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

　　1952年初发动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 运动，民营企业家（时称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打击对象。对经济违法犯罪本可依法惩治，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欠薪，劳资双方受害，国民经济滑坡。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重灾区上海调研。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5月15日听取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1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高潮后资本家“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会计学家徐永祚评税收七个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两日，李维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他抱怨工商业苦乐不均，申新三年来卖了两个厂，一批物资，收入1500亿，仍负债6000亿。面粉厂五月来只开一月工。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会。吴蕴初称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刘念义感叹：交不出税，税额工商界无法提意见，橡胶业半价出卖轮胎纳税。定货对成本，验收有害怕。

　　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王志莘反映：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胡子婴批评将呆货按市价征收所得税，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也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丝绸业沈子槎说：今年四个月生意不如去年一个月。纺线业包蔚然反映：本行业今年因市场变化全部停业，资方卖家具，吃救济米；政府认为前途无望，劳方要求解雇，经费成问题。国药业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讥讽：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23日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公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浙江宋云彬举运动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为例，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卑，对同志自满。

　　此后，中共中央追加了一些补救措施，运动于10月间草草收兵，但工商业者的企业心就此死灭。

　　按照建国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会长期发展。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改造”加速，到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各种运动仍持续不断，民族资产阶级由同盟者沦为改造、专政对象。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复活，如今又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绕了一个大怪圈。

　　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60年间的种种“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2009年1月5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