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大师是二奶文人的精神安慰

呼唤大师是二奶文人的精神安慰

文/胡荣荣

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呼唤大师的时代。

正因为没有大师，所以才需要呼唤大师。但问题是，大师不是靠呼唤就能够从天而降的。在一个知识分子普遍沦为“精神二奶”的时代，呼唤大师，就成为知识分子精神梦想的从良安慰。假如剥夺了知识分子呼唤大师的从良愿望，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和“二奶”也就没有什么两样。面对大师的这个称呼的复杂心情，充分表达了从良者对自身从良的迫切愿望和对他人优先从良的天生排斥。

那个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在从良之前，同行的姐妹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为杜十娘唱赞歌，就是表达了她们集体的从良之梦。但梦之所以是梦，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的。换一种场合，姐妹们对素不相识的从良者的态度就不会这么友好了。更多的时候，姐妹们对于从良的幸福分子的态度是揭她的老底，以满足她们自身的失落感。

杜十娘的从良之路，其实就是从一个职业的娼妓成为一个职业的“二奶”，而不是成功地变身为一个大家闺秀。杜十娘从良前后的区别是，从良前的杜十娘从大众那里收取生活费，从良后的杜十娘准备从某一个特定的人手上讨取生活费。所以，杜十娘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家闺秀。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就必须出身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大户人家。杜十娘可以从良，但不可能成为大家闺秀。

没有大师，并不是时代不需要大师，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没有产生大师的机制。

要产生大师的最基本土壤是，首先要有经济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现在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故而他们不可能在思想上对政治体制加以批判。产生大师的前提，是要有着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人格的，然后才能产生精神完全上独立的人格。要想做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最最起码的，是家中要有可以适合生存的“一亩三分自留地”。缺少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当然也就永远达不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没有了经济上的独立，非但不可能在心态上从良，连肉体也不可能从良。如果在经济上断了财路，甚至连那些出身良好的良人闺秀也要被迫去走姐妹们的“明码标价”之路。

所以，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呼唤大师，只不过是二奶们对自身从良后的生活状态的精神安慰。缺少了干净、自由的学术空气，大师连生存的机会也没有。

在国外，知识分子拿纳税人的钱，替纳税人研究学术。在中国，知识分子拿“政府”的钱，替政府研究学术。纳税人是大众，而执政的政府，永远是小众。为“小众”服务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成为“大师”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现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依赖于体制而存在。得罪了体制的知识分子，分文不值。为了获取体制的认可，无耻一点的，声嘶力竭地高喊：“纵做鬼，也幸福。”虚伪一点的，当然就是拿出一块红红绿绿的手绢“含泪劝告”。最了不起的良人，也不过是沉默不语而已。但是毫无疑问，沉默者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换句话说，沉默的人虽然没有抹杀自己的良心，但却没有勇敢地承担起社会的良心。

衡量大师的有二个标准，第一个是要有学术上的“大”，第二个是要有品德上的“师”。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有容乃大，博大精深，都需要提出创新的学说。在一个学术剽窃比原创更理直气壮的时代，要求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创立“大”的学说，无疑有点痴人说梦。学说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混饭吃的工具。文凭也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向学问的阶梯，而是捞取人民币的渔网。不过，比起“大”的学说来，在道德品格方面的“为人师表”的难度应该就更大了。毛泽东评说蔡元培的八个字，用来作为衡量大师的标准，倒是最贴切了不过了：这八个字就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经不起这八个字检验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顶多也就是三聚氢氨大师，山寨大师。从这一点上来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可以简单地解决经济上的温饱问题，但已经失去了成为“大师”的立足基点。

换句话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永远成不了“师”的概念，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几乎连达到“大”的境界也不可能。未来也许再过六十年，富一代出身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有了成为大师的基本保障。到那时候，中国也许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新的大师。至于目前的知识分子，都还必须像杜十娘一样地艰苦奋斗地生活。

另一方面，成为一个大师的前提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保住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地位，在学术上忙着给体制上的政策做注释。所有的原创性的价值观点，都是由政府提出来的。学术非但不是在引导政府开展工作，而是跟在政府后面亦步亦趋的吹喇叭抬轿子。所以即使最后这些价值观点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但这也都是政府的成功，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学术获得了成功。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群体的原创的价值观，他们只不过是忙着复制和粘贴政府的价值观。没有原创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发挥了电脑的复制和粘贴的功能而已。如果仅仅是使用了鼠标的复制和粘贴就可以轻松成为大师，那么每一个会使用电脑的人就都可以被称为大师了。

历史上，儒教的价值观和执政者的价值观，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只不过是执政者的价值观的吹鼓手。很显然，没有一个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原创的价值学说，如何产生大师呢？

既然没有大师，为什么知识分子还要不断地寻找和鼓吹大师价值呢？那就是一个关于大家闺秀的梦想了。几乎所有的杜十娘们和二奶们都有一个从良的愿望，大师的称呼，就最好地反映了她们从良后的精神梦想。

大师既然是为人师表的，当然应该是独立不羁的。一个在经济上自立的人，肯定不会从事杜十娘从良前的的职业，同样也不可能是杜十娘从良后的生活状态。呼唤大师，就是呼唤知识分子原生态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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