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白岩松：改版重点不在《新闻联播》

十六年前的《东方时空》从语态开始变革，现在依然面临这个挑战，因为空话套话依然在屏幕上乱飞，这样流畅的废话如何能有亲和力？——白岩松

2007年底上场的海霞被认为是最具亲和力的《新闻联播》主持人。“观众关注的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组织结构和理念的变化。”白岩松说　图/CFP

“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　图/CFP

7月份，白岩松所在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将有大动作，新闻中心负责的新闻频道和一套新闻节目将推出新版。对本次的改革，中央电视台从底层到高层均缄口，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说，“此次的新闻改革是从上往下，领导要求只做不说。”

“近一段时间，当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新闻联播》改版上时，我是多少有些忧虑和担心的。我不认为这次改版的重点在《新闻联播》，甚至大改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整体的变革却应当期待，包括人们一时间看不到的理念变化。”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白岩松说。

新闻人角度

我们现在正在变动之中。首先，我会从一个主持人的角度来看，另外我可能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看这次改革。所以一方面我是身在其中的一个人，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也在观察这个改革会向哪个方向走。

从社会背景来看，我觉得从社会到政治高层，大家对新闻在社会当中作用的认识跟以往相比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经过了2008年的大地震，开放、透明带来国内外正面的反馈。高层领导人意识到，报道真实的新闻并不只会带来副作用，也会带来透明的好处。

我在《南方周末》上曾经写过一句话：“代表2008年媒体的前行，我不认为是汶川大地震，我认为是瓮安事件。”因为大地震是一个谁都会感知到的震动，想要让它躲藏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瓮安事件从某种角度，按以往的经验它是可能的，但是它依然会开放。西藏事件让人思考，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是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怎么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用新闻规律、用世界都接受的方式跟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自说自话。这一系列因素裹挟在 2008年里头，都已经为今年的电视新闻改革，也包括网络、平面新闻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

挨骂·脱敏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更加开放和坦率，一定会在更有勇气和更从容地听很多你不爱听的话的过程中成长。1949年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改革三十年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恐怕要开始一个长达很多年的挨骂的时代了。全世界骂和表扬最多的是美国，中国恐怕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应该有足够的承受力。

●我去年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个词叫“脱敏”。我们领导人去国外访问，有抗议和示威者，有法轮功和藏独的旗子，过去我们非常敏感，不能让出现。温总理被扔鞋这个事，《新闻联播》也报了。几番下来大家没那么敏感的，以后再让大家看到也不当事儿了，这就是一个“脱敏”的过程。评论员的国家队

具体到中央电视台的这次改革，仅仅从新闻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在这里吧：这次更加在乎的是新闻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立台”将变得非常明确，因为在中央电视台有提出过“新闻立台”的概念，后来好几年不提了，这次的重新提出很鼓舞人心，更加强调，并且更加看重，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

第二点，我们会关注新闻资讯的快捷、迅速、第一落点，这不光是新闻的条数多了，还要快，还要有一定的密度，不能把新闻频道变得跟综合频道一样，而要随时在新闻中，不是一两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密集的新闻，对资讯的速度、透明度、宽度越来越要求，大家随时跟新闻在一起。

第三是对声音和评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声音的多元化是这次新闻改革中我个人非常在意的一部分。去年3月份的时候，新闻频道开播了我来做新闻评论员的《新闻1+1》，其实开播的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宗旨：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让它越开越大。其实平面媒体也把越来越多的版面给了评论，《南方都市报》也好、《东方早报》也好、《新京报》也好，现在越来越多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其实一版打开来是目录，但是二版和三版基本上都给评论了。

这次大家也听到了要建立一支评论员的国家队，那么评论员会在未来的新闻频道里头，甚至综合频道的新闻里头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很积极的一种变化。因为在民主已经拉开大幕的情况下，新闻、声音、评论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未来的建设中不仅有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评论员，还有社会各界的，那么客观性、多元性就会更加明显。

