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中心内容的“三反”运动。[1]由于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制止进城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贪污腐化现象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走上这条道路的私人工商业者阶层。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北京市委在这方面的经验。他批示称：在“三反”斗争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2]20天后，即1月26日，他更进一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要求各地“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3]“五反”运动由此陆续开始在全国展开。

事实上，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早已各地展开了。和北京不同的是，在其他一些城市里，这个时候发动的是一场“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上海即是高揭“四反”运动的旗帜，于1月中旬通过全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向大小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开展“四反”运动，以响应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指导下，迅速以市工商联执监委为核心，成立了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上海的大小工商业者都被动员起来坦白和检举各种违法行贿及偷漏税行为。“四反”运动进行到2月初，才终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向了“五反”运动。从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之日起，上海工商联通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运动归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各分会的检举箱连同锁匙、所有关于检举坦白的资料”均转交“南京路外滩二十号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4]

但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生产与税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大。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大数量的统战对象，“五反”运动的成败，对中共的统战效果也影响重大。依靠上海市委，包括华东局来指导这场以整个上海私营工商界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毛泽东显然不能放心。为此，他不仅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5]而且专门派遣中央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薄一波亲去上海负责指导和掌握这场运动。由此不难了解，上海的这场“五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国最具实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最直接的较量。

对于这场“五反”运动，特别是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运动的历史情况，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且其内容多半还只是着重于对过程的勾勒与说明，强调并肯定运动的经验和意义，那种能够引发读者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学术成果还鲜能见到。[6]考虑到就“五反”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资产阶级（严格意义上实为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其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随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工商业资本家自身的命运与前途，简单地着眼于叙述此一运动的一般过程和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当年整个“五反”运动中心所在的上海的“五反”运动，更是具体地表现着这场运动的诸多特点，极具典型性。当然，要想对在一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当中对上海“五反”运动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可能实属奢求，但依据前人很少利用到的部分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客观地描述出这一运动在上海推进的经过，并据以揭示出发生在较量双方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却绝对不应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历史情况，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触动，从而引发一些思考，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一）

资本家，因其生长的基础在于私有制的缘故，其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使命的共产党，自然不会从心底里欢迎。但是，中共进城之际，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以种种扶持和优遇，因此，除去逃走的资本家以外，留在大陆的多数资本家也逐渐适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尽管建政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城市里被杀者多半是恶霸、特务和历史上有血债者，因此虽惊心动魄，对资本家的冲击却并不很大。而紧接着发生的情况就让资本家们惊恐不安了。这是因为，镇反运动尚未结束，中共转而又发动了“三反”运动，并且毫不留情地首先就拿自己党内的高级干部开了刀，甚至于1952年2月10日公开处决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

“三反”运动对资本家所以会造成巨大震动，是因为它所着力打击的所谓贪污分子，大都与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刘青山、张子善被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勾结私商，收受贿赂，投机倒把，贪赃枉法。[7]在旧中国的商海里摸爬滚打过来，特别是经历过战后政权腐败，金融危机，物价飞涨的局面，早已熟悉了偷机倒把和行贿官员这一套的众多厂主、店主，又有几个没有干过类似的勾当呢？因此，当中共中央把矛头开始转向“资产阶级”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干部的不法行为接连不断地在报纸上曝光，多数资本家在道德上先已自惭形秽起来。一时间，人人开始写坦白书和检举信，这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是受负罪感的驱使，想要撇清自己与违法行为关系的一种表现。

上海的“四反”运动首先就促成了这样一种坦白运动。但是，上海的运动最初还是由市工商联组织的“四反”运动委员会负责主持，因此，尽管报纸上经常报道外地“奸商”因抗拒运动而被逮捕的消息，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但上海资本家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压力一时还不是那样严重。据上海市工商局1月下旬报告称，除了个别行业的资方人士表现情绪紧张和思想压力大以外，多数行业的会员对运动还不大当一回事。如“酒菜业、糖果业、旧杂货业及猪商业以年底为由，运动搞不开。部分公会开会时有歪曲运动之意义的，有大谈生意经的，有取笑打趣的，漠视运动的严重政治意义。眼镜业开会时有会员传播美国之音，情况最坏。”[8]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按照“四反”运动委员会要求交来的坦白书，多数也只是停留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如这时上海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收到的坦白书，几乎都是些“拿工会七五支光灯泡一只”；“受过许会计师年糕一盒……工友香烟一条，橘子一篓”；“贪污公会的邮票三次”；“挪用肥皂叁块”；“与同业吃饭吃咖啡有十次之多”；“私取公会报纸二十张左右，食盐四份，邮票1200元”之类。里面严重些的，也不过是曾“私放拆息款二十万元[9]”，或“利用职务上便利，将行款借给天一化工公司……共二千七百万元（已被法院追究）”。[10]这个时候即使有主动坦白出来的行贿问题，通常也都情节轻微。如华成帆布厂经理项美瀛坦白：曾向金华专署采买员行贿戏票一场、名笔和普通表各一支；“派人陪同（西北办事处）张某游公园摄影二次，看电影二次，看京戏一次，在发行所等便饭三四次”；“曾写介绍信给天津代理处正义铁号要天津招待新疆军区的王文彬一次”；曾送衡阳铁路局吴某鱼肝油一瓶；对私营商号购买帆布一直遵守暗贴陋规并有请客送礼情形等。昶昆染织厂经理夏联芳坦白：曾因做成生意而给了花纱布公司的采购员陈某一些好处费，但原因是陈某过去一直就是负责联系买卖双方的“跑街”的，拿惯了“佣金”。[11]真正贿买贿卖，严重腐蚀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案件，几乎一件也没有。

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战争急需西药之机，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机关于部，骗取国家贷款和志愿军巨额货款后，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商品的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12]如此一来，不仅“五反”运动转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而且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13]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

“五反”运动的发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政府一直注意控制在传统方式下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兼上海火柴业同业工会主委的刘念义前去调解，即被数百名工人围攻批斗，差点儿弄出人命来。[14]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则建立起宣传站，每天对店主们呼来喝去。看见某店主站在店里抽烟，就拿着话筒喊：“＊＊老板，那能介笃定得啦？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见某店主离开商店，又会在话筒里喊：“＊＊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15]

[1] 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7月前后逐渐结束的“三反”运动，是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旨的，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实际上是以反对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场“三反”运动过去几个月，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三反”运动，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又加上了“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内容，时称“新三反”。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4] 转见上海档案馆藏档，S172／4／176／2。

[5]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47－248页。

[6] 这里主要应当提到的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中共上海市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其中收有《上海“五反”运动》一文；二是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其中也有专述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一章。另外还可以提到的有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前两项成果，对上海“五反”运动的经过情形均有所勾勒和介绍，

[7] 《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编：《建设》第一二九期，1951年12月10日，第4页。

[8] 《四反运动情况》（三），1952年1月26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13－17。

[9] 此为旧币票面值，1953年人民币改新币后，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不另注。

[10] 上海档案馆藏档，S21／4／12／46－59。

[11]上海档案馆藏档，S33／4／251／15，50－51。

[12] 《解放日报》，1952年2月7日一版。

[1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09／2－5

[1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9，34。

[1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3。

劳资关系的巨变，使不少相信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一度努力生产的大资本家心生怨气。本来，由工商联领导工商界搞“四反”，工商联及其各同业公会负责人态度还比较积极，郭棣活[1]等且率先坦白隐匿敌产问题，并以此号召同业。影响到“五反”开始时，虽被报纸指名批评棉纺业，刘靖基[2]、郭棣活、吴中一[3]、王子建[4]等也还一度勉为其难地做会员的说服工作。[5]但是，随着“五反”运动越来越激烈，而政策交待不足，情况很快就有所变化了。集中了上海各大资本家的上海民建分会响应军管会号召，将会员分成了6个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待违法事实。结果，816个会员到期只交来坦白书507份。其高层会员交得更少，全部80几个委员，只收到24份坦白书。不仅如此，有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6]、吴蕴初[7]、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8]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其他如“朱鸿仪[9]、唐志尧[10]、强锡麟[11]、王性尧[12]、吴中一等也都有很多保留，一般都是到民建会敷衍一下，自己交代了一些问题后就不再来了。”有些即使来了，也一言不发；就是写了坦白书，用盛丕华[13]的话来说，也“心里总是不服贴”。[14]

由于“三反”运动是以反贪污、反浪费为号召，在全国范围对各行各业与钱物沾边者逐一清查，人人必须交待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行为和与私商私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公私之间的经济往来业务，乃至于正常的贸易和日常消费活动，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所有公家人都不愿与私企私商沾边，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费。资本家们过去汽车来汽车去，现在出入也都改步行或乘三轮车了。过去饭店、戏院子经常是车马盈门，如今几乎无人问津。不仅金银珠宝手饰行业鲜有顾客光顾，就连西服、家具之类也被视为奢侈品而遭人冷落了。影响所及，人们连春节送礼和吃喝庆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

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办公室2月下旬调查统计，自春节之后，整个生产和贸易都严重下滑。“市百货公司，营业额已由往常每日五十亿降为最近每日十亿左右。”市土产公司，“春节剩余物资即积压达三百多亿，季度计划仅完成二十四％”。市合作联合社“增产节约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后，国营公司收购量锐减，影响所有加工工厂和生产社的加工业务。如合作社内衣织造厂自一月份起到二月份止，加工汗衫一万打，是正常产量的二分之一。第一针织厂已积压成品四万打，占全部流动资金（廿五亿）。最近向华东合作总社借款四亿三千万元，仅可维持生产至二月二十三日。大统染织厂月产被单三万条，职工二百二十名，现积压成品一五OOO条，占全部流动资金，情况严重。现向合作部抵押借借款二亿元可维持生产至二月底。”市搬运公司因业务严重不足，卡车乘务员已减少50％，全市1万多辆场车，3万工人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往往还不够缴纳车租，“仅虹口一区就有一千多场车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有二百多人家断炊”，靠“吃苞米粉、豆渣等度日”。资金较为雄厚的国营企业尚且如此，私营工商业更不必说。上海最大的私营百货公司永安公司，1月份的日营业额尚能保持在1.5亿元左右，自2月以来日营业额不足5000万，较1月减少了66.7%，而且自2月20日以后还有递减之势。橡胶业“正泰、大中华由于轮胎存货压积，各存二百亿左右，已从资金周转失灵发展到原料缺乏，无力补进，势将被逼停工。”内衣业“五反开始后就未曾接到一笔加工生意，目前全业机器停工率是九O％，有五O％付不出所得税，五O％付不出工资。”[15]

