身份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别人的想象，那么其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包括他的诗歌的意义，都普遍地遭到怀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因为不被认同，又十分想要被接受的心理在起作用，也不能简单地、傲慢地认为这种由别人的想象制造出来的“中国性”是无聊的，一点也不中国。但是我仍要说，这是谁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此，我们将怎样认同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

是啊！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应该被提出来的。很显然，在我们的眼里，像某些人那样的，以先秦文化、宋词婉约派作为自己写作的背景，让西方人感到很中国的诗歌，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因为进入当代社会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无论在思想的向度、方法，以及思想的结论上，都与那样的一种东西相距甚远，至少，在具体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进程上，当代中国不是以那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如果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是对“中国”的最好的阐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歪曲，至少是一种后退似的描摹。我也知道，那些谈论“中国性”的诗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他们也一直认为正是在当代世界性的文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过多地丢失了作为中国的传统，而他们自己的工作正在让丢失的中国重新被找回来。应该说他们的想法并没有错，因为从事实的角度看，一般的人们的确认为曾经存在着一个更中国的中国，像孔孟的中国，老庄的中国，或者说从诗歌来说，魏晋南北朝、唐宋的中国。那不单是文化意义上的独立景观，也是文化的盛世之相，并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思想认知方式，建立了一整套文化的陈述语码。但是，情况果真如此而不会再发生改变吗？或者我们说，在国家历史的进程中，真是有一个需要被确定的不变的固有形象，我们只能靠这样的形象来确立文学的位置吗？也许正是在这一认识上，不同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而且到了当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不单纯是内力来驱动的，同时还必须是在一种与外力的对峙、交融的关系中来定位和发展的。

我不知道当年梁启超、胡适、鲁迅他们那一代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但很显然，他们没有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反而是以一种在今天看来非常健康的心态，以他们对中国旧学深厚的修养，在对之与当时世界文化的关系的考察中感到过去的中国的东西，从形式上已经不能承载变化了的现在。尽管今天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把鲁迅看作二十世纪最能代表中国的中国作家，但谁也知道鲁迅的小说写作，其叙事来源，即方法并不是纯中国的，苏俄文学，甚至是东洋文学对他的影响均显而易见。而像他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改写，也是与人们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的传统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传统的反动。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指责鲁迅“不中国”呢？反而谁都将鲁迅看作是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甚至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被称为民族魂。何以鲁迅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使其写作获得价值的内在奥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以鲁迅为镜鉴，从他的身上也许可以或多或少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性”的确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通过对表面的东西的强调来确立的。如果仅仅是看表面，那么二十世纪几乎没有一个从事中国文学创作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具有“中国性”，像写诗的穆旦、冯至、卞之琳，写小说的沈从文、巴金，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从中汲取了养料的，但他们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景观中最醒目的人物。正是因为如此，如果真要强调“中国性”，我宁愿将对“中国性”的强调看作是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即在什么情况、什么意义上，文学解决的问题是迫切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是需要的。

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的需要首先是一种内在需要，是这种内在需要构成了它产生的动因。如此一来，即使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言，文化生产也不能够成为一种物质产品似的东西，可以通过看别人的需要，以别人下的定单来生产。如果真得那样，不要说文化的责任和价值无可言说，就是它的自尊也无处存身。我相信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伟大文学，从来不是考虑了超越其语种，在它之外的文化是否认同这样的问题后，才产生的。如果那样，产生的东西恐怕就不是文学了。文学的产生，哪怕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它有关的，应该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杜甫是如此，但丁也是如此。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对那些指责国内的诗人不关注“中国性”的说法不以为然。国内的诗人，或许没有身在海外的诗人那种不被认同的感觉，或者说那种感觉由于没有置身其中而不是那么强烈。但是，置身在民族文化的场域内，感受到这一场域内种种事情对人的精神的刺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认清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文化问题，使自己的写作当得起“中国诗歌”这一指称，仍然是这些诗人一直想要做的，并一直在做的事情。过去二十年间的情况也能使人看到，那些获得了人们赞赏的诗人，无论是后来到海外的，还是一直在国内的，原因无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让人感到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状况的意义上，都能够反映出一种需要。即使是今天一些治诗歌史的人，在谈论一种诗歌价值的存在时，所用的方法也是将之放在一定的文化场域内，然后看其在这样的场域内所产生的效应，来做出判断的。

早在几年前，正是由身在国内的诗人们提出了“中国话语场”这样的概念。而且他们也对这一概念产生的缘由，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意图做出过自己的解释。别的不说，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中国话语场”？提出是为了解决。“中国话语场”的提出，当然是基于的确存在着一个被这些身在国内的诗人理解到的，由现实构成的“中国现实”，这一“中国现实”的确有自己的问题出现，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商业发展，它的道德观，以及由这一切催生出来的人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无一不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形态上与别的地方的不同，非常特殊，具有无可混淆的征象，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就与别的地方不同。而且这一“中国现实”不单从文化上，就是从具体的人的生活上，也对与之发生联系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单影响他的日常行为，同时也对他的思想方向产生着影响。哪怕根据“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样一种现在被不少人认为儒腐的认识，我们也的确可以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不同的构成我们生活的事景，这种事景必然要求对之做出解释，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释。如果这样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国还“不中国”的话，那么也就不知道什么才中国了。我们不能以已消失的过去来解释自己的生活，那样能行得通吗？我怀疑。

