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１９８１年对《苦恋》的批判

            　　《百年潮》记者采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达成，请他谈谈１９８１年            对《苦恋》的批判。访谈录发表后，被多处转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达            成同志曾任《文艺报》副主编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又是邓小平同志            亲自布置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的撰写者之一。在相当一部分            人的心目中，他关于《苦恋》问题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读了《访谈            录》（载《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我获得一些新的信息，也感到            惊讶。其中对若干问题的叙述，和历史事实颇有出入。批判《苦恋》是新            时期文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什么样的过来人应当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叙述。离开了事实，只能            给历史罩上迷雾，把后人引入迷津。            　　一            　　《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两位作家联袂创作，发表于１９７９            年第３期《十月》杂志。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摄制成影片，由彭宁            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部队和文艺界的不            少同志都看过这部片子，有的赞扬，有的持保留态度，有的认为问题很大。            当时，电影事业由文化部主管。１９８１年９月７日，文化部代部长周            巍峙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化艺术工作问题的            汇报，其中详细讲了《苦恋》问题。周巍峙说：“根据《苦恋》拍成的影            片《太阳和人》送审片……文化部在审查这部影片时，感到问题很大。根            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认            真的研究，认为这部片子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不能对外公开放映，但            如简单予以禁演也可能引起文艺界不必要的波动。经请示上级领导，决定            对编导进行教育帮助，希望他们进行修改，修改后再决定是否公开放映。”            周巍峙还说：“《苦恋》的作者之一白桦同志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            近来也写过比较好的作品。对白桦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帮助的态度。            《苦恋》是公开发表的剧本，对外已有不良影响，对这个剧本所反映出来            的严重的错误倾向，应当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批评。”周巍峙的讲话，概            括表述了当时文化领导部门对《苦恋》的态度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            办法。            　　达成同志在《访谈录》中说：“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            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            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苦恋》与《太阳            和人》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            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            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大批判怎么得了？”《访谈录》接着写            道：“当时耀邦说，文艺界对《解放军报》的批评有意见。邓小平说，那            就让《文艺报》再来写一篇。小平同志说了话，《文艺报》不能不写。”            　　读了《访谈录》中的这些话，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仿佛《解            放军报》违反了中央的方针，捅了大漏子，造成混乱，引起文艺界的一片            惊恐、一片不满，于是小平同志才做出决断，让《文艺报》也写一篇，以            纠正偏颇、澄清混乱、稳定局势。            　　事实上，公开批判《苦恋》，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１９８１年            ３月，小平同志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对电影文学            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            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８            ２页）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            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            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            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            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            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同上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小平讲话之后，从４月中旬开始，《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北京日报》、上海《文学报》、《时代的报告》增刊等陆续发表文章批            评《苦恋》。虽然有些文章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个别文章缺点比            较突出，但总的说来，气氛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和“文革”中的            “大批判”完全是两码事。许多文章严肃地批评了《苦恋》的错误倾向，            指出它反映了一种正在蔓延的错误思潮，同时肯定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            的，要求文艺界把主要精力放在繁荣创作上。人们对《苦恋》的作者并没            有采取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一方面指出他在《苦恋》中体现出            的严重失误，同时也指出“他过去写过比较好的作品，近来也写过比较好            的作品”。他的话剧《曙光》，当时仍然受到赞扬。他的诗歌《春潮在            望》，就在这一年５月获得全国优秀新诗奖。不论在批判《苦恋》之中或            之后，作者都完全拥有公民权和写作权。回顾当年，是否又搞了一场“文            化大革命”、又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尊重历史            事实，人们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说什么“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            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当时，确有些同志对批判《苦恋》不理解，甚            至有某种抵触情绪。对此，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而不应当去迎合、助长这种情绪，更没有必要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去肯定、            宣扬这种情绪。            　　小平同志布置批评《苦恋》之后，作为文艺界舆论喉舌的《文艺报》，            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按兵不动，而且在五月间发表一篇题为《对〈苦恋〉            的批判及反应》的综述，对这场批评进行反批评，特别是批评了《解放军            报》。文章列举了报刊上批评《苦恋》的文章后写道：“目前本刊收到的            来稿及来信共１２件，除对《苦恋》提出自己的看法外，其中１０件对上            述对《苦恋》进行批判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军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对文艺创作的批评‘采用了不够慎重的方法’，‘使得社会效果适得            其反’。”（《文艺报》１９８１年第１０期）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小平同志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            再次讲到《苦恋》问题。就是在这篇谈话中，小平同志提出要《文艺报》            写一篇批评《苦恋》的文章。