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2:23:12
红墙女护士长口述：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继《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红墙警卫》“红墙三部曲”之后，纪实作家王凡、东平新近力推的又一部亲历者口述著作《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书中的十位讲述者或曾亲历重大历史事件，或曾与历史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马晓先、中南海的工程师田恒贵、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林克……他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不寻常年代”和“特别经历”？这种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讲述，值得我们深思，从中体现的大事件中的小细节，大人物的小故事颇堪回味。
作为护士，初进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初期，马晓先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突然被指派进驻中南海。据说是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提出组织医务小组进中南海。她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
刚住进中南海的时候，马晓先说她的感觉特别好。因为还是单身的她就住在门诊部里，几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门，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
一进中南海的时候，门诊部就九个人，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人，最多时有十几个人。这个小集体内部特别团结，彼此之间像是一家人。“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处于高潮，社会上一片混乱，但我们刚进中南海时，因为门诊部内部不搞运动，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每追忆起我们小集体那段时期的生活，就觉得特别美好。”马晓先这样说。
马晓先说她从这一进中南海，就再没有出来，直至她退休。当时进去的护士只有三人，却把中南海里所有领导的医疗保健方面的护理工作全管起来了。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最为忙碌，所以姚军、许奉生就固定在周恩来那里，一人一天倒班照顾。而其余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的护理工作，就全由马晓先一人包了。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说，她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
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看完大字报，他说“现在的形势，小好”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马晓先到朱德家做护理工作时，朱德的处境已不是很好了，因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属于马晓先护理对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铸等，已经被划入了“黑”的范畴，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领导人，在当时也都不怎么“红”了。所以对被派到“黑”了的领导人身边工作，她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由中共中央名义的公开确认了，因此马晓先他们对负责刘少奇的护理工作，也不可能没有情绪上的不安，不引发一些负面的联想，好在她逐渐地适应了。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虽然，那个时候领导上一再说：“不管怎样，不管是‘红’的‘黑’的，我们只做好我们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谓的“黑”的那里，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压力重重，许多事如何处置，要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当时刘少奇的生命也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病情反复，抢救起来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黄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觉，要靠安眠药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时候，工作得比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药再去吃饭，吃完饭正好药效上来，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马晓先说：“我们当时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实我们当初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激烈斗争的情况啊！实际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心理始终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老是心情紧张。即使是在‘红’的身边，也不是那么舒畅。像后来的护士小周在江青身边，江青老找麻烦，使她受到迫害，我们看在眼里能不紧张吗？而且在十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个由‘红’变‘黑’，又由‘黑’变‘红’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老处于那种不安的心绪下，人的各种生理状态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没有一个胖的，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1969年11月12日 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病症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桃花岛主 编辑
继《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红墙警卫》“红墙三部曲”之后，纪实作家王凡、东平新近力推的又一部亲历者口述著作《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书中的十位讲述者或曾亲历重大历史事件，或曾与历史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马晓先、中南海的工程师田恒贵、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林克……他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不寻常年代”和“特别经历”？这种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讲述，值得我们深思，从中体现的大事件中的小细节，大人物的小故事颇堪回味。
作为护士，初进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初期，马晓先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突然被指派进驻中南海。据说是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提出组织医务小组进中南海。她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
刚住进中南海的时候，马晓先说她的感觉特别好。因为还是单身的她就住在门诊部里，几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门，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
一进中南海的时候，门诊部就九个人，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人，最多时有十几个人。这个小集体内部特别团结，彼此之间像是一家人。“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处于高潮，社会上一片混乱，但我们刚进中南海时，因为门诊部内部不搞运动，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每追忆起我们小集体那段时期的生活，就觉得特别美好。”马晓先这样说。
马晓先说她从这一进中南海，就再没有出来，直至她退休。当时进去的护士只有三人，却把中南海里所有领导的医疗保健方面的护理工作全管起来了。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最为忙碌，所以姚军、许奉生就固定在周恩来那里，一人一天倒班照顾。而其余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的护理工作，就全由马晓先一人包了。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说，她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
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看完大字报，他说“现在的形势，小好”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马晓先到朱德家做护理工作时，朱德的处境已不是很好了，因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属于马晓先护理对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铸等，已经被划入了“黑”的范畴，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领导人，在当时也都不怎么“红”了。所以对被派到“黑”了的领导人身边工作，她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由中共中央名义的公开确认了，因此马晓先他们对负责刘少奇的护理工作，也不可能没有情绪上的不安，不引发一些负面的联想，好在她逐渐地适应了。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虽然，那个时候领导上一再说：“不管怎样，不管是‘红’的‘黑’的，我们只做好我们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谓的“黑”的那里，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压力重重，许多事如何处置，要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当时刘少奇的生命也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病情反复，抢救起来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黄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觉，要靠安眠药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时候，工作得比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药再去吃饭，吃完饭正好药效上来，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马晓先说：“我们当时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实我们当初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激烈斗争的情况啊！实际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心理始终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老是心情紧张。即使是在‘红’的身边，也不是那么舒畅。像后来的护士小周在江青身边，江青老找麻烦，使她受到迫害，我们看在眼里能不紧张吗？而且在十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个由‘红’变‘黑’，又由‘黑’变‘红’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老处于那种不安的心绪下，人的各种生理状态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没有一个胖的，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1969年11月12日 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病症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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