一方面是劳资关系恶化，工人店员不仅纷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而且利用“五反”运动，组织起来逼迫厂主、店主吐出剥削所得；一方面是经济形势恶化，不仅产品滞销，资金积压，而且因“三反”造成党政军民各部门乃至于国营企业和银行对私商私企避之唯恐不及，资方借贷无门，订货困难。从40年代末以来始终就在艰难维持中的众多私人企业主，自然纷纷选择停工。由于这个时候多数上海私企对员工除了发放工资以外，一般还实行包伙制，停工即意味着工人不仅可能失业，就连吃饭也将没得吃。因此，自“五反”运动开始之后，劳资纠纷就迅速从提高工资、改善福利，转变为职工抗议资方停止生产，不发或欠发工资，停止或减少伙食的问题上去了。据工商组2月22日报称：“徐汇区目前半停工状态的有十几家，另手工棉织业停工的有二十多家”。一些工厂已不发工资，不开伙食。“北站区已有十五家工商业户关门，老板逃跑的有四家，职工伙食大成问题”。蓬莱区“目前中小工商业户停工停伙的很多，该区针织工业（手摇机），因百货公司停止加工，故在二百三十一户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停工。”榆林区136家丝织厂中，已有61家停工，69家停薪；江宁区44家丝织厂已有14家停工。[16]据称，这还仅仅是那些胆大的或实在支撑不下去的私企业主，多数资方因顾虑到军管会和市政府有明令不许停工、停业、停伙和停薪，[17]害怕吃官司，虽向工商局申请歇业，因工商局一概不予受理，只能勉力维持。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五反”前生意就不景气，这时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最低也要170万元开支，老板只好一面向菜贩赊借小菜，一面天天跑到上海工商部门去申诉吵闹。[18]大中机器厂开不出工资，又不能停工，以至工人群起向资方问罪，董事长胡厥文[19]被工人围困达十几个小时无法脱身。[20]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去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的工人则因资方发不出工资，将资方围在楼上，逼迫董监会连续开会将近两天之久，找不出办法不许散会。其他各种“疲劳轰炸”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21]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政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当性，多数上海资本家都难以否认。因为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及暴利行为（属盗窃国家资财），过去几乎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于那些过去跟政府走得很近的上层资本家，大都在战后通过行贿等手法低价购进过日伪产业。至于因许多亲朋好友随国民党撤离大陆，留下无法带走的大量企业股份和因国民政府银行撤离而使大量贷款被私人化，就更是当然之事。吴蕴初之子，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这时就讲：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乃至于偷工减料，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凡是自购原料各厂，违法套汇的更是各厂均有。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共运用三百多种方式进行不法行为”。吴中一、刘念礼等也公开表示：像王康年这种行为，其实在资本家中不知有多少，只是没有犯在志愿军问题上就是了。“如国药业以蚌壳粉冒充珍珠粉”，性质还不是一样？[22]因此，对照“五反”所反对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项违法行为，上海的资本家们只有对号入座的份。这对于长期以来相当看重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的那些中上层资本家，不能不造成极大的思想苦闷。

正是因为思想混乱和苦闷，资本家之间各种聚会也就变得十分频繁。由于商场上的需要，上海的资本家早就形成了一种按行业或按身份地位，组织不同类别或层级的定期聚会的风气。中共建国以后，为了努力理解和跟上中共的政策主张，一些资本家还特别组织了某种“学习会”之类的聚会。其中最活跃的以围绕在工商联周围的上层资本家为主的“七一学习会”，更是响应中共思想改造的号召，旨在学习政策，交流思想。这些聚会这时对解除一些会员的思想疙瘩，减轻压力，避免会员自杀，都有所帮助。[23]不料，2月底，中共重庆当局突然宣布破获当地资本家的反动组织“星四聚餐会”。消息传来，上海资本家的这些“学习”、“聚餐”之类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阶级对抗的烙印，迅速成为政府的清理对象。由此一来，不少原本就颇感苦闷的资本家，这回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时更让一些资本家不胜其烦的，还有因“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党政军等各单位中的贪污受贿的问题。因为许多被控为贪污分子的机关干部，都扯出了自己与上海资本家的关系，因此许多机关陆续开始向上海工商资本家进行求证和追赃。上海水利局这时就“传讯”水泥业资本家刘念礼达18个小时，把刘骂得狗血喷头，坚持刘行贿了他们的干部。刘对此坚决否认。在实在拿不出确实把柄的情况下，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到底还是逼迫刘承认了自己在为水利局做工程时有过谋取暴利的行为。[24]

“三反”追查如此，因“五反”揭发检举所引发的追查之风，也同样让诸多资本家焦头烂额。由于各种检举揭发数不胜数，像上海瑞昌五金号总经理叶傅民，这时就一边被税务局查偷漏税问题，一边又分别有铁路局和工商局来人来电话要“传讯”他。逼得他不仅分身无术，而且无力招架，只好采取但有检举一概承认的办法，最后服毒自杀一了百了。中国水泥厂总经理，时任第一、二届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史乃修，也因被人检举有行贿和偷漏税等问题，两度被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叫去交代问题，其弟也因此被“传讯”两天不归。史在高度焦虑，又无处倾诉的情况下，亦以自杀了结了生命。[25]

据报，从1月18日到2月19日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四反”和“五反”而自杀者，就有49人（未遂16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就自杀22人。整个2月份已自杀死亡了73人，而1月份仅自杀死亡了3人。[26]这时的自杀者基本上还都是小企业的业主。[27]从2月下旬开始，特别是随着各种“学习会”解散之后，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开始走上自杀的道路了。

[1]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副总经理，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2] 上海安达纺织厂和化纤厂总经理，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和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3] 时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4]时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54－56。

[6]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7] 时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民建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和上海化学原料工业同业会主任委员。

[8] 先后担上海华明烟厂经理，上海华成烟厂经理，并兼任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

[9] 上海中和造纸厂总经理，并任民建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分会委员，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0] 时任民建中央委员。

[11] 时任上海工商联常务委员。

[12] 时任上海工商联执行委员并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3]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及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1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28。

[1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7－21。

[1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2，23，32。

[17] 《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保障“三反”和“五反”运动彻底胜利的四项规定》，1952年2月3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25－131页。

[18]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7。

[19] 时任上海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

[2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45。

[2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4－85。

[2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7－39。

[23] 如刘念礼、丁荷泉等都讲过学习会帮助他们打消了自杀想法的情况。

[2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8。

[2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9。

[2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144。

[27] 此一阶段仅一例例外，即老介福绸缎店的老板李继襄。

　　　　　　　　　　　　（二）

“五反”运动2月上中旬在上海发展得轰轰烈烈，但是，进入到2月底，报纸上虽然依旧“狂轰滥炸”，许多工厂和商店中工人、店员的热情却明显地降温了。其原因很简单，已经有太多的例子证明，不管军管会有怎样不许停工、停业、停伙、停薪的命令，资本家在现有形势下，终有撑不下去的时候。搞垮了资本家和店主，工人和店员就没有饭吃。这个时候，因为停工歇业，已经造成整个上海13万职工失业，比1950年“二·六”轰炸所造成的失业人数还要多。[1]而且经济和生产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中。据劳动局3月上旬报告称：建筑、五金、医药用品、食品、轻工业和手工业，包括搬运等行业，都发生严重失业的情况，许多工人、店员需要紧急救济。[2]因此，尚有工可作的众多工人和店员都不能不开始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打算。原来天天喊话的店员宣传站也消失了，有些工人则把工会张贴的军管会规定干脆撕掉。一些职工公开讲：“现在五反，反得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还是不反的好。”[3]上海的“五反”运动明显地陷入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2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薄一波受命前来上海具体指导运动的进行。经过两三天时间的调查研究与座谈之后，薄一波报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称：上海此前“五反”虽有成绩，但有些同志，特别是下面工作的同志，对“五反”究竟反什么，不反什么，概念还很混乱。“有的是单纯地反暴利，有的是反逃汇套汇、反隐瞒敌产，而且反的年代很远。在工人店员中不是五反，而一切都反。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生活腐化等等不一而足。”同时，“上海五反运动开始较迟，各地各机关来上海找材料均很多，有的不听市委指挥自动找商店，并有的自行抓人，一个资本家常常有二三十个单位去找，有若干个单位轮流向他开斗争会，所以五反还未开始就已经捕起了二百多人（其中有些是必须抓的），也有的被抓走，转送了。”所以，一方面必须明确地确定五反内容，以便确定五反的政策界线。“就没有这一着，就一定会搞乱。”另一方面必须消灭任何无组织的现象，实现统一指挥。

据此，薄一波建议采取如下办法：

“（一）上海共有工商业十六万三千户，二百七十七个行业（其中重要行业八十个）。按纳税方法分，定期定额四万二千二百户，民主评议十一万八千七百户，查账征收二千二百户。这是划分资本家大小好坏大体合乎实际的比例。此外，……用三种办法，即与国家经济部门来往的多少和金额的大小；对国计民生利害关系的大小；及在资产阶级中间影响的好坏，对全市资本家加以排队。如此大体得出：守法的五万七千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卅五；半守法半违法的九万七千八百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八千一百五十户（此数字恐大了些，拟减至六千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

“（二）上海上层资本家包括同业公会的主委、区工商联主任以上的人员在内，共有五百余人，根据其政治态度，工业或商业，五种罪行的大小，分成应予保护的、一般保护的和坚决打击的三大类，名单已拟出，正征求各方意见中。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包括荣毅仁、郭棣沽、刘靖基、刘鸿生、经叔平等在内，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4]所以必须有此规定。”

（三）“组织五反工作队或战斗小组。决定立即抽调一万个有阶级觉悟，有斗争经验而且斗争性强的店员工会的基层干部，与各地新调来的干部合在一起加以训练，作为五反开始时的骨干。”并利用已经组织起来的1100人，包括中央和各地来此找材料的500人在内，专门整理群众检举和资本家坦白的36万件各种材料。使各工作队和战斗小组，熟悉和掌握上海已有的坦白检举材料。预先准备出几个大案件的成熟材料，公之于众，一战即捷，以激起群众义愤，“给五反的全胜铺好道路”。[5]

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报告迅速做了批示，包括要求上海对资本家“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不应当提出反暴利口号”；逃汇套汇及隐藏敌产等“归入反盗窃国家资财”等。同时，他更将上海的作法广而告之，要求各中央局等要向上海这样，“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6]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薄一波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研究后，进一步调整了“五反”的斗争策略。决定按中央的标准，将上海资本家由原拟四类改为五类，准备在划2.5万个守法户的同时，以每户行贿、偷税漏税等在1000万元以下为标准，划基本守法的6万户；以每户偷税或盗窃等平均在1500万元左右为标准，划半守法半违法的7.2万户；划严重违法的4500户；划完全违法的1500户。而这6000严重违法或完全违法户的划分，如果从中央确定的行业政策考虑，则上海277个行业，75个要重点打击的行业里占5000户，其他202个行业占1000户。75个重点打击的行业，按其重要程度又分为三类，其中五金商、化学原料商、国际贸易商、钢铁商、络麻贷商、营造工业、报关运输行、汽车材料商、照像材料商、新药商、电器商、五金另件商和汽车另件商等21个行业为重点打击对象，12134户中初步确定打击2087户。医疗器械商、仓库商、植物油炼制、棉布商、粮食商、房地产商、铜锡商、金属品冶铸、家用化工、木器商、金融保险业、五金零件工业等31个行业为次要打击对象，20212户中初步确定打击1318户。而棉纺、面粉、造纸、铜料冶制、搪瓷等23个行业为个别打击对象，8034户中初步确定打击728户。

