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最后的日子

　　铁皮暖瓶型性格

　　记者：您看过季承先生这本书吗？ 

　　蔡德贵教授（以下简称“蔡”）：没有看过全书。季承先生想真实反映他父亲不为人知、作为平常人的另一面，反映他并非像有些人盲目崇拜的完美无缺的圣人。我觉得这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 

　　记者：里面写的东西很多局外人不可能清楚的。 

　　蔡：但他是不是很了解他的父亲也还是有点问题，因为季承先生跟他父母毕竟不是住在一起，从小也不是在父亲身边长大，十几岁后才见到父亲，马上又分开了，他到底能了解多少呢？但是他毕竟有他的认识，呈现出自己看到的这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您作为后期最接近季老的学生，感觉季老有这样冷漠的一面吗？ 

　　蔡：季老也说过自己是一个铁皮暖瓶，表面看起来很凉很冷、实际内心很热，可能季承的这种感觉也比较强。我也觉得，季先生是不善言谈的，基本不主动跟任何人聊天，不会先和别人去交流思想、沟通，或者去解释什么。但总的来说，我想季承看到的季老肯定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最想写《中外恩师谱》

　　记者：您是如何参与到口述实录这件事当中来的？

　　蔡：是季老亲自提出的。2008年10月我收到他托别人发来的短信，要我去北京面谈。先生想让我当助手，主要为了完成他的口述实录。 

　　记者：他主要想口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还是别的呢？

　　蔡：他说口述历史现在很时髦，咱们也可以试一试。“再说呢，有关我的传记写了不少了，但有些细节不细，需要补充。”此外他对我说，晚年最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书是《中外恩师谱》，因为他最提倡的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其余都写过不少文章了，尊师方面一直想写。两篇文章一是《济南的鬼世界》，另一篇是《恢复历史的真相》。

　　未完口述实录42万字

　　记者：季老当时已经不能独立完成这些事情了？ 

　　蔡：对，他的两个眼睛视力加起来只有0.1，写字都是靠摸、凭感觉完成。只要他身体情况允许，我就去，前后一共进行了大概十个月，做了75次口述实录，从2008年10月13日正式开始。

　　记者：您一般每天都用什么时间来做口述实录呢？

　　蔡：在下午两点半之后、老先生午睡起来之后的时间进行。最长一次他谈了两个半小时！原来我们约定了9月8日我回来再继续做，但是没想到7月份老先生就走了，全部口述实录大概42万字。 

　　为抗日卧轨却被忽悠

　　记者：您曾经为他写传记，应该对季老的生平事迹都很熟悉，他在口述当中补充了哪些细节呢？ 

　　蔡：我出于责任，很多时候比较平等地与老人家交谈，挖掘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及，包括先生自己也没有写过的故事。

　　记者：季羡林先生年轻时候对于参加政治活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蔡：清华入学以后，季羡林有一个论调：政治都是肮脏的，历史上也肮脏，现在也不干净。所以他参加的政治活动不是很多，主要是到清河去宣传抗日，应胡乔木之邀到郭佩苍办的大众夜校上课，讲《农民千字课》。这些在《清华园日记》里都有记载，而没有记载的是参加了1931年的绝食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季老和清华一百多个学生到前门火车站，打算拦火车去南京请愿。大家上去让车长开车，车长提示说：“你们这样，我怎么开，罪过太大了啊！”学生们悟出来了，其实车长也想帮这些青年学生，是要他们采取极端行动做胁迫状。于是他们就卧轨，季先生也在其中。

　　到了南京，学生们走到总统府开始绝食。后来蒋介石派人把学生们引到中央军校，到半夜真的出来见了学生。可是当场就训斥他们说：“你们从北京来，难道没有看见我运兵的车一列列过去吗？我已经派兵去抗日了，你们怎么没看到？”这样的话居然就把清华学生给忽悠了。实际不是真的。从那以后，季先生对蒋介石就没有任何好印象，觉得他是个大骗子。

　　两段尘封的情感往事

　　记者：那么关于季承书中也提到过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您有没有问到？ 

　　蔡：这个季先生也真是首次讲得比较清楚了。季先生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相识于1938年之后，她是季先生一位同学的房东的女儿，开始交往一直很普通，慢慢地，他们之间产生了普通接触之外件一些情愫，这时因为战争的关系，季老跟国内已经好几年音信完全断绝，家庭是不是还存在一概不知。季老告诉我，伊姆加德一直没有男朋友，很渴望一个“骑士”，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女孩主动的成分居多。