小平同志说：“前些时候我同耀邦同志说了，            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            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            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            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邓            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８９页）达成同志在访谈录中讲到小平和耀邦同志            商量《苦恋》问题。商量的结果如何，这篇谈话就是一个确凿的明证。小            平同志还说：“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            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            题。”（同上第３９２页）小平同志具体评价了《解放军报》批评《苦恋》            的文章：“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            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员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            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            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同上第３            ９１页）不久，周扬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诚恳地讲道：“电影文学剧本            《苦恋》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应当批评，并帮助作者认识这个问题。就是            有才能、有成绩的作者，也不应拒绝批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            文学界和思想界就将变成一潭死水。对《苦恋》没有进行正确批评，我们            也是有责任的。”（《新华月报》１９８１年第９期第１２８页）达成和            唐因同志在《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中也讲到，对于《苦恋》，            “《文艺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艺评论刊物，没有及时抓住这典型事例            发表评论，有负于广大读者的期望，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为什么小平同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次提出批判《苦恋》，为什么            他要专门为《解放军报》讲公道话？为什么他把开展批评的问题提到“培            养下一代人”的高度？在小平同志看来，文艺界也存在着简单粗暴的倾向，            但当时更值得注意的是领导的软弱涣散，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批评，抵制            批评的声浪很强烈。后者必须坚决纠正。他布置《文艺报》写文章，是要            文艺界克服涣散软弱，旗帜鲜明地抵制错误思潮；是要把对《苦恋》的批            评引向深入、引向高水平。他决没有认为前一段对《苦恋》的批评搞错了、            搞糟了，要《文艺报》出来纠什么偏。            　　二            　　达成同志的访谈录多次讲到《解放军报》的文章：            　　“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            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            　　“……这一稿（指唐因、唐达成执笔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            文第六稿）送到中宣部审查，王任重、赵守一、朱穆之等看了以后，说文            章分量不够，《苦恋》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不对，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文章            政治上还要加强。我们很为难，怎么加强法呢坦白地说，如果他们的意            见全采纳，我们的文章和《解放军报》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和            《解放军报》文章一样，也不符合小平、耀邦同志的精神吧？”            　　访谈录言之凿凿，《解放军报》的文章一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精神”。            　　首先要纠正一个事实上的失误：黄钢同志批评《苦恋》的文章，并非            登在《解放军报》，而是刊于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３日出版的《时代的报告》            增刊第１期。这篇文章有比较明显的毛病，但不能把帐算到《解放军报》            的头上。军报登过几篇批评《苦恋》的文章，影响最大的是１９８１年            ４月２０日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关于军报这篇文章，小平同志７月１７日谈话做出了公正的评价。纵            然这篇文章有不足之处，也不是什么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叫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认为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阶级矛盾，就是认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抓阶级斗争。查军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它哪有这样的意思呢至于说：“不符合”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            人们可以把小平讲话和军报文章相对照。说它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符合”中央的精神，这恐怕有“无限上纲”的味道吧！            　　平心而论，军报的文章和唐因、达成同志起草的文章当然有区别，后            者说理更充分，语言更委婉，但基本结论是相近的，可谓“英雄所见略            同”。两篇文章都指出，《苦恋》有严重的政治思想错误，是错误思潮在            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譬如，军报的文章说：“看过作品之后，我们不            能不说它所描写和抒发的感情，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在‘爱’的            掩盖下，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达成的文章说：“在剧本的            许多描写和这个大问号中（《苦恋》的主人公最后在逃亡冻馁中死去，临            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问号），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消失了，            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四人帮’的罪行被混同起来；于是剧本把本来应该            指向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变成了对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严            重怀疑和嗟怨。”又譬如，军报的文章指出：“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            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达成的文            章指出：“《苦恋》这种政治思想错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它恰恰是十年内乱中社会上滋生的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当前的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想在创作中的反映。”说两篇文章有天壤之别，一篇“左”，一            篇正确；一篇违背中央精神，一篇符合中央精神，恐怕有欠公正吧说到            “区别”，我觉得倒是达成同志过去的文章和今天的访谈录颇有区别，给            人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感。譬如，当年的文章明确指出，《苦恋》            的错误实质在于反映了“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            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今天的访谈录却回避这个问题，说它“艺术            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置站不住”，“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            过去的文章明确讲到：“《解放军报》带头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            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今天的访谈录却说，军报的文章引起一片“惊恐”。            