新的方案突出强调了上海的特殊性，提出了对大资本家要竭力保护的政策方针。[7]说明：“上海工商业上层分子（包括市政府委员、市协商会委员、区协商会副主席以上人员、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和同业公会主委）共三百五十七人，这是全上海工商界特别六千户工商业户的缩影，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确具代表性，处理时应注意。拟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比较靠拢我党，代表性大，其企业对国计民生有利者，应予保护过关，需退财、退税、退而不罚。如本人未负企业实际责任，其企业就企业单位处理。共计十八人：盛丕华、刘鸿生、篑延芳、王子苋、盛康年等。第二类是一般代表性，人缘还好，其企业对国计民生有利者，一般保护，但须把问题交代清楚，退而不罚，有胡厥文、刘靖基、胡子婴等七十四人。第三类是在其行业中或地区中有一定代表性，人缘尚好，彻底坦白，大部退而不罚，个别又退又罚，政治上降级使用，有韩志明、颜耀秋、伍锡林等一百七十人。第四类是罪行严重，坦白不彻底，人缘不好，又退又罚，但一般罚而不垮，个别须抓但不关，政治上降职使用或解除一部分职务，有樊景云、傅守朴、陆生田等六十四人。第五类是五毒俱全，罪行严重，抗拒五反，其企业或在淘汰之列，或应由国家接管，不惩不足以平民愤者，又退又罚，要罚垮一部分，有些要关起来”。

考虑到经济生产形势的压力，方案提出了用一个半月时间，到四月底五月初基本解决问题的速战速决计划。其步骤是：“第一阶段只对重点行业的重点户，比如一百多户进行斗争，等于典型试验，俟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第二阶段再增加一批，比如平均每区以一百户计，则可有二千一百户，并同时迅速逐步的清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形成五反统一战线。第三阶段再增加一批，如果搞得好，多数可不战而胜，争取俘虏即可。第四阶段可进入清理案件，作结论，发通知书，集中力量解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基于前一阶段“五反”政策不清，乱打乱斗的情况，方案明确提出：“捣乱金融、贩运鸦片、关厂停薪停火等，按政府发布的其他有关法令办理，不列入五反。小额回扣、请吃馆子或看电影一两次和被人勒索，均不叫行贿，而小叫做小毛病、小问题。偶尔失密，无意中谈及财经情况，或商人虽有意，但只是为了生产而向工作人员公开打听生产情况（如某种生产是否过剩可否举办等），不能一概视作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或坐探。不要提反暴利口号，“超过十五分利润者均属违法”的说法是不策略的，也是错误的。不要一切都反，（如所谓反剥削、腐化，说资本家跳舞娶小老婆等）。五反追溯的时间，除隐匿侵吞敌产可以从日本投降时期以后算起，其他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算。”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拟做下列几件事情：一、在斗争开始时，明令宣布不得停工停火并通过工会动员工人，保证生产继续进行。二、国营企业应继续加工订货，不使资方获得停工的借口。最近上海市场因恢复加工订货，人民银行恢复放贷，市场已较前半月大为松动，票据交换已由每日八百亿元增到一千六百二十亿元。三、由负责人宣布一个五反文告（已在起草中）说明五反的必要和五反的政策，拟将划分资本家为五类及其处理原则一并宣布。”

[1] “二·六”轰炸，指的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发电厂造成全市供电中断，虽经抢修在一两周内部分恢复了电力供应，还是有许多工厂因此停工或倒闭，影响所及，约有12万职工失业。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79－80。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4。

[4] 顾准原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2月28日，即在薄一波到上海后，与市委秘书长黎玉、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以及王纪华一道，被宣布撤职。由于具体原因当时没有宣布，故一度引起工商界广泛猜测，顾准本人亦不清楚内中原委。参见《顾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209－211页。但据薄一波的报告及3月7日潘汉年在市政协的报告，事后还是对党内外宣布过原因，即认为顾准“过左”。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4。

[5]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初步研究和部署给毛主席并中央的简报》，1952年3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1－5。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04－305页。

[7] 这是针对北京、天津以及华北其他先行一步的城市以“违法所得（主要是偷税漏税，或小额偷工减料）总额未满二百万元”或“总额超二百万元，但情节轻微，并彻底坦白者”划为基本守法户的规定提出的。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1952年3月8日，中共华北局宣传部编：《建设》第一五三期（1952年3月30日），第8页。按照这一标准，北京、天津及华北多数城市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基本上被打垮或踢开了。

薄一波估计，整个运动搞下来，“半守法半违法户应退财退税加少数罚款的数目，每户平均约为一千五百万元左右，合计约有一万三千亿元；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退资财、退税、罚款加部分没收的数目，每户平均约为三亿元左右，合计约有一万八千亿元。两项共为三万一千亿元。……一九五一年国家以加工定货、收购、购买军事用品机器等方式投到上海私人企业中的款项，约为二十万亿元左右……我除征收它一万八千亿元所得税外，再用五反整它三万亿元，共四万八千亿元，是天公地道的。”[1]

注意到上海的特点和整个经济形势所发生的问题，中共中央显然对薄一波所提方案中的统战策略仍不满意。明确电示：（1）列为一般保护对象的资本家人数过少，必须增加。（2）划半守法半违法户7.2万太多，“虽然偷税、盗窃在一千万元以上，但情节不严重的工商户，应移部分至第二类”，即算为基本守法户。上海市委3月19日来电说明，已照毛泽东16日电示，已将原计划的基本守法户的数目，由6万户“改为七万户到七万五千户，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连同守法户两类共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基本守法户是以违法一千万元以下为标准，但在一千万元以上两千万元以下坦白较好者，仍算做基本守法户，只有如此，才能扩大基本守法户。上层代表人物的排队也准备将保护过关和一般保护的数目增加一些。”对此，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在上海基本守法户一般规定以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以下者为标准，是适当的。但有些户营业额颇大，而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情节不恶劣（例如只有漏税或成本核算稍高，因营业数量大，违法所得超过两千万元），坦白较好者，亦可算做基本守法户，而不要机械定为违法所得在两千万元以下者。如此，可使基本守法户扩大，可使若干比较规矩的大户亦算作基本守法户，这对团结资产阶级是有好的作用的。此点望再加斟酌。”[2]

还在薄一波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上海“五反”的初步方案的过程中，上海市领导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向受到前一段运动惊吓，弄不清中共政策界限的工商界高层宣示新的政策方针了。潘汉年3月7日在协商委员会上专门作了关于“五反”政策的报告，讲明了此次“五反”将会严格限制范围，不会扩大成“七反”、“八反”，对资本家也将划分为五类，分别对待。他甚至提到，即使是王康年这样的人，如果早肯彻底坦白，重者可以轻判，轻者可以减免，再能戴罪立功，也许根本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潘的讲话，给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上层资本家们，多少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就中下层而言，整个形势却极不乐观。因为“三反”进入定案阶段，各单位各机关急于得出结论，于是3月中旬大批出现擅自传讯商人和大搞逼供信的情况。“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刷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人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询，罚站二十余小时”。人民银行派人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传去押起长达两周时间，拒不放人。而停工、停伙、停薪的情况这时也是越来越多。一方面政府强力施压，另一方面工人又群起围攻，这些都导致自杀现象进一步上升。3月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已自杀53人。因此，随着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再度发出“五反”的战斗号召，宣布上海工人、店员已经整训完毕，准备进入作战阵地，[3]资本家们的心自然又开始紧紧地揪了起来。

3月23日，陈毅和薄一波分别在市协商会议上做了报告。陈毅唱红脸，拍桌怒骂，历数上海资本家忘恩负义、倒行逆施、腐蚀干部、破坏税收、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薄一波则唱白脸，语气和缓，态度温和，开始还说“资产阶级”如何如何，很快就改称“工商界”如何如何。但两个报告都明确讲到，将把16.34万工商业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类。后两类估计不会超过总户数的5％，其中罪大恶级，不办不足以平众愤的是极少数。并宣布：上海不同于北京，北京不法利得低于二百万元才算为基本守法户，上海的标准是一千万元。这两条提出来，中小资本家顿时兴高采烈。手帕业同业公会主委姚思伟会后即讲：“陈市长骂得很凶，令人难受，但说到第四五两类只占全数5％，这一规定使人听得很落胃，事实上工商户怕的就是刑事处分，骂几声，罚一点，都还好办。”杂粮业主委傅昌裕更是乐观，说：“我们中小型行业问题都不大了，陈市长说四、五两类不超过5％，同业一定都不在惩治范围之内了。所以人心大定，也不再有人认为过火了。”[4]

25日，陈毅市长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上做了《为争取五反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进一步宣布：所有违法的资本家，“都可以在坦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真诚坦白者，酌予减免。即使违法利得在一千万元以上，只要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仍可算为基本守法户。“拒不坦白者，加重处罚”。[5]当日，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更宣布了“八项纪律”，严格禁止随意骚扰工厂、商店和侵犯私方经理人员人身权利。[6]随着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检查队这时已相继进入重点行业的74个重点户中开始斗争和检查，计划中的上海第一阶段“五反”运动就此展开了。

这新一轮“五反”运动，各方的看法颇不相同。比如，对陈毅宣布以违法所得数额来划分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和严重违法户的作法，中小工商业者欢欣鼓舞，而工人和大资本家的态度却截然两样。许多工人公开抱怨政府太过宽大，说：基本守法户“北京定二百万以下，上海定五百万就差不多了”，“二千万以下也算基本守法户，无啥搞头！”[7]许多上层资本家听了报告以后也不满意。经叔平公开讲，如果真拿一两千万元为标准来划分基本守法和半守法半违法，我“肯定是属于严重违法户了。”方子潘[8]则说：“即使违法数字提高到二千万，也宽大不到我的头上。”[9]其他人也多表示不满，认为：“单纯以非法所得额机械地划分，对大工商户说来是失之公允”。[10]而对于陈毅报告中宣布的不许任何机关单位擅自传讯扣押本市工商户的八项纪律，相当一部分工人、店员表示不理解，认为和和气气地搞出不钱来，且过去长期被剥削，现在总该工人出出气。广大工商业主虽然表示欢迎，却多不大相信，一些人根据亲身经历，明确表示怀疑下面能否严格执行。

陈毅25日报告，次日就发生税务局干部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因交不出来，被拖出店堂，罚跪在江阴街宁（迎？）勋路口，给路人围观的严重情况。但也有资方将此前被税务局逼开支票，向有关机关反映后，公安局将支票退还的情况。政府工作人员相对还比较守规矩，工人、店员就难以有效控制了。28日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就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并被罚低头长跪一小时之久。大可颜料厂副理盛稼后身体衰弱，且有吐血旧疾，工人由晚上7点直斗到夜里11点，颜支撑不住昏死过去，被弄醒后接着斗，还是检查队怕出问题，才宣布让他回去“反省”。[11]

[1] 《中央关于同意一波同志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业户分类及五反斗争的报告》，1952年3月1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6－12。

