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与石首之比较

小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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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发生的瓮安“6.28”事件曾轰动一时，一年后，湖北石首再起暴乱。这两起事件，都源于一位基层人民的非正常死亡，事态都是围攻政府大楼等，最终结果又都是很快平息。为什么类似的群体事件频发而不能避免？哪些地方值得政府反思？如何避免石首第二？
事件的经过
瓮安事件源于一名女学生的非正常死亡。当地居民认为她是被杀害，且犯罪人则是与瓮安县政府有关系的。但公安局草率鉴定为堕河自杀，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公愤，围攻并火烧了公安局及县政府大楼。在贵州省委的主持下，暴乱很快平息了，但调查结果判定死因为溺水。
石首事件则是源于一名厨师的非正常死亡。死者家属认为他是被打死，而公安局则断定死因为跳楼自杀。石首事件中似乎也有纵火的行为，以至于刚开始媒体错以为石首暴乱为消防演习。如荆楚网的报道，“湖北石首市举办了一次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在暴乱后第三天也都亲赴石首，事件也就平息了，但法医仍鉴定死亡厨师系自杀。
事件的反思
瓮安与石首事件不但起因，发展，结局及官方处理相似，而且事件所隐含的深层次原因也类似。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 石首高基庙镇刘国林作为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名工作人员，更是直接指出了石首事件“是由死因质疑引发的长期以来积淀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暴露”，是官场腐败、为富不仁、治警不严、治安混乱……导致的民众对抗。
瓮安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人就发表文章谈到如何避免下一个瓮安。文中指出各级官员应见微知著，秉持公平与正义，将矛盾、不满化解在社会的最基层。这条建议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了，但石首事件的再现则证明了很多官员并没有照做。另外，文中还提到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而这正是石首市政府做的最差的地方。可见，道理讲的再好，若不能付诸行动也只是空谈。
现在看来，石首事件是平息了，但政府的调查结果并不能服人，正如人们对瓮安事件中的“俯卧撑”存疑一样。参加暴乱的群众散去可能是屈服于警车，也可能是无奈。无论怎样，人心对政府的处置是不信任的。避免石首事件也许很简单，也许很不简单。
网络的力量
瓮安及石首事件最明显的区别来自官方对媒体的管理。瓮安事件的第二天，贵州省委宣传部便成立事件应急指挥部，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另外，邻近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与瓮安政府对媒体的疏导不同，石首市政府采取了强制封锁媒体的措施。为控制事件信息的传播，6月20日夜间，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永隆大酒店一带一度断电，路灯也被熄灭。人民日报评论认为，石首事件之所以持续长达约80个小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并没有通过媒体向外通报。诚然，石首地处中部交通发达地区，现在网络监督又无孔不入，封锁消息不但不可能，而且引发公众对政府的更多怀疑。
网络力量的崛起根源于公众的监督意识增强，官员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为民办事的责任感将得到增强。石首事件告诉我们，地方官员若想封锁消息不但徒劳，而且会将事态激化。媒体公开透明利国利民，唯独不利于渎职的官僚。中国政府应正视网络的挑战，努力做到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4. 不明真相的群众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赶赴瓮安现场，亲自调查并处置“6.28”事件。石宗源指出，“6.28”事件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有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
与此类似，官方对于石首事件的报道是：6月19日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该市某大道设置路障，围观起哄；20日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并且煽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袭击前来灭火的消防战士和公安民警。
白岩松认为，诸如“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不法之徒，或者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像安民告示一样，结果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为既然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官方公布真相，问题不很快解决了吗？少数不法之徒又具体是哪些人？问什么到最后都没公布并审判？如果强加给人犯罪嫌疑人的称呼，这种官方用语其实也违法。
当年毛主席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间俗语也说“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可为什么现在群体事件总是由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发？按理说，事实真相及信息传播权都在政府手里，政府为什么怎让治下的老百姓“不明真相”呢？说白了，有些官员不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总要给人民群众扣上一个“不明真相”的帽子，以掩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
建议今后凡碰到“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引发“群体事件”，应该首先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的工作失职失察，才让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糊里糊涂“不明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