这样一来，我更愿意承认的中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就是我们看到的以各种事情的发生构成的中国，虽然人们可以反驳说：无论是现代商业机制、还是现代文化在大众层面上的运作方式，甚至是它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受到了太多的西方，譬如美国式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对我们而言来说具有一种国家现实形态的东西，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样态，将之算作是中国形象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另外的中国存在。虽然，为未来着想，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更加理想化的中国才更中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国应该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有一种更内在的、深刻而有机的联系，好比说它应该体现出的是孔孟之道、老庄思想、墨翟学说对国家形态的认定。但此在的中国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由于我们身在其中，经历着它的一切，很多经历还具有被迫的意味，所以就是我们不想“中国性”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反应之中。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导出的一切关于生活的认识、反映和态度，就是“中国性”的，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来自于它，是由它生发出来，并进而成就出构建我们精神世界、现实生活的思想。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不管别人认为这样中国不中国，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我相信，我们有权利这样说。

也许即使这样，人们也可以指责说我们谈论的中国只是事实的中国，它没有思想独立的意义，也没有美学独立的意义。这样的指责当然是很方便的，甚至好像还和事实的距离不太远。因为有很多东西太好指认，因为我们玩的都好像是别人玩过的，我们说的也是别人在说的。而恰恰我们的祖宗可不是这样，孔孟老庄所玩的，从来没有别人玩过，也玩不来，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所玩的，也是绝对独立的一份，哪里也不可能出现。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无法认同如此的指责。因为同样的指责也可以用在对西方文学的诘难上，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西方人现在玩的一点也不莎士比亚，一点也不帕斯卡尔，也一点不但丁，不彼德拉克。但是有必要这样做吗？因为不管他们是不是像他们的祖宗那样，他们仍然在我们的眼里代表了西方。就像庞德这样的诗人，以及他之后的金斯伯格、斯耐德这样的诗人，不管他们从孔孟之道、佛教禅宗，从中国诗歌中汲取了多少养料，甚至直接把汉字放在诗篇里，他们还是明明白白的西方诗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要想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至少是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的问题。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以最近的诗歌写作潮流来说，我便看到不少身在国内的诗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汉语的承载力的探究上，对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解析上，以及把注意力放在对历史的再认识上。他们正是想要在发生剧变的时代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而言有效的叙述，从而真正地建立起与生活的内在的联系。这些还不“中国性”吗？

从态度上讲这是更务实的态度。谁都知道当代中国语言是在混生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着的，并且好像越来越趋于工具理性而不是审美维度。有些人对这种状态很恼火。但是，应该看到正是这种混生的语言是当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表达工具。面对这一事实，对承载力的探究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它将使我们在达到表达的有效性上更有把握。同时，从用的角度看，只要是能够被用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审美观的，为什么不好呢？我相信，那些近两个世纪以来进入我们语言的外来词——光十九世纪一位意大利人统计就有上千个，二十世纪当然肯定更多——不会是没有道理的。而对于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解析，哪怕是从场景的意义上也会使我们看到一种“此在”的呈现，谁又能够说我们个人经历的具体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的呢？就像不能把发生在北京的事，说成是发生在纽约的吧。再之，对历史的再认识，这是重要的，它来自于一个前提，即历史为今天服务，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今天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有人说过无论什么时代，写作都必须具有历史感，其实这一所谓的历史感，就是它与今天的内在的关系。哪怕就此来谈传统的继承，也不是继承它的伟大，而是继承它的有用。那么，“中国性”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是“有用”呢？在一种哪怕功利主义的意义上来谈问题，如果今天当代诗歌是在“有用”的前提下展开的，即它是以解决生活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的人对世界的认识的，那么就应该承认在这种情况中，其价值的合理性。

有时候我就觉得荒唐，凭什么别人反而好像更有资格来指责我们呢？也许从旁观者清的说法来看，他们的确看到了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据此便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中国，或者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说出的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让我信服的。这就像我不能信服斯蒂芬·欧文在他的文章中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指责一样，尽管他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为中国指出了一个过去存在的标准，并深入地指出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认知习惯在过去文学生成中的支配性力量。但就像我们不能以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西方的经典作家作为一种尺度来衡量今天的西方诗人一样，我觉得当他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好像忘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历史尽管提供了一种可以作为榜样的东西，但它在现实中的发展却是很难以规定性来对之做出要求的，它的构成更多的是由现实因素来决定的，这之中“变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谁也无法拿一个理想的中国来替代一个现实的中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搞懂，难道我们比他们更不希望中国的理想化吗？很显然，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一个理想的中国的存在了。这么些年来，我的确看到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探寻着一个理想中国的存在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应该怎样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现已经成为事实的中国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不少改造的意见。再怎么说，也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一个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更有资格。而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或者说信念的问题。我们的确应该相信通过我们自己对置身其间的中国生活的述说，使别人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是我们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