[2][2]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五反斗争部署的指示》，1952年3月2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1－72页。

[3] 《解放日报》，1952年3月20日。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26－127。

[5] 《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43页。

[6]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关于“五反”运动期间的八项纪律》，1952年3月25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第132－133页。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49。

[8] 上海大丰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委员。

[9]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33。

[1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26，133。

[1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48，157。

新一轮“五反”斗争中检查队在工人、店员和资本家之间的缓冲作用，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毕竟检查队经过专门训练，知道不能搞过火斗争，故策略上较工人、店员熟练和灵活得多。如有的检查队一进厂，就告诉资方：谁个首先坦白，处理时将提升一类（如半守法半违法户升为基本守法户），一句话往往就使资方分化了，争着坦白。有的检查队则告诉高级职员说：你们过去与资本家共同做的坏事，只要坦白，款可以不退，还可以归队，如此许多高级职员很快就争取过来了。而由于上海多数工厂和商店建国后并未改变传统的管理经营模式，人员及其内部关系原封未动，因此不少检查队进入厂店后，都发动工人、店员展开诉苦活动，成功地将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有的检查队则利用资方内部矛盾及其家属儿女，各个击破。如“华兴文具仪器厂，三个老板是三兄弟，均是大知识分子，有几十个工人，曾行贿过部队、政府四十六个机关五十六个人，五毒俱全，属第五类，攻守同盟很坚固，后来找到该厂是二老板当家，大、三老板受压迫，于是就首先动员大老板的老婆和儿子劝大老板坦白，结果大老板承认了偷工减料六十亿元，用大老板材料攻三老板，三老板看见攻守同盟破了，也交待了行贿等三十亿元，最后集中火力用大、三老板的材料斗二老板，结果二老板又交了四十亿元，至此全案彻底突破。”又如“中孚绢丝厂有六个老板（系六兄弟），六老板的儿子（浙江大学学生）是青年团员，他从杭州赶来参加五反斗争，首先劝他父亲坦白后，接着全案突破。再如中华铁工厂兼厂长傅守璞（与黄炎培、杨卫玉有密切关系），偷工减料等材料可能严重，检查组利用他女儿是青年团员，儿子是共产党员，她（他）们俩每晚回家劝说并动员她母亲劝说，开家庭会议时斗争很激烈，女儿给他谈人民日报，问爸爸你属那一类？傅说：我是基本守法户，女儿说：你是严重违法户。傅因而动摇，初步承认了一百亿元。”[1]

但是，即便如此，检查队的任务就是搜寻资本家违法的证据，而且从市委的计划到陈毅的报告，都明确主张要打“老虎”，[2]说老虎打得越多越光荣。因此，检查队自然也是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地要整出“老虎”，特别是要整出“大老虎”来。结果一些本属正常的收入，也都算成违法收入了。如华新仪器厂过去与国营百货公司交易均以批价九五折成交，一次与中国石油公司交易未打折扣，“三反”运动中石油公司为此追回折扣400余万元，检查队竟将此400余万算成了行贿款。以往橡胶业与国营交通器材公司贸易，向来收取定银6成，交货后再收剩下的4成。只因财经纪律有规定收取定银不应超过3成，故到中华橡胶厂检查的检查队即将该厂过去与交通器材公司贸易中先收的6成定银中的3成，算成是盗窃国家资财所得。[3]因此，第一阶段战役74个重点户斗争和检查的结果，被算出来的资方的违法所得大得惊人。如中南橡胶厂总资产不过170亿元左右，而工作队却查出非法利得300多亿元；大明造纸厂1951年全年毛利润130亿，却算出盗窃国家资财150亿元；大华贸易公司全部资金加起来只有24亿，要罚补就超过60亿元，把店铺等固定资产加起来，也还不上。[4]但上海市委对此高度肯定，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此次战役检查斗争对象“七十四户分属三十六个行业，资本家一百九十七人，高级职员三百六十一人，店职员九百九十七人，工人五千九百五十九人。三十一日全部完成任务，打透收兵。战果共搞出盗窃国家资财三千一百亿元，平均每户近四十四亿”。[5]

3月下旬，整个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中，有更多的资本家付不出工资，交不出税款，再加上“五反”运动中过火斗争仍未能完全停止，被检查队算出来的违法收入又异常惊人地超出资方原先的预想，使诸多资本家更加心灰意冷。据不完全统计，自陈毅公开报告之后不过一周时间，整个上海就因“五反”自杀了59人，每天平均自杀已超过8人，并且发生了祥生印刷厂老板因欠税200万元付不出，全家自杀；泰兴五金号老板周志德和华富电机厂老板盛沛鸿，因欠税而夫妇同时自杀的惨剧。[6]

　　　　　　　　　　　　　（三）

3月31日，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举行座谈会，针对前一阶段“五反”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向工商界宣示新的政策。注意到单纯以违法利得的数字来划分守法与违法对大资本家不利，上海市委宣布同业公会主委以上，凡坦白彻底者，一贯表现好的，政府均可保护过关。对此，大资本家自然欢呼跃雀，中小资本家却普遍反感。认为“大户可有政府保护过关，我们却无人保护。”工商经济研究会总干事朱克麟并且说：“有许多民主党派工商界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已彻底坦白了，可是享受不到这种优待，政府对待中小工商户太不公平了。”注意到资本家自杀的人数仍呈上升状态，且“面对面斗争火力太强，斗争后太伤感情，对今后继续团结资本家不利”，[7]上海市委宣布：对上层资本家停止“面对面斗争”，改取“背靠背斗争”方式。即要求一般不采取开群众斗争会、坦白会、诉苦会，当场批斗资本家的办法，“工商户以自报互评方式自行排队，职工从诉苦着手深入检举，为资本家排队，然后再以资本家所排交职工审查核对”。在此期间不进行面对面斗争，最后在定案过程中再由工作队[8]组织综合小组会，使资方与工人、店员代表见面，取得后者的认可。[9]对此，多数大资本家都感到欢欣鼓舞。朱鸿仪会后即讲：“政府对我们太照顾了，像我中华造纸厂，过去劳资关系不甚融洽，让工人来斗争，不免有偏差，现在劳资见面会可免去，再不坦白就真该死。”陈丰镐说：“过去怕受委屈，怕斗争，所以有顾虑，现在好了，也有勇气交代问题了”。刘念义也说：“政府过去一再说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现在是兑现了。”[10]但也有许多中小资本家对“互助互评”的效果感到担心，说是由工人来搞，难免有偏差，资本家自己互评，又难免会碍于情面不好乱说。至于工人方面的反映，据工商组报告称：潘副市长在上海总工会解释这一问题时，当即引起工人代表的思想混乱，有人公开说：“党的政策变了”。虽然“经过反复说服，干部比较明确了，下面群众仍有些思想搞不通。”[11]

对于第一阶段战役的成功之处，薄一波与上海市委已经有较全面的总结。新政策自然考虑到了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政策向大资本家倾斜的问题，薄一波向中央算了一笔帐，称：上海家庭专业户及独立手工业户共68460户，中等工商业户共82540户，两者合计151000户，占上海163000工商户的92.6％。但其职工人数则仅占职工总数的30％。大资本家大工商业户约有12000户，其户数占总户数的7.4％，但其职工人数则占职工总数70％。而且，户数占92.6％的家庭商业户、独立手工业及中等工商业户，在经济上又多依从于这12000大户。大户万一停工减工，它们就要跟着倒下来。因此，对大资本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是必须的。此一观点亦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与肯定。[12]

对“互助互评”问题，上海市实际上在第一阶段中也已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上海市委的策略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其报告对此一策略的依据是这样说明的，即：“上海的资本家虽颇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尤其在五反检查威势之前，更易暴露。只要我们善于分析情况，追踪行迹，发现弱点，抓紧矛盾，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易于攻破。如新华仪器厂的检查队，从发现大老板之妻怨忿流泪着手，在第一日内利用该妇人攻破大老板，又利用大老板攻破三老板，最后攻下了当权的二老板。钟镛汽车材料行，检查队一进店即抓住丈夫推老婆，老婆咬丈夫的矛盾，突破了缺口。梅林食品公司检查队利用资方罪行严重，互相推诿的弱点，抓住经理与厂长派别不同的矛盾，发动互相检举，反复进行，终于全胜。同时，争取最脆弱的资本家及早投降起义，又是扩大战果，打得透彻的有利条件。这些人也多愿意立功赎罪。明昌木行老板愿包打该区所有木行，福达煤号老板已提出包打五百亿。我们计划在第二战役争取一百个资本家及其家属投入战斗。”[13]

第二阶段战役按计划从4月1日正式开始，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着手解决2000个重点户，其中500户是390个[14]上层资本家的企业。其办法是：“其一，对拒不坦白或坦白不彻底的准备检查五百户到八百户，其二，用政府压力加资本家劝咬，解决一千户。现已组成了一百个愿意包打同行的资本家（这是由第一战役七十四个重点户中挑选出来的），再过一个礼拜，又可从上层资本家中挑选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扩大这一队伍。（二）对三百九十个上层资本家所有的五百户，求得在本战役中完全解决。办法是一面在工厂商店中发动工人动员检举，不这样做就会失掉工人的积极性，对我不利；一面依其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一般保护过关，少数予以严惩。预定其中一类四十个人是坚决保护过关的，只在小范围内坦白，在少数人面前过关。如需退补，也退而不罚；二类一百十七个人是一般保护过关，但须彻底交代，退补不罚；三类一百四十二个人，多数补退不罚，个别要罚；四类是七个人，补、退、罚、关，一般罚而不垮，抓而不关，个别予以严惩；五类二十四个人，补、退、罚、关、杀。要罚而垮，但关的是少数，杀的更是少数。前三类二百九十九人由市区直属组成特种工作组解决，后两类九十一人由各区按重点户解决。”[15]

果然，正像上海市委估计的那样，大资本家的互助互评一上来就热火朝天。首先是资本家们高度重视，都希望能够留在市一级，怕降到区里去，故早早就在打听自己分到哪个小组，生怕收不到开会通知。荣毅仁2日一早就跑到事务所去等通知，没想到通知送到他家里去了，急得坐立不安，赶忙打电话打市工商组去查问，以致到会时迟到了半个小时。两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徐昭侯开会前一小时就跑到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门口，等候工商组的工作人员上班，询问“什么时候开会，为什么没有通知？”也是知道通知送到家里，又跑回去拿到通知再赶来参加会议。[16]市工商局局长许涤新并且两度亲自召开各组组长会议，对会议的问题提出警告，和转达陈毅市长的不满。各组组长因此亦严格掌握，迟到者点名批评，并做缺席论。对坦白不彻底者除当场指斥外，并采取离席反省的办法予以惩罚。工作队和各组长更预先布置好积极分子和坦白过关放下包袱的工商户来做“炮手”，从而使会议始终保持一种高压的气氛。加上各小组多为同行，彼此熟悉行业内部情况，又希望争取立功，因此多能看出问题，以致火药味颇浓。各组长在掌握会议的过程中，更是严格根据工作队队长的暗示行事。对可以通过的对象，队长便表现出不大在意的态度；对认为不应通过的对象，则故意拿出笔记本来记录，以示重视。组长们据此表明对坦白对象的交代认可与否，工作队即以此种方式不声不响地控制着会议的节奏。[17]

