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演变

南民族居住的历史演变，西南边陲云南，地理气候多样，民族杂居，生活习俗与内地差异大，在云南民族居住方面自古至今与内地汉族不同，且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
云南各民族的民居，大体都源于巢居和穴居。中国古史上有不少关于巢居、穴居的记载。《庄子》日：“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粟，暮居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之日‘有巢氏’。”《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一载，岭南道贺州风俗是“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
云南各民族先民，经过原始穴居或巢居以后，约距今两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脱离原始穴居、巢居，建立了木楞房、土掌房和竹楼。
竹楼源远流长，它由原始巢居发展而成。在剑川海门口发现的公元前１１５０年左右的文化遗址，已清楚地有竹楼建筑的痕迹。此外，从滇池、洱海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房屋多采用“干栏式”或“井干式”两种木结构的建筑式样。祥云县大波那村出土的“铜棺”就是按“干栏式”的房屋形状铸造的。据史书记载，元代以前，傣族住宅都是“干栏式”竹楼。这种干栏式的民居，很适于云南省南部热带、亚热带的湿热气候，其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牲畜和堆放杂物，凉爽干燥，十分舒适。　干栏式民居至今仍在傣、景颇、佤、基诺、布朗、哈尼、德昂、拉祜、傈僳族民族中广泛采用。竹楼民居，从元代以后随民间文化交流的扩大而有所改变。部分傣族的住宅受汉、彝、哈尼影响有些改变，如德宏的“傣那”（旱傣）将干栏式竹楼改建成土墙、草顶、平房的四合院，元江、新平等地的“傣那”则受彝、哈尼影响改建为土掌房。
“井干式”房屋也称“木楞房”，它由一根根圆木按“井”字形建构成房屋，封闭牢固，适于高海拔地区民族居住。从昆明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上仓图”刻纹图像中，已有“井干式”房，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滇池地区的焚族已经居住“井干式”房屋。
从公元初至１３世纪，即从东汉至南宋时，云南已形成独具地方民族风格的三种民居：即木构架平顶的“土掌房”和上述“干栏式”竹楼及“井干式”木楞房。第一种，从元谋大墩子和宾川县白羊村的新石器时代房屋式样发展成型。第二、三种，在祥云县大波那村和晋宁石寨山等地发掘的青铜文物中有模型。　这三种民居建筑源远流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并不断发展。至近代和现代，木构架平顶土掌房发展为哈尼、彝等族的土掌房；干栏式发展为傣、景颇、德昂、布朗、基诺等族的竹楼；井干式房屋仍为森林茂密的山区人民采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内地汉族大量迁居入滇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内地建筑风格和技术不断传入云南。南诏后，佛教盛行，佛教建筑对云南地方建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故东汉后云南的建筑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地文化风格与地方传统交融，又产生了新的居住建筑技术和特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深化。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东晋壁画墓中，绘有一所房屋，瓦顶、斗拱、檐牙高翘，显然是仿内地汉式建筑。西汉前云南无此类房屋。可见，云南建筑在东汉后有了突破性发展，木构架已由权式柱、井干式、干栏式向穿斗式、抬梁式、斗拱式发展，尽管这种建筑尚未大量出现，只是富家、地方大姓建造，但它在云南的出现，显示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因为穿斗式、抬梁式、斗拱式的运用，在选材、设计、操作等方面的技术要求更高了。