过去的文章说，小平同志提出批评《苦恋》之后，有人说，“中国文            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又要降临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今天的访            谈录却说，“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真是“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为什么前后反差那么大是当年讲了假话，还            是后来的观点发生了大转折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该有点自省心理。            可惜我们从访谈录看不到一点自我批评，倒是不乏对他人的抨击。仿佛过            去那么写是对的，今天这么讲也是对的，错的就是《解放军报》，是当年            的中宣部领导同志王任重、赵守一、朱穆之……            　　访谈录中有一段话讲到《苦恋》作者对批《苦恋》的反应。            　　“记者：文章发表之后白桦有什么反应？            　　唐：后来我和他见了面。我说，那篇文章对你的作品谈了一些意见。            他和我一边握手，一边表示：“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其实，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唐因、唐达成的文章刊出后，白桦在１１月            就写了一封“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            部”，在军报和文艺报同时刊出。这封信公开表明了作者对批《苦恋》的            态度，是谈《苦恋》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达成同志是收信者之一，            总不会忘掉这封信吧？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不妨在这里摘录信中            的几段话。            　　“春上《解放军报》首先对《苦恋》提出了批评，我自己曾经有过抵            触情绪，说明我自己缺乏‘闻过则喜’的虚心态度，而无视《解放军报》            的原则立场。今天再回头去看，显然就更感到《解放军报》的这个开始是            应该的。《文艺报》署名文章发表后，又给了我启发和帮助。我之认识到            《苦恋》剧本的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            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创作中的突出表现’，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的。党对一个普通的党员作家，像面对面谈心那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            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与关怀。同时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自            觉地去认识、去思考。这股巨大的热流是温暖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            同志曾问我：你是不是感到压力很大呀我诚恳地回答说，正相反，我感            到很温暖。”            　　“当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产生矛盾，创作思想产生迷乱的时候，党及时            提醒并进行教育批评，这对犯错误的作者本人和作家队伍来讲，都是极大            的爱护和关怀。而且这也是党的一贯作法。”            　　“《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的文章，对《苦恋》从思想到艺术进行            了全面的分析，给予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向《解放军报》、《文艺报》            编辑部和所有关注着我进步的同志致深深的谢意！”            　　三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明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后            年，是二十世纪的终结。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很自然地要回顾历史，总结            二十年来、五十年来、一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谈谈对《苦恋》的批            判，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回顾历史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这个            工作做好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开拓未来。问题在于对待新            时期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正确对待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要            充分尊重历史事实。            　　１９８１年批评《苦恋》的时候，思想文化界确实有一些同志对此很            不理解，少数人甚至对此产生抵触情绪。海外的某些舆论媒体更是火上浇            油，不断进行抨击。不但在批《苦恋》的时候，更早的在１９７９年提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稍晚的在１９８３年提出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            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必讳言，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同志对此不甚理            解。作为思想解放的倡导者、拨乱反正的总指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当然对“左”的危害有很深的认识，他当然也理            解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不少知识分子对批评有厌烦以至拒斥心理。为什么他            顶着那么大的压力，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这是他考虑了国家和历史的大局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正体            现了他作为革命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宏伟气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家            的安定团结，保障建设和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１９８６年９月，小            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            而且我最坚持。”１９８９年６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            小平同志指出：“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            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            很少……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            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在            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大家知道，在            小平同志看来，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就要既反对保守僵化，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践证明，小平            同志的上述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国新时期出现的            种种思想动荡、文艺战线上的风风雨雨，不都证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完全必要的吗关于思想文化战线问题，小平同志            有过一系列的论述。认真学习、运用这些理论，我们才能正确看待新时期            思想文化的发展，包括正确看待《苦恋》问题。            　　尊重历史事实，审慎地对待史料，是研究历史的起码态度。人们对历            史问题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不能根据个人的意愿随意更改事实。现在，世            纪回眸、五十年回眸、二十年回眸，这一类文章已经出现得很不少了。有            的文章写得很严肃、很扎实，以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见解给人以有益的启            迪。也有文章很浮泛，不认真查阅资料，不认真核对事实，甚至从个人印            象出发，从个人情绪出发，任意说三道四、公布闻所未闻的“史实”。譬            如《解放军报》发表了黄钢的“大文章”，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当成信史，            岂不是拿历史开玩笑至于小平和耀邦同志交谈《苦恋》问题，文艺界没            有任何人在场，这两位领导人又都去世了。披露这样的重要史料，难道不            应当经过必要的核实和审订吗？            　　回顾历史，是一项很严肃、很郑重的工作。做好了，有助于温故知新；            做得不好，只会给历史增加糊涂账。愿过来人都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            责，切莫拿历史开玩笑。●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