为了有效地分化被选出来留在市一级互评互助的总共303户上层资本家，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专门挑选了4个资本家，召开大会“现身说法”。冯良柏介绍了自己如何在检查队和检举人的督促帮助下彻底交代严重违法罪行，取得了宽大待遇的经过和体验，特别强调要丢开不法资本家的观点，以第三者地位，即人民的立场，来反省过去种种行为。顾庞生介绍了与兄弟订立的所谓“手足同盟”，经不起检查队的打击的情况。马子培在会上公开点出荣毅仁、刘鸿生、胡厥文等上层代表人物的名字，要他们彻底坦白交代，否则就要与他们“划清界限，斗争到底”。“这些资本家为了要戴罪立功非常卖力，这种活人活事现身说法，使上层分子大受触动，纷纷要回过去写的坦白书，自动再作补充，普遍加罪。”[18]

[1]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一战役经验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3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14－19。

[2] 这一概念来源于“三反”运动，中央明确提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者即为“小老虎”，5000万元以上为“中老虎”，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并要求多打“大老虎”。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58。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56－157。

[5] 《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1952年4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20－26。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73。

[7] 《薄一波同志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1952年4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37－42。

[8] 第二阶段将检查队、检查组改称为工作队。

[9] 《毛泽东转发上海市五反第二战役的部署报告》，1952年4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32－36。

[1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61。

[1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67。

[12] 中共中央4月5日电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私人中小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央对大资产阶级企业和中小私人企业的看法上复一波同志三月三十一日的报告》，1952年4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28－31。

[13] 《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1952年4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20－26。

[14] 后落实为398户。

[15] 薄一波《上海五反第二战役部署和策略补报》，1952年3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28－31。

[1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66。

[1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75－177，182。

[18] 《上海七十四户重点检查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报告》，1952年4月1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4－45。

从随后的情况看，上海当局的上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些大资本家们果然纷纷争取主动，而其内部矛盾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据工商组归纳，其矛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即（1）同业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如颜耀秋、虞贤法等与胡厥文即因战后接收工厂问题有过积怨，如今自然要拿这类问题向胡厥文发难，要求胡彻底坦白当年如何一个人吞了三个厂。如纸商蒋文正一向经销朱鸿仪的纸制品，因此揭发朱用废纸做文化用纸，偷工减料，弄得经销商很难出售。（2）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矛盾。如电工器材业的邱再春因为与胡汝鼎在过去的联营中吃过亏，因此批评胡一向以大鱼吃小鱼，揭发胡曾勾结汉奸，暴利严重，甚至把捐献虚报在成本里。（3）已交待的与未交待的工商户之间的矛盾。如简玉阶坚持自己隐匿敌产只占违法利得的28％，经叔平即以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说：“我过去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存心侵吞，还有一个是怕坦白交出后公股太多，行政地位丧失。我看你也有这种顾虑。”[1]

经过多天的互评互助，不少大资本家都一点一点地交代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到4月5日，郭棣活就在原先坦白隐匿敌产214亿元的基础上，又交代出逃避在国外的100多亿，合计达360亿元，其口头坦白的数字则达到700多亿。荣毅仁先是坦白违法利得280亿，随后增加300多亿。洪念祖坦白的非法利得从60亿增加到885亿。诸尚一坦白的非法利得从1000万加码到60亿。吴履中坦白的数字从250万增加到20亿。魏如从80多亿增加到259亿。王兼士从200多亿增加到500多亿。郭秀珍从6亿增加到63亿。陈铭珊从81亿增加到232亿。刘念礼单是坦白盗窃国家资财一项就承认了224亿之多。[2]

对此，薄一波颇为满意。4月8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经验，称：“在上层资本家中间展开了激烈的评挤运动，虽系保护过关，但紧张程度绝不减于检查一次办法，是一面上层搞，一面在厂店发动群众，工人资本家互不见面。上层资本家三百九十人中有三百零三人，均准备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过关内容不登报不到大会斗，但有的让它们衣冠整齐地过去，有的让它们丢盔弃甲地过去。这样做，资本家已经感激不尽。说：‘政府仁至义尽，再不彻底坦白，对不起政府’。王兼士坦白了五百亿，作念祖八百八十亿，刘念礼三百七十亿，魏如三百五十七亿，经叔平三十四亿，荣毅仁、郭棣活两人态度尚好，均在一千亿以上，尚未通过。四天会议有二百人交代，一百人已通过，斗争甚为激烈，但不是我们去斗而是资本家自斗自，我们只是坐山观虎斗。邱再春骂胡汝鼎是谋财害命的凶手，朱鸿仪谈小不谈大，胡子婴说：‘我要控诉你，过去你总说造纸成本缺，我上了你的当。’会上通不过，要朱离席反省。三百零三个资本家初步坦白出的问题有四千亿左右，这当然太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万亿以上。”[3]

根据上海市委的要求，工作队乘胜追击，利用各种办法来挤压这些大资本家，甚至利用家属来做工作。和兴钢铁厂经理朱镜清交代的问题不清楚，五金组就找了两个资本家晚上到朱的家里去帮助他，动员朱的太太参加一起谈话。新中机器厂经理魏如之妻与魏感情较好，工作队就通过妇联去做魏妻的工作，促使魏不仅彻底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检举线索。工作队了解到协大祥绸布庄经理孙照明的小老婆没有生过小孩儿，在家中没有地位，害怕孙进监狱，就针对此点去做她的工作，促使她讲出了孙有二三十亿暗账的情况。[4]

但是，尽管工商组按照薄一波和上海市委的设想，努力向挤出1万亿元的目标推进，结果却不尽人意。这倒不是数字出不来，反而是因为大户们顺杆而上，数字成倍上涨，就连工商组都觉得有问题了。郭棣活4月14日再度坦白时，宣布他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合计即达到1097亿元，较前增加了3倍之多。荣毅仁15日在小组坦白时，也交待出2096亿的天文数字来。[5]对此，有报告说：因为报载广州申二厂坦白224亿，最终政府只算了74亿，一些资本家就认为坦白数字大一些不要紧，政府不见得照单全收。一些资本家认为反正今后只有公私合营了，坦白得多些也无所谓。一些资本家则只求过关，先承认了再说，听候政府处理。总之，大家都怕被说成是不彻底，尽可能地按照工作队和与会者的要求扩大数字，因而往往不论有影没影，都先算成是违法利得再说，以保证万无一失。这种情况其实自互评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有的把现在的工缴费和过去的相减，将多出的部分算为盗窃国家资财。[6]有的把向善后救济总署配给到的物资以及建国后申请到的官价外汇与当时的市价的差额，都算做盗窃国家资财。有的把建国前向银行正当的贷款以及正当购进的产业、原料等等，也都说成是隐匿敌产。有的将明明合法的利润，也统统当成是暴利所得。有的则完全根据与会者的估计数字，并且主动加码，以此来争取过关。更“有些资本家认为今后的资产阶级没有做头，不如趁此丢包袱，只要留些消费资财就好了。他们说：‘厂不要了，反正赚了钱也要全放在厂里，自己也拿不到手，不如干脆送给政府的好。’例如魏如坦白数字由80亿提高到259亿，又增加到318亿，把抗战期中在重庆向伪中央银行借的一亿法币估算为人民币一百亿元，算作盗窃数字，把向伪中央银行透支的数字也估为十亿人民币来坦白。他在会内对人说：‘今后将是无厂一身轻，可以不要烦心，而自己有技术，不怕没事做！’”[7]

相比较在市一级坦白的大资本家而言，这时在各区内对中小工商户的作法却经过一段混乱的情况。不少仍旧采用面对面斗争的策略，让职工“过瘾”、“出气”。直到上海市委发现自杀人数聚骤增，于4月9日紧急召开各区干部大会，并且通报撤了搞得太过的邑庙区工会办事处主任李元馥的职，这才很快扭转了乱斗乱搞的现象。“对没有劳资关系和只有一二职工学徒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采取自动坦白填表，审查后即大批迅速宣布他们是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发给通知书，鼓励他们安心营业，努力生产。对一般中等工商户，采取背靠背的诉苦与排队后，将老板的坦白书，有领导地交给职工审查，将职工意见送给老板，要他补充和说明，然后召开定案大会，职工派代表参加，宣布定案。”[8]

为了动员前一批已经定案的74个重点户积极参加第二阶段战役，工商组还特别召集这些工商户开会，“宣布三项决定：（1）七十四户的问题已经定案，要安心生产；（2）若能检举立功，还可减轻处分；（3）七十四户不抓不关了。”据报，“资本家听后，如同大赦，感激涕零，纷纷要求参加检查队立功赎罪。这一会议开的很成功，一百几十个资本家均投入战斗了。”“如华新文具厂顾高生（科学仪器厂），福达煤号丁雨人（煤栈业），明昌木庄刁谭文（木行业），新丰电机厂姚苗洁（电机业），新华帆布厂周性存（帆布业），华南橡胶厂孙君怀（橡胶业），朱正印刷五金机器厂朱嘉禄（五金业），永业铁工厂张永正（五金业），启新纱厂朱立德（棉纱业），建春汽车材料行杨建春（汽车材料业）等，上述人物均系上海大亨，它们均立下包打全市或本区同业的计划。由于它们是内行，均能找到要害，连日来作用甚大。”[9]

不过，由于在上海多数区里都是些小工商户，文化水平较低，经营方式落后，往往连账也没有，因此坦白起来常常没有确实数字。如一馒头商的坦白是：“我是没有账的，就统扯每天逃一万元（税）吧。”从1949年算起，每年360万。一米商则坦白称：“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我就再加四千斤米吧，这是多足了。”一饭馆老板则声明自己不识字，也不懂分类，从1949年算起，估计偷漏税能够有700万左右，要求大家给评一评。结果有人说：政府政策公布了这么久，你还不懂什么叫分类？以你偷漏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多，应该属于半守法半违法。于是该组10人多数投票通过他为半守法半违法户。[10]和大资本家的评定情况相比，这些中小户的评定分类掌握起来更加复杂，特别是对于大量的年营业额很小的工商户更是如此。一些区就反映说：即使以违法所得200万元为线，因为区里工商户的资本额大多也就在200万上下，找不出太多非法利得超过200万的，因此分类时肯定要大大超过市里规定的定守法户15％的比例规定。在那些多多少少还可以勉强凑数的区里，干部们为了完成市里的比例规定，就只好滥加等级。“如榆林、杨浦等区，小组上因交代者态度不好，评时就加上一级。有的工作同志不够了解政策，当挤不出交代者的数字时，就说他拒不坦白，加上一级。有些干部觉得第四五两类太少，评的时候就主观掌握一下，因此有人从第三类被加到第五类。”而像邑庙区，则因为比例数相差太大，只好暂停核定工作，请市委指示后再作决定。[11]

[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80－182。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83－184，195。