新闻联播

还有一点是在新闻表达上有变化。现在大家谈的更多的是《新闻联播》，其实我认为它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它会变成一个娱乐节目？难道它会不严肃？不会的。它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了，你没发现它的国际新闻越来越多了吗？过去可能只有一两分钟，现在有五六分钟，甚至未来我觉得它会以新闻准则去编排新闻，以新闻价值去评判一些事情。如果一条国际新闻是全世界的头条，它为什么不会是《新闻联播》的头条呢？还有，未来播音员在串词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加亲和的表现。你会发现现在《新闻联播》包括负面的、事件性的新闻也会随时报道。你比如说那天一个重庆滑坡、一个成都的公交车，《新闻联播》里全有，所以《新闻联播》不只是所谓领导的活动，或者是一片莺歌燕舞，只要尊重新闻规律，只要它是新闻，就应该在《新闻联播》里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是表达方式的变化，实际上是更尊重新闻规律。

记者站

去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这是个好的开端，海外记者站刚刚开始。现在欧洲中心站、美洲中心站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这次去了美国中心站，从硬件上来说已经没问题，位于华盛顿，办公面积足够大。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业务部门，应该更加遵循的是业务规律，更加尊重采编业务部门。最近几天，我们的国外记者站由过去的人事处来管理，划归到了总编室，也就是说从一个行政部门到了一个业务部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规律的动作。内容为王，整个的组织结构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惟一的问题是在国内，因为历史原因，中央电视台在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电视作为一个需要技术支持的媒介没有记者站，那是很麻烦的。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

现在我们要跟省台、市台结成联盟，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它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非常有可能，并且有成例。它不像大地震，那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在那个时候最快地到达现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矿难呢？会吗？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博弈，地方领导有的是解放思想的，有的他不一定，这成为中央电视台非常大的一个走进现场的挑战。

现场

几年前的时候我在《新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他让我写一个年度关键词，我就写了一个关键词叫“现场”，你会发现，在今天，主持人快速成名的时代已经要让位于记者快速成名的时代，你会发现包括闾丘露薇也好，柴静也好都是因为跟现场的捆绑而成名。

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电视的优势是什么？电视的优势是最迅捷的现场、画面感，观众早已经产生了对现场的期待，那么你作为提供者呢？如果你提供的都是二手的现场，他会满足吗？不会啊。所以现场已经成为摆在电视新闻改革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很多新闻中心

据我所知新华社现在动起来了，新华社也有它的理念：要打造中国的CNN。竞争总是好事情。

大家都说现在的新闻竞争激烈，我认为其实不激烈，还是一片空地。比如人才的空白，组织结构的空白，甚至包括节目和时段的空白。现在许多频道居然还有黄金时段是空白的，全部在重播节目。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现在有很多新闻中心，新闻频道、4套、经济频道都有新闻中心，我觉得将来会不会整合成一个大的新闻中心，减少内耗，资源共享。

曾经听一个老电视人说这样一番话很刺激：“国外发生一个新闻事件，一家电视台去了一台摄像机，回来做成了十个不同节目；中国发生一个事情，中央电视台去了十台摄像机，回来把它做成了一个节目。”这个挑战多大，问题是你去了十几个记者第二天一看报纸是一样的东西，这太可怕了。

从未来来看的话，你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中国是不是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

组织结构

其实办一个栏目也好，办一张报纸也好，办一个频道也好，就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作为读者、作为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组织结构的变化，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组织结构，如果组织结构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你纵有千种风情恐怕最后都会走形。我也期待这次新闻频道的改革，在组织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

这十年电视新闻为什么新东西少了？这十年既有快速的前进，也有一个我们不满足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改革，背后的组织结构变化是革命性的，比如说制片人制的出台，中央电视台敞开大门，大量的山南海北的人跟去延安一样，进入中央电视台。然后内部有一种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像我们这种穷小子，居然还有机会进电视台，还成为主持人。

