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澳门议员的反对派角色游戏 · 深度周刊 封面 · 2009-07-08 ,南都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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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澳门议员的反对派角色游戏
日期:[2009年7月8日]  版次:[AT01]  版名:[深度周刊 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他们是“新澳门学社”会员,需要用自己的薪水维持社团活动;他们是澳门立法会议员,是澳门回归以来立法会议员直选的“票王”;他们经常与政府较劲,被认为“拒绝与政府沟通”。他们的角色是反对派议员。

    “我们选择站在反对派的最前线。很明白政治是一个ROLEPLAY(角色游戏),需要各种不同扮演者。应该有一个反对派的角色,否则社会没有进步。"

    这里是北区,是澳门新移民和劳工阶层分布密集的区域。这里聚居的十多万人,向来是立法会选举中的“大票仓”。

    下午四点半,区锦新从他在澳门北区的办公室扛出一套巨大的音响、一台发电机、一瓶汽油、两张折叠桌、几十张摞在一起的塑料凳子,和几十包刚刚印刷出厂的《新澳门》杂志。办公室是地下室,他上下十几趟把东西装上雇来的车。下车,他再次重复高频率的搬运动作。台风到来前的闷热下午,货车司机偶尔懒洋洋地搭把手。

    满头大汗的吴国昌出现了———他慢条斯理地把塑料凳子摆开,再与他们的社团“新澳门学社”理事长陈伟智一起比画着,拉开“新澳门广场”的绿色横幅。现在,两人的形象都不适合与公众互动:上衣呈一种淡淡的灰黄之间的颜色,头发支棱着,后背被汗水洇湿——— 不过,这几乎就是他们日常的样子。

    没有助手,没有义工,没有提前计划的听众。过路人会取一本杂志驻足片刻,但坐下的,都是在休闲广场带孙儿的中老年人。站在空空如也的一片板凳前,吴国昌如一个早习惯街头拉场子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而区锦新则手忙脚乱地为路过的人们分发杂志,背上的汗似乎一直没有干过。

    眼前的这个现场,局外人很难想象,吴区两人的竞选组合,一直是澳门回归以来,立法会议员直接选举部分的“票王”。

    “见面三分情”的澳门小社会

    ”他很好人呢!我们全家都选他!”一位推着童车的中年妇女兴致勃勃地翻看着《新澳门》杂志,指着吴国昌对记者说。对于吴区组合,这样热情的支持者并非一开始就有。同样是在北区,18年前,当吴国昌们准备进入街区宣传时,被愤怒的住户挡住去路:“你们这些嬉皮士,去别的地方唱‘乐与怒’(摇滚)吧!”

    在澳门这个1991年只有36万人的小城,当时的统治者还是葡萄牙殖民者。华人社会,通过华人社团领袖的协商,处理华人内部事务。这个微型社会中,每两个人之间都是“见面三份情”。打破合作的和谐是不识时务的,更何况,从1991年开始,吴、区就准备扮演“反对派”的角色。

    “我看不出来吴国昌有什么朋友,”一位本地的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除了他们学社自己那一群人。”吴国昌承认:确实如此,因为,“本来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亲戚嘛”。

    吴国昌承担现在的角色似乎命中注定。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故家何处。1957年出生的他,推测自己是由大跃进中吃不饱肚子的内地父母,送给澳门一位终身未嫁的女继承人。大他四十多岁的养母因为单身,把他当“弟弟”养大,却在他即将上大学时撒手人寰。

    吴国昌一直在本地名校粤华中学系统就学,这让他与小城30年后的人事产生诸多联系。中学同学中有一位就是陈伟智;另一位是张国华,澳门回归后成为保安司司长。高二,班上来了一个插班生,叫欧文龙。欧在澳门回归之后成为运输工务司司长。

    1982年,吴国昌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准备在香港就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澳门没有自己的大学,华人子弟去香港和台湾读大学是主要的两个去向。当时,澳门经济非常单一,鲜少有专业岗位,大学毕业回到澳门的人,多为商人世家子侄;留港台工作,是平民家庭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作为左派学生领袖,吴国昌与当年保钓运动过从甚密。在当时“防共”甚严的港英政府眼里,这样的人极可能添乱。港英当局拒绝给他工作签证,吴回到澳门。此时,澳门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大量新移民来到澳门;而香港的工业家曹其真等,利用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在本地投资,并为澳门争取纺织品出口配额。

    第一次,美资、法资银行开始在澳设点。不过,吴国昌在学生时代一直钟情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太喜欢帮资本家工作”,学经济的他进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的前身——— 南通银行,一直工作到1990年从放款部经理的位置上离开。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了工作机会,中产阶级开始涌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论政团体中,吴国昌认识了与自己同岁的区锦新。这个出身贫寒、在夜校中完成中学学业的小学教师,也受惠于时代,正在澳门的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澳大前身)进修。

    上世纪80年代,这群年轻人的经历与大陆知识分子也非常相似。1990年,因为某些原因,吴国昌和区锦新都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的中资机构。在那一年,吴国昌决定参选澳葡政府治下的澳门立法会。

    盯好澳门的钱袋子

    1992年,“新澳门学社”成立,朋友们推举首任理事长吴国昌竞选立法会议员。

    “我们得益于澳门的选举制度。”区锦新说。立法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即使得票很少的小团体,仍可以得到议席。第一次,3000多票就把吴送进议会。