砖运用于民居建筑，是东汉以后云南建筑技术进步的又一表现。在云南昭通、鲁甸、大关、盐津、曲靖、陆良、呈贡、江川、姚安、祥云等地，均发掘出了许多东汉和两晋时期的墓葬，有墓道、墓室、券顶（或四角攒尖顶），多用砖砌。　这些砖有青砖、印纹砖、印字砖、画像砖，烧制得相当好。印纹有菱形、方格形等几种花纹。画像砖上有牛、马车、人物等形象。云南省昭通白泥井画像砖上有马车一乘，前后四人随行，有的骑马，有的执兵器，形象生动。印字砖上有纪年和铭文，呈灰、黑色，凸面有印出的文字，大多数是阳文正字，少数印成反文。还有莲花纹白瓦当，卷云纹滴水。在大理、巍山、姚安、楚雄等地都发掘出了这种有字瓦和印纹瓦，这种瓦都用于建造房屋。巍山咙于图山是南诏王细奴逻时代的城址，这些瓦当为建造垅圩图城房屋所用。大理金梭岛发掘的瓦当是南诏王室在金梭岛建造别墅所用的。瓦上有烧制年代和匠人名字，有的文字图案已难识别。可见不用瓦的传统井干式房屋，在此已改变发展为如内地的砖瓦房。南诏、大理时代建房用瓦，此后的民居也基本为瓦顶。
南诏、大理时代，无论在民居、宫殿、寺庙、佛寺、塔窟建筑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适应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南诏、大理均兴建扩建了一些城镇，特别是阁逻凤统治时期，　有《南诏德化碑》颂扬其政绩“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据唐人樊卓《蛮书》所述，当时的重要城镇有太和城（今太和村附近）、阳苴咩城（今大理）、龙尾城（今下关）、　龙城口（今上关）、大厘城（今喜洲）、邓川城（今邓川德源村）、白崖城（今弥渡红岩）、铁桥城（今丽江塔城）、永昌城（今保山）、弄栋城（今姚安）、　拓东城（今昆明）、银生城（今景东）等，其中有些城镇的建筑在大理时代。
太和城原为“河蛮”城邑，公元７３７年，南诏王皮逻阁占领此城，皮逻阁的儿子阁逻凤加以扩建为南诏王都，直到公元７７９年异牟寻迁都阳苴咩城为止。太和城至元代尚存，当时郭松年的《大理行记》说：“人关十五里，诸峰罗列，前后参从，有城在其下，是日太和城，周四十有余里。”可见规模不小。此城明代以后废弃，遗迹至今尚存。据考古勘察，尚存南北古城墙，北城墙西起苍山佛顶峰，东至洱海边，全长４公里；南城墙东至洱海边，西至苍山五指山麓，全长约３公里。城墙都是用土一层层夯成。太和城的街道布局和房屋建筑今已不存。唐人樊卓《蛮书》卷五说：“苍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现在太和村及附近地区房屋多用石头砌墙，保存了“垒石为之”的建筑传统。
阳苴咩城从异牟寻时作为南诏王都经历１６３年，到大理国仍被作为都城，至元代改为“大理军民总管府”。《资治通鉴》说它“延袤十五里”。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说：“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瓮，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城门相对，太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西行门楼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这段粗略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阳苴咩城壮观的设计、精巧的建筑格局。
随着元代以后文化交流和汉族人口的扩大与增多，云南的汉式民居建筑越来越多，在昆明、玉溪、曲靖、昭通、楚雄、保山等地城镇，汉族民居建筑已成为主流。　民居建筑一般格局是：木构架，三开间，前厦廊，楼房，土墙，双坡瓦顶，前重檐，后单檐，后、左、右是硬山封闭，前檐楼为木窗，重檐下廊为木质门窗。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三合院”、“三间两耳”、“一颗印式”。至清代，云南省城、府、州、县城的建筑更与内地汉式建筑接近。城楼壮观，有钟楼、鼓楼、文庙、衙门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还有不少行帮会馆、街市、店铺、住宅。据清代遗老罗养儒先生的《据我知集》说：清代中叶的道光年间，昆明“城厢内外，居民约三十四五万”，“共有大小街道一百五十余条，大小巷道四百六十条”，“昆市人民，咸萃聚于城外，尤其是南门外”，“房屋栉比云连，货物堆山塞海”，等等。
在汉族集中的城镇，街市、民居既具有鲜明的内地汉式风格，又有地方特色。　如云南滇池地区汉族住宅基本上形成了“一颗印”的流行样式。特点是：四合院，两层楼房，　平面近方形，像一颗印章。具体结构是：毛石脚、土坯或夯土墙、木构架、瓦顶；正房是三开间或五开间，屋顶前坡长，后坡短，前面也是双坡厦；正房对面，也即两厢房之间是一高出厢房檐口的高墙，墙头披瓦，正中开大门。这就形成了一个方方如印的四合院，有利于防盗、避风、抗震，适合人民的生活习惯，城乡皆宜。这种“一颗印”民居建筑也被滇池地区的彝、回和通海县的蒙古族所采用。
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同内地一样云南的城镇变化较大，但在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的民居建筑特色仍长期保留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干栏式”、“井干式”和土掌房仍是最具云南民族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