2003年的时候，我当时作为《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预示到新闻频道要开播，我没有经过台里报批，就违规地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招聘。虽然后来还写了检讨，但是我非常自豪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新闻1+1》的很多主力都是我那次招聘进来。那次招聘，我就强调我不在乎电视经验，我在乎的是你在其他媒体的从业经验。

这次新闻频道的改版是箭在弦上，我看重的是理念的变化，遵循规律，然后组织结构都发生变化，当然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可能只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但其实背后应该是理念和组织结构的变化。

遗憾的是，央视过去这十年，在组织结构上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我觉得接下来新闻频道的改革，恐怕要痛下决心，在这方面有新的变化和调整。

头一批主持人

这几年主持人诞生的频率远远不如前十年。前十年有它先天的优势，一是一片空地上更容易生长，因为没有一个参照系。很多年后我们的一次年会，重新播放了1993年我第一次主持节目的画面，孙玉胜跟李挺乐疯了，下来的时候，我听见李挺跟孙玉胜说了句话：“哎呀，后怕呀，当初怎么就把这种人给放出来了？” 观众也同样是宽容的，我们作为头一批新闻主持人诞生的时候，他没法比较，因为之前没有。所以，我们起步的时候其实很低的。这十年里，新诞生的主持人很不幸，观众会拿做了这么多年的我们跟他做比较，其实他们起步的时候比我们好。

另外一点就我前面说的，激励机制不像十年前，门开得没那么大了，他还是开门的，要不阿丘怎么进来的？

三是新栏目在诞生的速度上弱了。

主持人是一个栏目动物，只有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栏目诞生了才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比如说，没有《实话实说》这种节目类型怎么会有崔永元呢？没有《东方时空》这种类型怎么会有我呢？有了《社会记录》这种讲述的方式才会有阿丘，有了《面对面》这样的方式才会有王志。

现在新的类型少了，新的节目内容少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改革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所以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

如果中国的民主进程更加如火如荼，那么涉及到政治和民主的节目一定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所以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改革得越大，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诞生新主持人的速度就越快。

1+1

前两天新华社的陆小华给我发一短信说：“是不是新闻频道新的改版，你又要创办新的栏目？”我说：“不，我这次要让《新闻1+1》变得更成熟。”所以这次我不会去参与新栏目的创作，因为我的这次变化时间还不长，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而且在未来这个栏目也同样重要，因为仅仅一年时间一个栏目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已经很难了。我会非常坚定地在直播的电视新闻评论方面再去做得更扎实。上个礼拜我给我们的团队开了个会议，我就强调接下来的《新闻1+1》一周五天的时间里起码要有一天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在网络、报纸中看完新闻的标题再去做评论。第二个，我要更强调将来它的电视属性，电视评论跟报纸评论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把短片做得更扎实？电视评论怎么样才更好看？这里的空间和改革的余地很大。

我每天选题都是在中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定的，所以我开个玩笑，我终于可以不失眠了，因为我不用为明天忧愁了，明天的事情让明天来决定吧。我有一个老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做新闻，选题定得越晚，节目越好。”你知道我最晚的选题是什么时候定的吗？晚上十点的节目九点半才定，因为忽然福田辞职，我就取消了所有其他的节目，上台什么也没有就直接开始直播福田的辞职。

位置

你们集团有人一次跟我聊天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更多考虑的是政府还是百姓？”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都没考虑，而是考虑新闻本身。”如果说我上来就考虑政府，或者我要站在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其实表面上看很容易赢得掌声，但它不一定对啊。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的距离感是什么？你的客观度是什么？现在有人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上其实在阻拦着改革。有人说：“你要替老百姓说话啊。”我特别反感这句话，这么居高临下，我是谁？我就是小城市里出来的小老百姓一个，我就是老百姓本身。这一个“替”字就太可怕了，这就是你的血液啊。弱势群体或者老百姓是你血液里的东西，不用你天天放在嘴边，错不了。

我们过去总谈论，中国新闻的发展更多在关注意识形态，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生存给新闻带来的扭曲越来越严重。你看，未来这种生存扭曲对新闻的伤害可能不亚于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些东西对新闻的伤害，这是很要命的东西。