[3]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1952年4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1。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88，190，204，207。

[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28，232。

[6] 来料加工所得费用，一般出于争取客户的需要，开始时订得较低，以后逐渐增高。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27，238－239。

[8] 《上海五反第二战役情况及四条经验的报告》，1952年4月19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11／105－106。

[9]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1952年4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37－40。

[1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92－193。

[1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4。

4月13日，上层大资本家还在互助互评的过程中，上海市委就已经报告中共中央第二阶段战役胜利结束了。报告称：“上层资本家三百零三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若按其盗窃国家资财的数目来说，大部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但这样做到以后继续团结使用将会发生困难，应根据其政治态度及其企业的设备、技术、产量、工人等情况，从轻处理，一般给以守法户、基本守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户的通知书。”“第二战役中，两千个重点户盗窃国家资财总额初步计算为两万五千亿元左右”。通过小组（资本家互助互评会）面对面，大会（工人控诉、检举大会）背靠背，两种会议随时交换材料，检查队掌握在手，按兵不动，悔罪资本家四出劝导，达到了不战而胜的目的。资本家一面感激涕零，一面又觉着压力很重，纷纷说：“不幸生而为资产阶级，又幸而生为上海资产阶级”，影响甚好。“已有约近千个违法资本家报名参加五反斗争工作，立功赎罪，给第三战役打下取得胜利的良好基础。”[1]

比较第一阶段战役时的情况，这一阶段由于政府公开宣布了八项纪律，逼供信和非法刑讯的情况明显减少，但亦并未禁绝。据报迟至4月仍有各种违纪违法逼供之事接连发生。如景福衫袜厂工人不仅打资方耳光，而且将其关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中，致资方旧病复发。东南药房职工把资方夫妇单独关押隔离，导致资方自杀，且发现后既不送医院抢救，也不通知家属。明星电珠厂工人逼迫资方发放积欠工资，四天四夜不许资方睡觉，并且罚其妻跪柴堆，起立后又强令其妻脚跟并拢站立，其妻因身体不支倒地，工人则用三盆冷水浇在其脸上身上，且整夜关押，以此逼资方交钱。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工会基层会员连同店员将其双手反绑，拖到街边，跪在长凳边缘上，并在其腿上再踩上两个人，引人围观。[2]闸北区委这时甚至还把丽来化工厂逼供信的做法当成成功经验在全区推广，影响所及，可想而知。当上海市委发现并痛加斥责时，区委书记苏峰一度还大发雷霆，拒不接受。[3]

如此非法逼讯，再加上欠税欠薪严重，一些人在高压下坦白后对前途绝望，这一阶段自杀人数仍旧呈上升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从4月2日此一阶段战役开始，到8日，不过一周时间，自杀者就达67人，每天平均自杀已将近10人之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资本家夫妇一同自杀的情况越发增多，而且出现了因工作队扩大做资方家属的劝诱工作，导致六七个资方家属相继自杀的严重情况。[4]

　　　　　　　　　　　　　　（四）

对于上海市大批资本家自杀，而且数目越来越多的情况，薄一波不能不开始高度重视。他显然相信，所以造成运动以来250个资本家被扣押，222个资本家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三反”各机关单位不守纪律，为自己部门定案追赃，对上海资本家乱捕乱斗的结果。他明确提议：“三反所提供的材料只能给五反作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五反只应按照重点的要求去进行，顺利解决三反材料问题，而不是为三反而五反。否则机关老虎可以乱咬资本家，而资本家亦可以乱咬干部，这样对三反定案亦无好处。是则是，非则非。”为此，“（1）可以向资本家指出，有人揭发你有行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据实讲出；（2）如果你不承认应具结保证，今后如果查出加倍处罚。这样既不会僵持而发生逼供信，又可保持主动。”[5]

关于上海“五反”的第三阶段战役，薄一波与上海市委商定的部署是：从4月20日开始，争取在10天时间里，“（1）彻底解决一万户大户的问题。连一二战役已解决的两千户在内，共一万二千户。所谓大户是指十人左右的商店和四五十人以上的工厂而言，完全采用小组面对面、大会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解决。只在必要时才采用检查队开进厂店的办法。（2）彻底全部解决六万八千四百户小户的问题，包括把问题搞透、审查定案，发通知书在内。小户系指不雇请或只雇一两个职工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而言。这部分工作已经开始，估计在四月廿日左右即可全部解决。（3）在解决了六万八千四百小户后，再从八万三千户中等户中选出五千户到一万户出来加以解决。以上所指的三类户数解决后，即等于解决了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如此上海五反运动即基本上解决了问题。（4）争取在五月一日以前，把一二两战役所打下来的两千一百七十户重点户做出最后结论，包括违法资本家订出退财补税计划，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工人审查定案，并发出通知书。”[6]

针对第二阶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如下意见。

“（1）对违法资本家工厂企业的处理问题。许多违法资本家，其盗窃国家资财已接近或超过其工厂企业资总值，许多同志希望把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拿过来。但这样做对我极为不利。一管不了；二容易造成恐慌，政治上不利。因此决定采取如下办法：除对大投机商人和完全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的工厂企业予以清理整垮外（数目不大），只准备在理由十分充足，社会十分同情的情况下，接收极少数的有垄断性的或在生产上占极重要地位的工厂企业（这数目也不很大）。其余则一律采取由资本家退财补税，现款偿还。在资本无力偿还现款，要求出让时，再接受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但公私合营太多政治上亦不利），或只收买其股份，而不宣布公私合营。在资本家不愿出让而又无力偿付现款时，还可让资本家写下欠约，分期偿还，国家派人监管。此外，还有一个罚款问题，对严重违法或完全违法户，根据中央法令除退补外，尚应处罚。我们认为处罚的户数不宜太多，只要其能彻底坦白，立功赎罪，一般可以退补不罚，罚了拿不出，徒负虚名，对我不利。

“（2）加工订货问题：五反对加工订货提出了新问题。比如有的工厂企业其资产与负债已经相等，甚至超过。有的五毒俱全，是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这些生产企业……工业部和贸易部是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加工订货的。经研究，在工厂企业设备较好，技术较进步，生产量大，工人多并保证不挪用原物料定金和加工费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加工订货，但须有工会作保证，这就自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拟采用劳资协商会议形式，或采用新创的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的形式来实行监督。总之，要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共同签、共同负责。

“（3）隐匿敌伪财产必须有明确界限，否则很易搞乱。经验证明，明显地隐匿敌伪财产、股票、黄金、外币、房地产、订货款、加工物料，隐匿敌伪归还的超过其原来设备的设备，隐匿敌伪占据其工厂后加扩充的设备，这是没有争论的。而日本投降以后资本家用各种方法落入自己手中的工厂完好无损的，则纠纷甚多，其中有些是经过合法手续用低价购得的，许多同志想整这一部分，我们认为理由不充足，以不搞为宜。

“（4）上层资本家三百零三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若按其盗窃国家资财的数目来说，大部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但这样做到以后继续团结使用将会发生困难，应根据其政治态度及其企业的设备、技术、产量、工人等情况，从轻处理，一般给以守法户、基本守法户或半守法半违法户的通知书。

“（5）上海五反开始后，从三月廿一日起，到现在为止，抓起严重违法、抗拒运动及人缘不好的资本家共卅余人。经验证明抓多了好处不多。准备在整个运动中抓人数目控制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所已抓起来的二百八十人，则共为五百余人。准备要杀的人，现只选择对象和准备材料，预定为五个到十五个人，俟中央决定总的办法后，再规定具体进行的步骤。”[7]

对薄一波的上述意见，中共中央除特别强调要毫不迟疑地贯彻工人监督一条以外，更明确批示：“中央同意上海五反运动第三战役的部署，和上海来电所提对于五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加工订货的保证手续，除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外，还应加上订货代表和政府负责机关，五个方面共同签字，使公私、劳资、买主卖主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隐匿敌伪财产，不仅在有争论的部分，即在没有争论的部分，也纠纷甚多，因之，各地不要企图在这一次将所有隐匿敌伪财产的案件清理完毕，而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于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在目前五反胜利局势之下，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各地五反在结束阶段，可提出你们准备要杀的人数，以大城市与省区为单位报告中央，但不忙执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统筹全局后，再提出控制的比例数字。一般地说，这个数字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而只觉其死有余辜就好。”[8]

[1]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8。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34。

[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5／47－48。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

[5]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60。

[6]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48。

[7] 《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1952年4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7－51。

[8]《中央同意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电》，1952年4月1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46。

对立即贯彻工人监督一点，薄一波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甚多，首先必须明确，其性质应该是监督生产，而不是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及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包括其合法利润的使用权在内）。其范围应做到废除后账，营业公开，为使了解企业的储备、生产计划、资金运用、收支和盈亏情况等，并对国家的加工订货、收购、承包营造工程及应缴的税收，实行监督，必须督促资方正常生产，防止消极怠工，防止“五毒”继续发生。其组织形式目前以采用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或沿用劳资协商会议的形式为宜。现在上海有些工厂，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资本家和工人均迫切要求，不如此将不好继续经营，但有些工厂资本家是企图将一切责任推卸给工人，事事向工人请示，这是不怀好意的，至少是在消极抵抗。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不宜马上推开，决定在市委下面成立一个委员会，先选择七八个私人工厂重点试验，俟取得成绩报告中央批准后再行推广。[1]

除工人监督一点外，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上海各大资本家具体定案归类和退财补税的问题了。由于前一阶段“五反”所挤出的违法数额已大大超出原先的估算，故薄一波电告中共中央说：“一二两个战役重点户二千一百七十四户须退补三万四千亿元，中小户六万户须退补六千亿元，两项合计四万亿元。五反结束整个工商户须退补金额将达十万亿元（不包括罚没）。这也许可能算的过火些，但打个七折仍是七万亿元。上海私人资本总值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约为五十万亿……，一九五一年的盈利是八万亿元，除去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则是五万亿元。很明显这样大的数目，资本家是一下拿不出来的。而我们同志大多有抓一把和各取所需（管什么的想要什么）的想头，如果党没有正确而坚强的政策，就一定要搞乱。”他主张：“根据上海资本家的实际偿还能力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做到有利，大体按照二二六的比例解决是适当的。即现款偿付百分之二十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实行公私合营或公股私营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六十左右则记账分期偿还。估计这样做即可得到实际利益，又对维持生产有利，政治上站得稳，社会上同情，资本家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还必须坚持对有代表性的大资本家“保护过关”的承诺。如此“就要求打破按违法数字定案的标准，而须从其他方面找理由。比如按（1）政治态度很好，虽有违法行为但一向民主，并靠近我党；（2）对社会生产有一定贡献，如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3）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确具代表性；（4）五反中带头坦白，立过功等四条件，加以鉴定。如此，则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守法户（包括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钟叔平、吴蕴初等人在内）；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可列入基本守法户；初步统计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可列入半守法半违法户，而列入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仍有百分之廿五左右的人。”[2]