　　1945年二战结束，季先生的老师为他在剑桥大学谋到一个职位，伊姆加德认为如果去那里，自己便可以一同前往，因而很高兴。但是季先生还是决定回国，去承担家庭的责任。

　　记者：季老看来并没有回避自己感情方面的一些经历。 

　　蔡：对，他还提到一个人：就是1946年他回到北大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马玉藻的女儿马理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汤先生派马理给季先生当助手，马小姐也有意于季先生，但他还是拒绝了。后来马理生活也并不幸福，患病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季老觉得感情上有点亏欠。

　　中国的几位恩师

　　记者：季老的“恩师谱”都有些什么内容？

　　蔡：他一共点了八位老师，德国有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布莱恩、哈隆四位，中国也有四位。

　　季老说，中国四位恩师，首先当然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念书时，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第二位是汤用彤，是当时北大文学院院长，表面不是季老的老师，但季老从一开始征得汤先生同意，听汤先生讲魏晋玄学。第三位是胡适，季先生经常去胡适办公室汇报工作，受到胡适先生那种“我的朋友似的微笑”的影响，这么大的学者一点架子没有，这种风格影响了他一生。

　　第四位是季老中学时代的老师董秋芳。季先生有一次写了1925年父亲去世、他和叔叔回家奔丧的情形，真情实感流露，董老师将这篇作文评为全班之冠，发现了他的潜能。因为在家里叔叔一直不看好他，结果是老师发现了他的才干，“一下子把我的虚荣心给刺激起来了”，所以中学连考六连冠，最后成为清华的高材生。

　　财产风波一笑了之

　　记者：在生命最后这个阶段，季老是什么状态？ 

　　蔡：非常乐观，非常通达。对于后期围绕着那些书画财产等发生的一切风波，他都是一笑了之。 

　　记者：但是他内心真的一点都不为所动吗？ 

　　蔡：肯定有痛苦，但总的来说非常大度。他是把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境界非常高，所以家事烦扰等等都超越了。普通人的那种儿女情长在他这里都是淡然处之了。 

　　曾经对李玉洁感恩

　　记者：关于季老曾经的秘书李玉洁，季承先生这本书里有很多描述，您觉得这个人应该如何评价？ 

　　蔡：李玉洁也是季老口述历史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人。在文革期间最艰难的时候，季先生刚从牛棚出来，有一次孙子季泓发高烧40多度，季老用自行车推着孩子上医院，一路上遇到的同事、学生没有一个帮忙，这时李玉洁出现了，帮他把孩子送到医院。季先生就很感激，跟李玉洁就渐渐走近，最后李玉洁成为先生的秘书。

　　但我目睹过一件事：陪先生和李玉洁乘坐电梯，在电梯里她竟然说季老：“你不听话！”季老一愣：“我怎么不听话，我够听话的了！”我当时很意外，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说话？！以后对她了解多一些了，觉得可能她有一点自居恩人的感觉，有点霸道。

　　但是李玉洁也是有功的，对老先生得癌症做手术那段时间的照顾，以及后来为老先生安排各项事宜等，还是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季老也说过“想见的人她不让见，不想见的人她又一个个派”的话。

　　我有一次也曾经直接问过老先生，李玉洁是不是想控制您哪？他说，你用“控制”这个词太重了，不过也有点这种意思。

　　严谨学者也幽默

　　记者：您与季先生接触那么多，觉得他有哪一面是不大为公众所知的吗？

　　蔡：当然有。很多人以为他是个很枯燥的人，连他自己也说：“我是一棵枯树，有枝有干，但是无叶无花。”不过我以为，季老其实是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幽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举个例子吧。有一次，先生的护工岳爱英推轮椅的时候，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先生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笑说：“您不是提倡难得糊涂吗？”季老马上答道：“可现在对于我来说，糊涂已经不难得了啊！”　　（邓琼）③4

　　核心提示　到7月11日，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去世就整整一年了。就在今年5月，由季承撰写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面世，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争议。因为，在书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与以往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季羡林。用文化评论家叶匡政的话说，“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作为季羡林生前最后一位助手，蔡先生是在季老生命最后一年当中与他交谈最多、相处最多的人，也是42万字“季羡林口述实录”的记录者，以及最新一本季羡林传记的作者。他从这本书说开去，与记者谈到了季老生前最后一段时光以及口述实录当中首次披露的诸多珍贵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