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间百态】余秋雨辞职真相：有妇之夫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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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辞职真相：有妇之夫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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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真相 余秋雨 戏剧 捐款
余秋雨不仅爱钱，而且非常爱做官。余大尸老是喜欢自吹他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主动辞职，不喜欢做行政事务，更热爱学术研究云云。我来告诉大家真相吧！
余秋雨辞职是被迫的，真正原因是他一点不顾忌自己的已婚生女的情况，竟然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追求女孩，上级觉得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认为他不再适合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直接撤职太难看，于是要求他自己辞职。余大尸当时的妻子叫李红，离婚后一直在深圳经商。
陷入“假捐门”无法自拔的余秋雨大尸，又有新动向了。
据昨日（7月4日）《长江商报》报道，余秋雨自称不仅为都江堰灾区捐出20万元买书，还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余大尸的脸皮真够厚的，直到现在，还是不肯拿出一分真的钱，追加的30万，是所谓的“图书馆的设备”。正如一年前所谓捐款20万，还自称是全中国学者、作家里捐款的最高记录，一年后仍未到账，如今成了“即将”捐赠一万册书了（后说是三万册）。
我对于此事，曾发表多篇文章揭露，
《含泪劝告答非所问的余秋雨投案自首》
《余秋雨彻底栽了！“余大湿”承认根本没捐一分钱》
《余秋雨大尸的最新辩解等于是在贩毒卖淫》
事情非常简单，早在一年前的2008年5月23日，余大尸就在博客发表《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自称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吹嘘“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一年后被《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揭露余大尸根本一文没捐，余大尸方面坚称捐了，只是没必要给大家看凭据，结果新民网记者调查发现四川没有任何机构有这笔捐款的记录，余大尸方面就解释这20万是用于修建图书馆的，现在刚开始启动，最后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捐钱又改口变成由“九久读书人公司”负责配送价值20万的图书了。
余秋雨是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就是他本人出资办的文化公司，主要从事书籍策划出版，20万码洋的书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出的，哪值20万呢？最多5万，如果运过去的是余大尸本人积压在仓库里的文集，成本更低，连5万都不值。这正是余大尸不敢公布三万册图书目录的原因。
余秋雨自己吹嘘20万“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其实，郑渊洁、阿来、杨红樱都比他捐的多或相同，他们在受到网友质疑后，都出示了捐款凭据。郑渊洁说，这是读者爱你的表现。而不是像余大尸那样，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恶意诋毁，乃至说什么查账是网络诈骗。很多人可能非常不理解，余秋雨应该非常有钱，为什么那么在乎20万块钱呢？余大师作品每年的版税，还有他出资办的九久读书人公司，收入都是不匪，怎么会这么抠门呢？我告诉大家，余秋雨就是这么爱钱，越有钱越抠门，他一向就是这样。余秋雨当然有不捐的自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到处炫耀捐款20万，实际却一分钱没捐，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严肃的法律问题。
上面这些情况，除了余大尸本人以及九久公司雇的托以外，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也不算什么猛料。我下面就说点独家猛料吧。
余秋雨不仅爱钱，而且非常爱做官。余大尸老是喜欢自吹他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主动辞职，不喜欢做行政事务，更热爱学术研究云云。比如今年1月10日，余大尸到CCTV-2的《咏乐汇》自吹，他说他在1986年当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段时间后，还是感到了不自在。“成天都在处理行政事务，没有时间写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不大习惯。”然后以他一贯的夸大其辞耸人听闻地说他辞职经历的艰苦，说从第一次提交辞职报告到最后“卸任成功”，前后经历了23次，最后一次还是以夸张病情的办法才得以卸任。
上海戏剧学院的老领导都还健在，余秋雨就敢这么有恃无恐的胡编乱造，可见这人脸皮之厚到了什么地步。余大尸在7月2日发表博文《当代作家与书法——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七》——“我不说谎 有文化良知”，说“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文化良知就是做人的原则”，我发现越是虚伪的人，说出来的道理越是正确的不得了。但他们都是言行不一的，余大尸就是典型。他是既没有一点文化良知，又惯于说谎，我简直找不出他还有哪几句话竟然还是真话了。这篇博文里，余大尸还说：“二十年前毅然辞职，也是为了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啥叫“告别政治的操作层面而进入它的人文层面”呢？明显有语病。反正大概意思是余大师不屑于搞政治所以辞职吧。
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事，我来告诉大家真相吧！余秋雨辞职是被迫的，真正原因是他身为有妇之夫，竟然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追求女孩，上级觉得社会影响实在太恶劣，认为他不再适合当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直接撤职太难看，于是要求他自己辞职。
前段时间有个网络传言，称：“马兰的男友在上海求学时不幸死于一次车祸，余秋雨是当年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之一，从而和马兰相识。余不顾自己的已婚身份，开始追求马兰。余秋雨的前妻李红1979年和余秋雨结婚，1984年诞下女儿。恬淡安静的婚后生活，孕育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苦旅》。1992年7月和余秋雨离婚后，李红带着女儿过着较为艰难的日子。余和李红当年也曾是一对恩爱夫妻，不过变心的男人在后来的文章中只会提到前妻的种种不是。”
当然，余大尸一方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余大尸一方的说法是：
“马兰的一位老师借给她一本《艺术创作工程》，通读了这本书后，马兰被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地吸引和折服了。马兰以为余秋雨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是一次演出的见面让马兰对余秋雨另眼相看。当时看完马兰的演出，余秋雨一蹦一跳跑到马兰面前说：‘你认识我吗？’马兰笑着说，看过你的书。就是这次见面让两人有了爱的火花，在不断的见面和约会中，两人有了感情。”
“余秋雨一蹦一跳”，我无法想象余大尸怎么“一蹦一跳”？
后一个说法，只字不提当时余秋雨还是有妇之夫。余大尸当时的妻子叫李红，离婚后一直在深圳经商。根据《楚天都市报》2007年6月18日的报道：“1992年3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信件。同年7月，当相处了13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但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为她的想法很简单，感情没有了，还要婚姻干什么？”（
余秋雨生于1946年，而马兰生于1962年，两人相差16岁。马兰当时是风头正健的著名黄梅戏演员，又出演了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严凤英》，后来马兰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到上海，2006年，关于马兰离开安徽的原委，余秋雨还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长展开口水战。