根据上海市委的部署，上层资本家的互助互评活动从4月18日开始转入总结会阶段，即资本家们一一在各行业各厂店的工人、店员代表面前做最后的坦白交待，以求职工代表的谅解过关。由于开会之初，潘汉年首先讲话，为会议定了基调，事先工作队又已经按照市委的要求，精心挑选与会的职工代表，并反复做过他们的思想工作，暗中已确定了每个资本家的类别，因此总结会开得异常顺利。经叔平因为是在总结会上第一个做坦白检讨，又是当着所有上层资本家的面，因此格外紧张。不意工人代表的批评极为温和，并且肯定其坦白比较彻底，当场建议增产节约委员会将经叔平由互评组定的严重违法户，提升为基本守法户。经“听到这里时感动得流泪”，并“再度要求发言，强调今后愿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生产，并保证完成退款计划等。”会后，刘念义表示：“潘副市长讲的斗争尖锐，处理宽大的政策是兑现了。”胡伯翔亦感慨万千，说：“工人的宽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朱鸿仪激动地表示：“我保证以后一定搞好生产计划，关于退款方面，我要重新订出计划。”[3]

经叔平开过头之后，郭棣活、荣毅仁等都顺利过关。按照薄一波“有的让它们衣冠整齐地过去，有的让它们丢盔弃甲地过去”的部署，上海市委采取了带有明显区别的作法。如对身为市协商会议副秘书长的盛康年，因其是重点保护过关对象、工商联主委盛丕华的儿子，一贯表现靠拢中共和政府，故潘汉年亲自出席听取其过关坦白，并在笼统地批评其对革命抱着客观主义态度，指出其组织的“七一”学习会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加工场所”的同时，明确肯定了其三年来在工商界的工作成就。因此，虽然工商界与会人士对盛提出的问题较多，盛还是顺利过了关。但对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鉴于其一向比较“固执”和“傲慢”，工商界上层人士一般对其较宽容，潘汉年不仅没有出席会议，而且工作队还组织了与会的总工会、工商联工会、新闻界、民主党派等单位的代表一齐发难，攻得胡十分狼狈。[4]

上海市委于4月30日专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对上层资本家宽大处理的根据及其情况。内称：

“（一）守法户四十八人（占三百八十九人的百分之十四点九）。根据从宽处理的原则，其中大体可归纳为六类：（1）解放前对民主运动会有贡献及解放后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者，如盛丕华、胡厥文（带头坦白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篑延芳、市政府委员项叔翔、民建中委沈予槎及宁思宏等。（2）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主要工业，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的，或在解放后积累资金或自国外调回资本，运入机器，扩大设备积极者。如刘鸿生及其三个儿子（交代五毒八百廿九亿元）、吴蕴初、荣毅仁（交代五毒二千四百余亿，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郭棣活（交代五毒一千二百七十三亿，［均系］解放后曾进入纱锭一万枚及七千千瓦发电机发展生产）、刘靖基（交代五毒三百亿），经营棉纺工业有信心，且有专长，注意工厂安全设备，简万玉阶等。（3）在技术上有一定成就，对今后国家建设有作用的专家。如胡汝鼎（电机专家）、魏如（机械）、颜耀秋（机械）、杨顺生（造船）、黄素封（药学）、余贺（细菌学）。（4）在五反中表现积极，交代彻底带头检讨并帮助人，检举有功者，如经叔平（交代五毒四十亿，自评为严重违法户）、罗伯照（自动坦白隐匿美商所存股份卅一亿）、汤蒂因、郭秀珍（二人均为女工业家，五反中态度尚好）、邱再春、王兼士、蒋伯笙、赵体润、史恭康、陈铭珊（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5）在其他地区有较高政治地位者，如姚惠泉（苏南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6）其他公私合营企业负责人或中小工商户，问题不大者。如陈已生、王志莘、沈日新、席文光、姜鉴湫（均市协商委员）、王子澄、虞贤法、张锡潮、朱企章（均为市工商联执监委员）、杜子云、叶宝珊、鲍学仁、芮松祥（均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方子文、包蔚然、姜捷三、蔡安富、王民贤、顾关全、刘益三、秋国良、秦开明、徐一寿、吴云山（均各同业公会主委）、林德年、朱克麟（均工商经济团体积极分子），以上五十八人计经营工商业六十六户，计工业卅八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五七点六，商业卅八户，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二）基本守法户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廿七点二），包括市协商委员四人（方子藩、诸尚一、吴振珊、王性尧），工商联执监委员卅四名（著名的如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庆丰纺织公司经理王子建、沪新纺织印染公司经理唐君远、针织工业之徐昭候、中和造纸厂经理朱鸿仪、大中华橡胶厂经理洪念祖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七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四名，各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四名，其他三名。以上一百零六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廿四户，计工业四十一户（占一二四户的百分之三十三），商业八十三户（占百分之六十七）。

“（三）半守法半违法户九十五人（占百分之廿四），包括工商联执监委员卅五名（如丝纺业之韩志明、丝织业之童莘伯，染织业之强锡麟、搪瓷业之董叔英、眼镜商业之吴国城、棉布商业之孙照明、无线电商业之苏祖圭、新药商之屠开征、钱家骠、百货业之李康年、国际贸易之高事恒等）。另有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五名，同业公会主委五十二名，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一名，其他三名。九十五人中经营工商业一百一十六户，计工业五十三户（占一百一十六户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商业六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三）。

“（四）严重违法户二人（占百分之点五），一系源仪馆连（原文如此－引者注）商业主委陈秉权，一系珠玉商业主委杨菊生，两人作风恶劣，坦白不诚，人缘不好，故给予打击。

“（五）在初步定案的二百六十一人中，尚无完全违法户。至于留区检查的八十六人，则大半属于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户，现情即严重案，估计不致超过三百八十九的百分之廿。”[5]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政府想要保护的对象，在工人、店员那里都能通过。惇叙银行经理蔡松甫上海解放前设有暗账，上海解放后很快全部结清。在这次互评会上交代出150根金条，但该行职工认为蔡至少还有300－490根金条打了埋伏。根据是其襄理和副理在行内被群众批斗熬不住时信口之说（以上海解放前每天能赚一根金条估计）。故银行工会屡次派人来金融组进行交涉，且态度强硬，公开扬言：“在三百O三个人中，独有蔡不能从宽，应以少数从严的标准来检查他。”职工们并且批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搞得不彻底，认为：“区比市搞得彻底”，根据就是在他们区里这次至少“有两个人跳楼”。他们甚至坚决不听工作队负责人的劝阻，强硬声称：“不是蔡松甫跳楼，就是我们七个职工代表集体跳楼！”[6]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时已颇有名气的食品企业冠生园的老板，饼干面包糖果食品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同时又是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的冼冠生，也于4月21日在曹河泾厂自杀身亡。原因也是因为该厂工人非法关押逼发所欠工资引起的。由于冼从做陈皮梅起家，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把工厂做大，因此一向省吃俭用，有钱就发展事业，就连女儿生活困难都无力帮助，只能靠自己去向外借债。因“三反”运动造成的糖果饼干和酒菜生意大受影响，资金周转不开，2月下半月即开始积欠工资。公司每月工资所需达2.4亿元，公司负债已达13亿之多，还要维持公司日常运转，冼虽已67岁，又患高血压，在家休养了七八年时间，最后还是被工人从家里揪出来逼其发放工资。冼因为被关在公司办公楼上45个小时，经受不这种刺激，不得已选择了自杀。[7]

[1]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2] 《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报告》，1952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59－60。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0－251。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7－258，261－262。

[5] 《上海市委关于工商界上层资本家五反定案分类情况的报告》，1952年4月3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78／125－129。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83，316。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87。

众多资本家随后虽然都顺利定案，但因为被保护的程度不同，归类不同，比较那些违法事实多、数额大的大资本家，相当多数中小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心里不平衡。不过，更大的问题到底还是如何退补的问题。那些原来打定主意想要通过把厂店公私合营来解决问题的资本家们，面对政府不接受公私合营的办法，这时显然进退两难。朱润生即说：“当前的关键是在于退款了，潘副市长指示，不希望公私合营，又不许退款时期拖得太长，”问题是，“大型工业，因为抽出资金或出卖机器、原料，都不可能，要想短期退款很难办到。”[1]家用化工业公会对全行业做了统计后表示：“全业共有244家，资产总值最多约750亿。据公会了解，仅业内重点户的违法总额已达600亿左右，占资产额的80％上下。以个别同业来看亦是如此。拥有资产350亿左右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一半以上的资产要完了。丽来行违法数字超过资产。固齿灵牙膏厂违法数字且超过资产二三倍之多。因此，有些同业摇头叹气说：‘这难道还不叫消灭资产阶级吗？’”[2]

这种情况甚至也直接影响到工人和店员的态度。相当一部分职工不愿意再受老板的支使，例如有家店主要店内工友去发一封业务上的电报，工友反过质问他：“你脚生不生？”店主只好自认晦气。有些工人或店员则对老板颐指气使，老板的工资被职工扣发，连出门都要向职工请假。荣德生、盛康年等人的工资就被工人停发，理由是不见他们来厂工作。华明烟厂工会要求经叔平退出厂内的办公室，开美科药厂工会勒令蒋伯笙从厂内自己的住房搬出。[3]但是，还一些职工却是对老板坦白数字太大十分不满，担心照此退赔会丢掉饭碗。据报，黄浦区15个重点户的一般职工，都害怕退款后影响店内资金周转，无法经营下去。李康年的萃众毛巾厂“五反”支会，听说李承认非法利得20多亿后，马上组织人手查账，然后将算账的副本摊给李康年，认为李坦白得太多，要求李改口。[4]资本家的家属对此更是担心不已。莫高明的老婆公开讲：莫坦白了10多亿，而全部资产也只值10多亿，今后如何生活？德丰祥绸布庄经理贝竹韻因为未征得家人的同意，坦白数字较大，因此回到家里就发生了严重的争吵。[5]

即使是像荣毅仁这样资本雄厚的大资本家，因为所报违法利得太大，这时对退补也是愁眉不展。他明白告诉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说：目前反到他头上的从东北、直到, 广东，各地都有。仅因无锡茂兴面粉厂给中粮公司加工面粉不合规格，就要退付中粮公司10亿元。他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只能设法将其押款10亿，还要看能否如愿。至于退款，申新系统欠花纱布公司与人民银行的就有800亿，再要还各地的要账，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只能以厂相抵，或实行公私合营才有出路。如果“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6]

面对资本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4月29日召集303个上层资本家和前一阶段74个重点户举行了座谈会，由潘汉年亲自出席，听取意见。资本家们虽然早已把许多事情都算进成了非法利得，这时却都感到标准不清，因此纷纷询问行业内生产与贸易非法与合法的标准如何。如荣毅仁就问：“棉纺业为节约原棉，并进下脚比规定多一些，但出品的规格和等级一样，是否作偷工减料？”“纱的含水量不得超过9％，否则算偷工减料，但我们因技术所限，不可能恰巧9％，有时是低的，只8％、7％等，但自纱厂到布厂的纱含水少后，是否要补货物税？”经叔平问：“代国营加工时只开了估价单，未计算成本，结果利润很高，货品规格符合，是否算盗窃？”蒋伯笙问：“订货无合同，也无成本表，因售与国营，故售价比市价便宜，但利润还是高，是否算盗窃？”王子建说：“纱布交换率现在是一件纱换36.17匹布，过去是35.92，再以前是35.5，这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废料减少的缘故。而互助互评小时上有人把以前代织的布一律用36.17的标准，倒算上去，作为盗窃国家资财，这点工会也有意见。”[7]

