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暴露我国经济安全盲区

力拓案暴露我国经济安全盲区 

   文刀   北京

   力拓间谍案被报道之后，澳大利亚方面反应强烈，从总理陆克文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财政部长、金融部长、贸易部长等，均不同程度的对中国施加了压力。随后，在7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刊发了题目为“力拓间谍案或影响外商在华投资”的文章。

  “以经济安全的视角来分析，所有这些，都是手段”，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室主任江涌说。

   经济安全简单说就是外国通过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谍报手段、舆论及公关工具等综合运用，威胁本国市场、行业、资源独立性，以获取整治和经济利益。概念最早由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我国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逐步开始重视，并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

   “澳大利亚此时的政治压力、以及某些西方媒体的舆论炒作，只不过是力拓事件从谍报手段上升到了政治和舆论手段，但最终目的都是澳大利亚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某业内人士分析说。

   在目前的国际谍报斗争以及国际关系博弈中，威胁经济安全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虽然力拓的案子牵扯到上千亿人民币的损失，但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只是很普通的案子，金额也并不是最大的，在大型国际并购之前，双方互相刺探对方底价，并保护自己的秘密，是不成文的潜规则，这也是各国谍报斗争的舞台之一。”

   “力拓案是个警钟，引起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在这个领域我们形势严峻”，某消息人士说。

   手段

   力拓案件，早已引起安全机关注意，而由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率先立案行动，很有可能是因为胡士泰等人窃取了属于国家机密的我国资源分布状况的地图，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掌握了足够证据，但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确认。
 
   从种种痕迹可以看出，胡士泰等人手法非常专业。根据目前公开的安全机关的说法，“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做人的工作，这是外国谍报机构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外国情报机构在盯住某个目标人物之前，都会仔细研究此人的背景、家庭、性格、爱好、弱点等各方面信息，在根据情况对症用招。

   选定好目标后，外国情报机关会雇佣的相关的人员，也往往是目标人物的同学、熟人，或者是原单位同事，自然很亲近，也很容易跨越保密原则，让目标人物放松警惕。

   之后，他们便会用各种借口接近目标人物。刚开始只是以很容易办到的小事相求，并给与人情上的感谢。也许刚开始只是请你吃饭，跟你要你单位的公开资料，下一步就是给予昂贵礼物索要更专业些的内部刊物，在之后就会是用金钱索求更专业的一些文件，进而会索要真正的国家机密，而当你意识到不能再继续给出这些秘密时，他们会以你之前给过的秘密相要挟，威胁你如果不下水，就把之前你犯的错误都捅出来，同时，摆出重金利诱。很少有人能顶住这压力和诱惑。

   力拓之所以从全国各大钢厂和政府部门高薪“挖”来政府公关人员、中国钢铁专家、中国矿业专家等“人才”，就不能排除借此雇佣人员做谍报工作的可能。

   而事发之后，澳大利亚运用的则是政治压力手段以及舆论工具。

   形势严峻

   力拓的案件只是暴露出的冰山一角，在国际市场上，谍报机关以及商业间谍之间斗争无处不在，只不过与西方相比，我国对于商业上的保密意识和保密机制远远不够完善。

   另一方面，整体的态势是外国处于经济上的先进，因此，对我国处于进攻态势，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市场作为世界经济的救命稻草，国际经济政治势力向我国经济中的进攻态势愈发猛烈。
 
   外国情报机构经常以在我国境内成立某些研究机构或者NGO为掩护，表面上做的是研究或慈善事业，但背后却借机进行情报搜集活动。

   比如在我国沿海某省有个研究机构C，接受境外的资金支持，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会、工业状况，他们雇佣了一批专业的人士“查厂”，负责秘密调查盯住的公司或企业，他们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境外，并受境外遥控。

   “他们的手段很巧妙，会把真正目的分解成若干小步骤，有时很难琢磨并监控”，某知情人士透露，比如他们会委托一些大学做学术项目，帮助调查中国的螺丝钉市场，中国的生产能力，行业发展水平，再委托其他民间机构，帮助研究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情况，但结果，他们实质的目的却是，通过这些信息，找出为中国军方生产坦克的螺丝钉生产厂，以及钢铁供货商，通过他们的水平判断中国的坦克发展水平。

   另外，这些机构还注意培养一些对现有政治制度抱有情绪的年轻人，利用这些人职务的便利搜集情报，这些人通过背叛祖国也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国内不胜枚举。

   盲区

   经济安全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和重视。

   针对有涉密或敏感业务的国企或一些政府机关，会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以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保密意识。但是，一般单位的高层领导都懒得参加此类培训，而他们才是唯一知道秘密并有泄密风险的关键人员。而且，相比起巨额的贿赂和利益，这些培训很难有效起作用。大型的国际并购，谈判金额都动辄几百亿美金，外国方面也许用不到200万美金的代价就能换来几亿的谈判优势。“力拓算不上太大的案子，石油、金融等领域的问题更严重”，某消息人士说。

   但实际上，仅就这些谈判泄密案件就不知给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更不用提及在国家经济政策战略资源等宏观层面的缺乏安全意识而带来的损失了。

   另外，我国对于经济安全的泄密案件惩罚并不像政治或军事的泄密案件严厉，一般也就是几年服刑便可出狱，而后者的惩罚则可以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