昨天一位学界名人来广州，告诉我，当时余秋雨身为有妇之夫，不知怎么回事，完全被马兰迷住了，一点不顾忌自己的已婚生女的情况，对马兰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以致在戏剧学院当众下跪求爱，闹得学校里和社会上沸沸扬扬。上级觉得他身为院长，这样影响太恶劣，于是如我上文说的，要求他自动辞职。我此前知道上述网络传言，但完全不知道余大尸还做出过校园下跪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来。
本来，离婚再娶，是余大尸的私生活，我本来没必要拿出来说事。但这关系到余大尸辞职的真相，我不得不指出，他的辞职的真相原因是离婚再娶，而不是他一贯吹嘘的热爱学术研究。另外，他自己喜欢炫耀自己的私生活，在2008年6月15日《潍坊晚报》上以《马兰和余秋雨：如何对付16岁的年龄差？》为题接受采访并长篇报道，网址是
自己到处卖弄，这也怪不得别人。余秋雨在6月22日到江苏镇江图书馆“文心讲堂”讲演“生命因阅读而宁静”，说“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2009年6月28日《现代快报》），这才是涉嫌侵犯隐私权。如果此事根本不存在，则属于涉嫌诽谤罪。再说了，揭露余大尸是否假捐款，和他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有什么关系呢？而余大尸体不敢提及的有妇之夫狂追女孩的事，是和他的辞职密切相关的。
刚才是说其实余秋雨是非常热爱做官的，对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一职，并不是他主动放弃的。我再说一个事，可见余秋雨的官瘾多大。余秋雨一度竟然想当上海文联主席，但在文联选举时，由于在上海摊文化圈名声太臭，根本选不上。其实，上海文化圈都很不屑余秋雨的，只有那些脑残的文学青年，自称爱好文学，以为堆砌很多华丽辞藻、抒发一些假大空的情感的就是好文章。余秋雨就正好满足了这些脑残人士的文学想象。
余秋雨落选后，他告诉秘书，以后凡有上海市文联寄给他的信函，一律全部退回，还拒绝出席文联的会议。此前，尽管各地对余秋雨的负面报道非常多，上海的媒体是从来不报道不转载任何对余秋雨的负面新闻的。但那次余秋雨没当上文联主席的撒娇，也惹怒了上海文化主管部门，从此，上海的媒体遇到余大尸的负面事件，也照报不误。当年《新民晚报》就报道过余大尸的《文化苦旅》错误连篇，《新闻×报》报道过复旦大学一书店门上贴着启事“本店不销售余秋雨的任何书籍”，这次余大尸的假捐款，也是新民网的记者调查发现，四川的相关部门捐款名单里根本没有余秋雨的20万，否则他还能糊弄更久。
余秋雨的《借我一生》里，对于自己在文革的经历，编造了很多谎言。因为众所周知，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了后来臭名昭著的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小组“石一歌”，这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污点（当然，他当初不知道四人帮这么快倒台，当初去参加，肯定是想作为人生的光荣的）。最可笑的，余秋雨说什么只要发现哪篇大批判文章是他写的，哪怕发现一句，他就给多少多少钱。其实这类文章，包括直接署名“余秋雨”大批判文章，都被人指出过，我在这里就不老生常谈了。天涯早就有人列出过详细目录，网址是
我只说一件外人未必知道的事情：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说自己故意称病，以便躲避“批邓”，到乡下去读了很多书。这完全是说谎！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领导朱永嘉现在身体好的很，7月2日，也就是前天，他通过私人渠道披露，当年余秋雨生肝炎，是朱永嘉、王知常给他安排好地点，准假的公费康复休养。哪有什么躲避“批邓”？
余秋雨文革年谱
原载转自天涯 作者：孙任公
说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 16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 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 “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 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 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 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 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
为“文革”大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一期“评《红楼梦》学习班”。此学习班强调“评红”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在学习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
在学习班内，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 1980》，《南方周末》 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经朱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 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 6期15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 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 “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 26页）
1975年10月下旬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可见，胡锡涛在“余古官司”开展期间，说该文是胡自己写的，这显然是在代余秋雨受过。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1月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
1976 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16人，余秋雨等8人成为“说清楚” 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么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胡锡涛说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 （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上半年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炮制《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 12月号30页）
。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幺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附录：
为“年谱”提供证言的证人：
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后成为清查写作组文艺组的党小组副组长）
胡锡涛（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师”和密友。由他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
徐缉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曾与余秋雨同室而居达数年之久）
高义龙（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曾数次与余秋雨合写大批判文章）
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组长）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曾参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复查）
冯少棠（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原复查组负责人）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
另有《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张英、《新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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