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不敢消费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所致

发表于 2009-07-06 02:13:4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让中国人花钱太难，殊不知国人不敢花钱或没有能力消费，他本人及相关官员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这些官员制定的错误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难解，中国式隐性经济危机越来越令人担忧。

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首先表现在少数垄断企业过度吸纳了社会财富。垄断经济又是权贵经济，为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形式。一种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像电力、石油、电信这种企业，管理成本极高，浪费相当惊人。但他们的浪费和高成本，可以轻易转化为高收费。国有企业名为全民所有，得益的却是少数人。可由于高收费，严重伤害了普通消费者、中小企业。一种是攀附权贵的垄断。如房地产业即是。权贵借助商人发财，商人借助权贵暴富。两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但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房地产业获取的社会资源过多意味着剥夺其他产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中等收入者如果变成购房者，就只能把生活质量降低到低收入者的状态。他们由强劲的消费者沦为低消费者。

医疗、教育等费用过高产生的危害，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诡异的表现。在中国，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例子处处可见。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剥夺了很多人的消费能力。药品价格、手术费过高等现象，已经被社会质疑了近二十年。像药品价格，有的生产成本仅一二元，零售价却达一二百元。这其中差价的一个主要组织部分，竟用于厂家雇佣很多驻院“医药代表”（直销员）和给医生的回扣。此外就是有些人享受所谓特殊医疗服务，浪费医疗资源，推高整体医疗服务费用。学校高收费风一经刮起就无法收手。学校高收费后，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兴建豪华楼舍。豪华楼舍并不代表教学质量提高，却增加了学校办学经费紧张的借口。教育部分对学校一些设施的硬性要求，也助长了学校乱花钱的习惯。

中小企业生存难，是更大的社会问题。诸多政府官员、学者、媒体等，对中小企业采取排斥态度。中国假冒伪劣产品难以根治，原因在法治，但社会舆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中小企业及小作坊天然地与假冒伪劣产品形成联系。所谓专家们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到小商店买东西，要去大商场。这种社会心理，很自然就在各级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中小企业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原本可以通过银行信用体系及国家担保体系来解决。然而，中国直到现在都拿不出什么有效办法。社会缺少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就是社会失去很多机会。同时，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倒闭可能性极高，要这些企业提高雇员工资怎么可能？大企业随着技术的提高，雇员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社会吸纳劳动力，只能依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状况不好，影响到的是上亿家庭的正常生活。

股市等投机性过度，又骗走了很多略有积蓄股民的财富。中国股市绝大多数股民是亏损的，且亏得极其严重。一个股民亏了，便没有心情消费，若亏损严重，则相当于剥夺了其消费能力。这在于中国股市的设计有利于投机造成的。少数庄家及机构通过暗箱操作，可以令中国股市完全脱离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让普通股民总是无法通过理性来判断股市的走势，不利于长期投资。股市沦为赌市或骗市，绝大多数股民不输才是天下怪事。

公款消费也是中国经济的致命伤。大量公款消费令一批政府公职人员已经失去了基本消费习惯。因为处处有人帮助买单，什么事不需要自己掏钱，这些人实质不再参与正常消费。消费有一个特殊性，是依靠冲动性消费带动市场。一批政府公职人员无需正常消费，市场就失去了一股冲动性消费的力量。这些人拿着高工资，甚至还有很多灰色收入。但钱进了他们口袋即被存进银行，变成长期的死钱。有的政府公职人员一年之中，连家里的厨房都用不了几次。这样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是完全有害的。

再就是国家税收过高。国家税收高，民众收入必然相应减少。国家不能收税，但必须适度。但在中国，公务员及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人太多，政府又总是雄心勃勃要直接参与大型经济项目的投资，且一些官员浪费公款难以受到制度约束，这就不得不提高税收来维持这种状态。仅有税还不够，一些权力机关还会想方设法收“规费”。税外费现在比过去稍好了些，中央有了一些约束措施，但费的问题，还是相当折磨人。官不与民争利，原本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学常识，但在中国，常识总被扭曲、变形。一个国家只有民富国才强。政府嵬集的社会财富过多或者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民众消费自然受到削弱。

中国内需不足的难题，已经存在了的近二十年。二十年了，问题出在何处已不能辨识。认识问题不难，难的是解决问题。尽管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可是不能好好地解决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于是，对一些问题的判断，我们很自然的就偏离常识或以表象所曲解。中国消费不足，就看有没有勇气说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