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民国史？

 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民国史？
　　
乐之史 　
　　　　
　　最近突然对民国史有些了解的欲望，于是，便随手找来一套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来看。一气读完，感慨万分，丁的许多记载与分析，实际上都远逾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历史学家”。此书价值决不低于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或者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一人胜千军，诚可叹矣。
　　　　
　　但是，无疑丁的许多描述也存在问题，如像当时人一样，对“民意表达”很是信任，又如在许多关键点的描述上，过于表面，而未触及内幕。可以想见，在丁未看到后来公布的那么多的档案，日记及当事人的函稿，包括口述记录，其对史事的粗线条式的描述自然有些错漏。
　　　　
　　那么一个问题便出来了，我们如果要再撰写民国史，基点是什么呢？我们究竟是应该在来新夏等人虚妄的历史记载的基础上，还是丁中江的记载上，感觉上，可能后者比前者还能充当我们的基础。
　　　　
　　由于时势变化得太快，当所谓“北洋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由于正统性的需要，国民党人并未想到要编一部所谓“北洋信史”，而是在许多党史记载里，拼命把“北洋”乃至当时与国民党人唱反调的南方各派系涂黑，一味“妖魔化”，于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民众所知道的民国史便是一部军阀秽史，一个充满臭味的“军阀”概念掩盖了整个前南京历史时段。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的执政当局对前政权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没有好评；另一方面，却暧昧地继承了国民党对“北洋政府”历史的丑化叙述。这样，我们便遭遇到一个被全程妖魔化的民国史（如果承认民国的下限是1949年的话）。以至于老百姓除了“新旧军阀”、“政治反动”，“经济掠夺”，“文化保守”等完全出于宣传目的的所谓“历史叙述”外，对这38年的历史便一无所知了。在政治运动高潮时，甚至任何与此种宣传口径不符合对此前历史的说法都可能被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或者被人检举下狱。于是，尽管“民国”刚刚过去，但是“民国史”却是被愈涂愈黑，几至完全被政治所屏障了，这种“妖魔化”的民国史不但存在于大陆，也存在于解严前的台湾。
　　　　
　　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紧张空气的逐渐松动，“对外开放”的时代也来临了。经济上引进外资的同时，文化上也开始引进外国人写的一些历史书。于是，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便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民国史普及读本。平心而论，此书首先是一部学术作品，所以其立场基本上跳脱了过于明显的两党“党史叙述脉络”，但这部多位学者合作的成果，使读者掩卷之余，很难有一个宏观的知识脉络。民国是如何嬗变的？前后的历史关联性在哪里？此书并没有告诉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它只是代表西方学术界1970年代左右的研究水平。但是，民国史档案的开放，内部史料的大量涌现，却是此后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史事的描绘上面，章节撰写者基本上是理解错了，我们看一下作者名单，便知道他们对民国史的了解是难以突破其所研究的问题，而理解上则又很难突破时代性的局限。他们的知识经历与生活情境，意识倾向使得他们对其所执笔的那部分“民国史“的叙述，很难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吻合。
　　　　
　　一个演员要演好他/她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他/她是否“入戏”了？同样，历史撰写者，要写好他/她所承担的这段历史，“入戏”也是首要的事。这种“入戏”其实是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把握，对历史人物内心与行动准确的领悟，对历史事件有全局的了解。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剑桥中华民国史》，乃至其他许多的西方汉学家所写的有关民国史的著作，可能许多地方便不太合格了。或者说，他们笔下的“民国史”其实更多的是“概念化”的历史，如“军阀”、“资产阶级”、“现代性”、“民主VS独裁”、“民族主义”、、“新文化”………，这些源于西洋的概念一个个地被加到了中国的历史身上，于是，“民国史”被塑造成为一段西人理解基础上的“概念化”历史。“概念化”历史叙述文本有时会披上学术规范的外衣，对西方学者来说，其撰写难度也不低。而且他们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能与“历史”吻合，或者说他们给“中华民国史”戴的西洋帽子尽管没有中式毡帽那样与中国人的头胪协调，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看性。
　　　　
　　但是，当崇洋的中国治史者，看到这些戴了西洋帽子的“历史叙述”时，感觉远甚于以前他所接受的“妖魔化”历史。于是，便一下子投到了西洋的怀抱里，最后也欣欣然充满自信地开始用西式概念来重写“中华民国史”。然而，水土不服的情形发生了，他们对这些西洋概念其实没有多少情境化的理解，对概念史脉络并不熟悉，于是，他们所拿来的“概念”，往往是他们想像中的东西，或者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于是，他们企图重写的“历史”便变成了一个“四不象”，可看性远远不如西方学者所写的“民国史”。因此，市场上卖得好的便是“海外中国研究译丛”之类，而中国学者所写的“民国史”绝大多数一上架便面临撤架扔到打折书摊上的危险。
　　　　
　  1990年代后，在学术大跃进的潮流中，打着学术作品旗帜的历史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只管赢利的出版社一本本推出来。以“民国史研究”来看，表面似乎愈来愈繁荣了。但究其实，则比上面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洋摹仿者还不如。不管像不像虎，至少原来的画师还有一些想法与信念，但以数量统计至上的成果评价体系中，连这种想法与信念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奢侈品。在这种形势下，被众多急着要评职称、争权利的作者所撰写出来的“民国史”堕落成一堆堆枯燥的文字，甚至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这些作品中，既看不到丁中江对史事相对合理的理解线条，也看不到费正清们为了突破“妖魔化”历史叙述而作的努力，乃至基本的“概念”与“问题”的意识，有的只是一些抄来的档案资料编撰者的话语，或者最幼稚的空泛归纳性表述。于是，我们所知道的民国史，便彻底被搅成了一锅糊粥。
　　　　
　　常听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布龙塞奇威格（henri brunschwig）则坚称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许那些被认为是“无历史的民族”仅仅是因为没有“无文字”的原因。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有文字的民族来说，难道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吗？从1911年以后的“民国史”的知识建构史来看，大概我们不会那么乐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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