    澳葡时代,立法会鲜少对政府监督。“我希望把议会的文化改变过来,让市民看看什么是民选议员。”吴国昌对澳门总督人选这样的咨询题目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看好澳门的钱袋子。

    1997年开始,澳葡政府每年从澳门的公务员退休基金调走14亿澳门币,理由是有公务员将来要在葡萄牙领退休金。但吴国昌了解到,1998年,葡国增加了调款额;他查对财政资料后,发现葡政府把这笔钱算进政府收入。后来他发现,1999年1月欧元将正式启动,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要求欧元区国家控制赤字。而当年葡国赤字严重,澳门拨来的退休基金,正好抵消了财赤。

    吴国昌只好与市政议员区锦新一起写信给欧盟副主席,质疑葡萄牙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当年,澳门的八名葡裔议员联名谴责吴国昌,指责他“侮辱国家”、“不识政治、不识法律、不识经济、不识财政、不识会计、不识行政、不识外交、不识数学、不识文化”。结果,1999年欧盟委员会正式复函:投诉属实,葡方不当。澳葡政府从此停止从澳门退休金拨款。

    吴国昌常抨击澳葡政府浪费公帑而不肯把资源投放于教育。1992年,他动议落实免费教育,却被否决,当时的立法会副主席何厚铧说:“我良心上很支持你,但我却不能按良心投票。”不过,经过多年争取,动议、街头签名……在2007学年开始,澳门已经实施15年免费教育。

    1999年,最后一任澳门总督韦奇立,让澳葡政府的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把5000万澳门币,拨往葡萄牙、他任主席的欧华利基金会。悄然进行的拨款行为,第二年又被吴国昌发现,于是他向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质询。何厚铧立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直接导致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被解散、改组。

    当时的何厚铧,雷厉风行处理事件,是澳门年轻人眼中的偶像。吴国昌也承认:“他的表现不错。”不过,五六年后,当吴继续向何厚铧提问:“阁下自己任主席的基金会,出现同样问题,调查还是不调查呢?”情况就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监督自己人

    2001年,吴区二人首次一起参选立法会,得了1.6万多票。回归尘埃落定,他们监督的对象变成自己人———包括吴国昌中学同班的欧文龙。

    机械工程出身的欧文龙在1987年进入政府,1999年成为运输工务司司长。上世纪90年代,欧曾经告诉吴国昌,他有两个愿望:兴建一条优质的大桥连接离岛氹仔和澳门本岛;让澳门能有自己的环保集体运输系统。

    2002年,澳门向国际资本开放博彩经营权;2003年中央政府开放自由行。工地纷纷开工,香港地产中介蜂拥而至,总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的澳门,土地资源骤然稀缺。紧俏的土地、不计其数的公共和私营机构的工程、数以亿计的款项批给权,都集中于欧文龙领导的运输工务司,然而行政权却缺乏足够的监督。

    2005年,吴、区开始质疑澳门政府廉价批地、批给公共工程程序不透明的问题。一次会议的时候,吴提醒欧文龙说,为何用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批给商人?欧文龙的答复是,政府不需依赖批地挣钱,也不想造成高房价。事实上,一方面政府批给土地价格较低,但澳门的房价三四年间翻了一番,经济高速发展之下,很多人买不起房。

    对于公共工程不透明的批给过程,尤其是东亚运主场馆的超支严重问题,吴国昌提出召开听证会,强制有关部门拿出资料,但被立法会否决。不到一年,欧文龙被捕,2009年,他被定罪的罪名中,东亚运主场馆工程受贿,是主要内容。吴、欧最后一次社交场合的见面中,面对老同学的追问,欧文龙说了一句话:“若我不这么做,五个欧文龙都不存在了。”

    反对派的最前线

    关于近年在两个政府基金会拨款程序上与政府较劲,吴国昌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即便制度上有利益输送,也基本上输送去做公益了。但是,这个制度落到坏人手里怎么办?”

    新澳门学社没有拨款,少有捐款,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两位议员每月不超过8万元的薪水。这8万元里,还要供养两人各自家庭。在澳门,高中生去赌场做发牌员即月入一两万元。为了独立,他们不申请政府资助。区锦新仍然兼职做中学老师。他们请不起助理,议员办公室用吴国昌的私人物业。尽管最近一次选举的得票已飙升到2.3万多,反对派的身份,还是让帮他们做事的志工不愿抛头露面。

    “新澳门学社的存在,对政府是一种监察,也让传统社团保持变革的压力。”长期研究澳门社团政治的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娄胜华说。

    澳门立法会往常被市民批评为橡皮图章,在立法会的咨询记录上,2001年前,吴国昌在议程前发言以及质询的数字常在全部数字的八成以上。但现在,每一次开会,都有超过10位议员议程前发言;每周有超过10个质询。悄然挑起的话语权之战,让立法会更加有效率。

    这次立法会选举,吴国昌和区锦新分为两组,希望扩充席位到三四席。一位观察者说,“吴国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拒绝与政府沟通。”

    “我们还是选择站在反对派的最前线。我们并不恨爱国爱澳的管制联盟,很明白政治是一个ROLEPLAY (角色游戏),需要各种不同扮演者。”吴国昌说,“应该有一个反对派的角色。否则社会没有进步。”

    本报记者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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