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余之争：余杰再撰长文猛攻余秋雨

二余(余秋雨、余杰）之争

余杰再撰长文猛攻余秋雨

    炮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的北大才子余杰近日又撰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再次对余秋雨的文革经历提出质疑。

　　余杰年初发表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后，余秋雨接受了本社记者独家采访，叙述了自己的文革基本经历及对文章的看法，并写出《答余杰先生》的公开信，在本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上独家刊出，被广为转载。

　　一月底，由本社记者和著名作家魏明伦牵线，余秋雨和余杰在成都会面，双方都表示对会面结果感到满意。很多人都以为，此事将要告一段落。

　　近日，余杰忽然又接受某家媒体采访时说：“与余秋雨的争论刚刚开始”，并且传给本社记者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作为对余秋雨《答余杰先生》的回答。

　　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在文章开头，余杰评述了对两人会面的看法，认为“余秋雨在对待我的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跟以往面对许多批评意见时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对于余秋雨自述的文革经历， “我觉得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质疑和反驳”，“我一再表明，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批评仅仅是一个契机，我想引发的是全民族对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血迹斑斑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我们国民性中劣根性的无情揭露”。

　　文章的第二部分《细节和真实》紧抓余秋雨文革经历的细节不放，与余秋雨提倡看文革要“辨轻重、合常理”的看法不同，余杰认为“没有细节的真实，整体的真实就无从谈起。”没有对细节的研究和核实，就不知什么是轻重，常理也会成为空中楼阁。文章说，余秋雨的叙述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对余秋雨曾经用过“石一歌成员”但实际并非如此的说法，余杰认为无法自圆其说。他还进一步指出，余秋雨虽不是“石一歌”的最核心成员，但是当时与《学习与批判》齐名的一份重要杂志《朝霞》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余秋雨否认《胡适传》是自己文章、文革署名状态与今日不一致的说法，余杰表示不能成立，认为这样“丧失了谈论问题的前提”。余杰并说：“与胡适比起来，余秋雨本人才是真正的‘太政治化’……(胡适对政治) 始终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这比起余秋雨先生心甘情愿地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来，不知要勇锐多少倍。”

　　余杰还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贡献出他们所掌握的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的真实来。“这些材料即可以支持我的观点，也可以反驳我的观点并还余秋雨先生以清白”。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历史的伤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余杰指出，“文革”已经内化到我们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之中，他并剖析自己说“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文革’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教化的毒素同样深入到我的语言、行为乃至思维方式之中。在包括《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内的许多文字中，我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文革’ 的语言和‘文革’的思维方式来。例如，我在文章中轻率地使用‘文革余孽’这样的词语，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偏离了文化批评的界限，这也是我想向余秋雨先生表示歉意的地方。

　　不过接下来的文字还是对余秋雨不依不饶，比如说对于余秋雨回答本社记者采访时叙及的文革惨痛经历。余杰认为“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记忆选择’与‘记忆改写’，这种说法是非理性的，近乎于‘无赖’……在‘文革’以及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若干伤痛之中，许多参与者都身兼双重身份。一旦雨过天晴，人们便抛弃掉其中的一种，堂而皇之地以另一种身份登场。正是因为对记忆进行了了过滤，所以余秋雨能够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仅仅是一名受害者，没有任何值得或者应该忏悔的地方” 。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为什么有罪、我们为什么要忏悔》中，余杰认为“余秋雨有不忏悔的权利，而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也有批评他不忏悔的权利--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强迫他进行忏悔”。但他又强调余秋雨忏悔的重要性说：“作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相当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如果余秋雨坚持不忏悔，将责任推委给历史，以‘法不责众’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一态度将更加恶化当代知识界乃至全民族的精神结构。”

　　据说，余杰突然又抛出这篇文章，跟他与余秋雨见面后民间的议论有关。特别是一位青年作家批评余杰说，写出这么尖锐的文章又快速和余秋雨和解，这种“随意批评之风不可长”。大概余杰是看到这篇文章后决心把追问贯彻下去，以示自己并非“随意批评”。不过，余杰这篇长文对于余秋雨的态度远不象《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那样的无所顾忌。文章中对余秋雨一时表示尊敬，一时又忍不住言辞异常激烈，看得出是想尽量作出客观公允的姿态，然而也暴露出余杰内心的矛盾状态。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