对于资本家所提各种违法的标准问题，上海市委这时也已拟就了一个计算办法草案提交中共中央审议。主张小额回扣、请吃馆子和看戏等均不以行贿论处；偷漏税和偷工减料都只计算1951年部分，账外资财不包含不属于企业范围内之现金、房屋、日常用品、手饰等，且查出者三分之一仍归原主所有；凡属正当借款经营所获利润，包括超额利润，均不属于盗窃国家资财；为了生产向国家工作人员打听生产情况，或无意中了解到国家财经情况，或偶尔失密，不作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论。中共中央的批复，还取消了原草案中规定敌伪搬走私人工厂设备，归还时凡有超出原搬走设备的部分，应计算价值算为侵吞国家资财一条，并明定违法套汇应自1950年算起、违法贩卖金银应从1951年算起，并一律按银行现行牌价折算成人民币。[8]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很快还下达了更具体的各城市退补金额的宏观控制数字，明确规定：上海虽打出违法金额10万亿，只应核定为4万亿。[9]

由于担心继续“五反”下去，经济上会出现很大问题，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于5月5日已就运动中诸多问题，以及对资本家的种种政策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目前资本家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而整个经济形势现在相当严峻，一方面是工人大量失业，一方面是“上海的成品积压，除堆满了公私仓库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输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了农民春耕资本；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力。”目前的出路，必须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有兴趣，有积极性与自动性。而要达此目的，“就要注意解决下列问题：（一）退财补税的限额，应达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个限额以什么作根据，我认为退财补税的限额应根据一九五一年资本家的纯利收入，在这个限额内我们只退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为好。超过这个限额，就可能严重损害资本家生产与经营的兴趣。例如上海一九五一年的纯利约八万亿，退补二分之一则四万亿，所得税与捐献已拿回了三万亿，资本家只剩下一万亿，还要付出红利、奖金等，如果要在上海退补十万亿，八万亿或六万亿都是不妥当的。……（二）退财补税的时间上达到照顾市场的银根情况。用人工呼吸法来维持退财补税的办法，不是一种正常的法则。上海三四月份能够维持是我们每月多投放了十万亿的结果。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害多利少。我们认为今年的退补时间最好放到下半年去做，待市场活跃了，退补才不至影响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全部退补最好分作两年或三年，不要一年退清，更不宜在四个月或八个月退清（天津作法），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三）在搞好生产能经营的基础上，再做好工人监督生产的工作。目前只能作一些典型试验，过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加深劳资间的紧张的情况。五反中已使劳资间的感情过份伤害，因此必须在搞好生产与经营中达到改善劳资关系，弥补伤痕，然后再作监督生产与经营的设施，这种顺序是合乎运动发展规律的。如运动一斗二压三监这种连续的打击方针，只能用之于对付敌人，不能用之于今天尚在合作的资产阶级。目前有些资本家表示愿意接受监督，这往往不是出自本意与好意，而是出自畏惧与坏意。（四）五反后加工的工缴与订货收购的价格必须照顾到合理利润，不照顾这一点，就可能逼迫资本家回到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方面去。严格的监督与防止资本家再施五毒，必须与规定合理的利润相结合，不能把资本家当骡马骑，使他们无利可图，否则就无人愿意做资本家。”[10]

6日，上海市委财委也就上海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对资本家的态度问题委婉地提出了意见。其意见说：“上海自三反五反运动展开以来，由于加工订货、收购、贷款陷于停顿，基本建设扩大，机关及社会消费大为降低，且适值淡季，产销向例减少，加以不法资本家以逃避资金、停厂关店来抵抗五反，因而在春季出现了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萧条现象。”在薄一波主任亲自主持和各级领导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扭转这一局面。但问题仍未解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物资交流不畅，全靠政府收购，实销不多。这需要中财委通盘考虑，设法改变。二是“三反”以后，一般干部畏首畏尾，怕犯错误，直接影响到业务工作的开展。三是受此影响，国营各部门在加工订货过程中杀价收购，工缴费给得过低，使资本家无利可图，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而资产阶级经过“五反”之后，经济上被大大削弱，生产情绪已经相当低落，如果再逼其退财退款，对恢复经济将造成极大妨碍。因此，报告也明确主张：“从整个经济情况来看，对上海五反退款问题，似宜慎重处理。”[11]

[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52。

[2]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3。

[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4，296，301。

[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8，256，282。

[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6，255。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5。

[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93。

[8] 《中央批转上海计算违法工商户五毒行为办法电》，1952年5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11／130－136。

[9] 《中央通报各大城市违法工商户所得核实控制数字给各中央局电》，1952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8／96。

[10] 《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建议》，1952年5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498／179－183。

[11] 《上海市委财委关于加工订货生产情况的意见》，1952年5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498／193－198。

对于谭震林和上海市财委的建议，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后，于9日复电予以认可。电报称：“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对于退补时间，中共中央也表示应该一律推迟到九十月份再开始为宜。数大者还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洒发交出现金。电报特别强调：“这样变动，（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1]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在5月11日市府委员扩大会议上对上海“五反”运动做了初步总结，说明了政府准备全力扶助生产，放宽退补时限和放宽退补方法的态度。随后，深受资方诟病的市百货公司，也一改几个月来拼命杀价的做法，根据厂方提出的成本单，重新又按以往的九五折计价收购了。上海市委并且在查实私人工商业户非法所得8．4679万亿的基础上，最终核定实退数为3．7519亿，削减了一半以上。[2]同时还内定对各资本家，在严格控制退补总额的同时，实行分期退补的办法。1952年退补一般延至9月份以后开始，年内退1万亿到1.5万亿现款，退而不出控制在1万亿以下，其余在1953、1954年分期退清。[3]且违法金额不足200万元者，一概免退。如此全市核定免退者即达到112351户，占153030户的73．4％。[4]

不过，即使是按照新的精神推迟退补并重新核定违法利得之后，上海的大资本家们退补的金额依旧相当可观，有些退补数额仍在坦白数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甚至有三分之二之多。如以崇信纱厂董春芳为例。该厂原坦白行贿、偷漏、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总计金额79.55亿，拟请免议金额35．25亿；拟退款金额：34．42亿。9月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正式发出“处理通知书”，董春芳被划为半守法半违法工商业户，“除依法退款补税外，不另处罚”。而“退款补税通知书”则写明：“你户违法所得经核实为伍拾参亿另捌佰参拾肆万元（内包括应在一九五二年补缴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壹拾亿另贰仟贰佰念壹万柒仟参百卅一元）应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缴纳。为照顾生产和活跃市场，除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由税务局另发补税缴款通知书限期补缴外，其余退款时间得延至今年冬季以后开始，如自愿及早退款，亦可在今年冬季以前开始缴纳。”[5]与此前坦白之数相比，政府最终复查核定可减免的，不过25．47亿，与中共中央要求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相差甚远。可知，资方的负担依旧十分沉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生产赢利的空间极小，甚至不可能。

根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7月运动正式结束后所做的统计，“本市私营工商户共有167716户，除外商、救济事业、文教事业、医师诊所、关店歇业无资方等4750户，郊区9527户，未评未处理409户，参加五反的私营工商业户共153030户，占全市私营工商户167716户的91．24％。……参加五反工商户153030户内，守法户59711户，占39％，基本守法户69730户，占45．6％；半守法半违法户18362户，占11．98％；严重违法户4512户，占2．95％；完全违法户715户，占0．47％。其中上层分子390人，共417户，内守法户70户，占16．8％；基本守法户146户，占35％；半守法半违法户155户，占37．2％；严重违法户36户，占8．6％；完全违法户10户，占2．4％。”“完全违法工商户计600户(原文－引者注)，其中应予各种刑事处分的，拟为220户，约占全市工商户1．4％0。”其中，拟处“1、死刑及死刑缓期6人，占完全违法户的1％。2、无期徒刑6人，占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占2％。4、十年以下五年以上徒刑18人，占3％。5、五年以下一年以上徒刑150人，25％。6、劳役改造18人，占3％。7、管制10人，占1.6%。”“杀关者拟不超过60人，约占完全违法户10%。其余缓刑。”“尚有380户拟免予刑事处分。”[6]

上海“五反”运动的结果是，劳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其代理人，包括与高级职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家多半已很难自主指挥和管理生产了。[7]受“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公私关系的改变尤其重大，私企私商的信誉在公家人的眼里，几乎荡然无存。而国营、公营，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则日渐壮大，无论原料采购、加工订货，还是产品销售及价格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营商业更是全面控制了市场各种产销渠道，几乎掌握了私企私商的命脉，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经叔平这时的一段谈话很能够反映上海资本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他说：整个私营卷烟业的前途，政府究竟是要维持，要紧缩，抑或是要发展呢？现在公营烟厂完全控制了价格，私营烟厂前途茫茫。是转业，是关门，同业每天到公会来反映意见，要求解决，我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我到贸易部去反映，贸易部说意见很好，让我们考虑考虑。我到工业部去反映意见，工业部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意见还未统一。我以公会名义约了公营烟厂、税务局、工商局一起讨论市场的香烟价格问题，公营的中华烟公司就是不来。而且又推出了新装的“光荣牌”香烟，价格每箱又减低100多万元。“真是弄得人走投无路！”[8]

很显然，尽管从上海市委，到华东局，甚至到中共中央，这时都还对上海的资本家在经济生产上的能力和作用颇为重视，因此不能不在“五反”策略上采取了一些让步的作法，但事实上，上海的资本家经过这次运动已经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甚至是在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心理层面上，都是如此。

[1] 《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1952年5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9－180页。这里所引最后一句系根据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6）。

[2]上海档案馆藏，B13／2／248／10，22。据前引《上海“五反”运动》一文，全市153030户共查出违法金额74900亿元，最后政府核定应退款为35000亿元。《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871页。

[3] 《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期总结及第四期部署的报告》，1952年5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11／142。

[4] 前引《上海“五反”运动》。原文为200元，估计为200万元之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第872页。

[5]上海档案馆藏，Q194／1／285／2－12，27。

[6]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87／20－21。此数字8月份又有所变动。据当月《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制定上海市工商户定案分类统计表》，守法户60271，39。23％（上层70户）；基本守法户69883，45。49％（上层149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8310，11。92％（上层152户）；严重违法户4483，2。92％（上层36户）；完全违法670，0。44（上层10户）；合计153617，100％（上层417户）。

[7] 薄一波这时就讲过：“五反”后，“资本家没有了所有权、使用权、用人权及经营管理权。”《薄一波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党组党员大会上的报告》，1952年7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建西／1／1507／10。

[8]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63。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