新闻频道

为什么《东方时空》江湖地位这么高？因为它是未来无数新闻栏目的母体，《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话》，包括后来的《新闻1+1》，它的母体最后都能找到《东方时空》里头去。

我们这一代新闻主持人如果说做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对新闻语言体系的改造，脱离了原来八股的体系，“关注人、说人话、像个人”。

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虽然它没有满足大家的那种期待，但是它的诞生本身是标志性的。

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我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包括《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我当时在新闻会客厅开播的那个大墙上就写了四个字叫“生于忧患”，因为当时正是在SARS防范最紧张的时候，2003年5月1日，我们开播了。这背后隐藏的东西不仅仅只是SARS，恐怕有另外的一种期待。

新闻频道终于有了它出生的空间，在我看来它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但是它无法去跟1990年代的改革比较，因为在一片空地上突然长出一种植物它是一种质变，而在一片植物中又多了一片植物大家就觉得也就这么回事儿了。

这次有人提出说要让新闻频道成为未来的首选频道，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不认为新闻改革的方向是确立新闻频道为首选频道，全世界没有这个规律，新闻频道只有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才要成为首选频道，而日常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累，干嘛要这么累呀？所以我希望首选频道永远是综合频道、娱乐频道，这是生活。我觉得这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有领导说要定新闻频道为首选频道，我都投反对票。

直播

这十年里，电视直播已经彻底常态化了。这个大家可能不会去关注，但是我是一个见证人。1997年是我们第一次做大型的新闻直播，从那次到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大型事件的直播几乎都是我做的。我一直在期待直播时代的到来，1996年我在一篇论文里说：“新闻如果没有直播就永远是假象，主持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诞生。”

直播香港回归的那次，我们提前一个多月就驻扎在香港和深圳，一遍又一遍地演练，有时候你会觉得挺可笑的，直播怎么演练？但是永远不要嘲笑历史。学术中有一个说法叫“历史的迷雾”，在迷雾当中头车是最艰难的，因为他不知道前方怎么开，但是跟车的人总是嫌他慢，总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想去超车，超完车之后他也许比头车开得还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这十几年，直播完全常态化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吗？

去年大地震的时候，我其实挺感慨，因为之前我在台湾做直播，最后两天正好赶上大台风，台湾的那种小型直播车，使我每一个小时换一个地方，跟内地直播，报道完这个，我们马上驱车又到下一个点直播，如此的小型化和便捷化。在大地震的时候，也开始有车跟着我走了，也是这种小型的车，让我顺利完成了直播。我现在不会有任何紧张，直播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东西。这一点变化也将为未来的改革提供充分的依据和技术支持、心理支持，直播是一个心理过程。

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直播常态化了，但是我们直播什么？是直播会议呢，是直播一切可以预料的东西？不可预料的东西可不可以直播？你比如说成都公交车的着火，我们有没有能力由更快的电话连线变成视频连线，变成现场直播？重庆的山体滑坡，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持续的现场直播的方式给予关注？

世界大台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央电视台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台。这是个大前提，你不会去关注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的一些国家的传媒。

现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硬件的角度，GDP世界第三，过两年可能第二，你的影响力就天然拥有了，大家开始对你关注，一个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听听中国媒体是什么声音。最近几年，国外媒体转引国内各种媒体的频率明显加高，它既要通过转载关注它国内的东西，也要关注中国的声音。

我觉得现在中国从文化的输出来说，虽然是作为五千年的文化大国，其实我们是负输出不是正输出，更多的是别人往我们这边输，我们输出的少。那这个我们不谈，媒体呢？

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有个大展板，2001年9月12日的世界各大国家的重要报纸的头版，所有的报纸头版全是“9·11”，我们是领导人接见。你作为一个新闻人，站在这个展板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不光中国人站在这个展板面前，还有无数个外国人会走进这个新闻博物馆，他也会看见。

一个积极的东西是，这些已经在去年开始发生变化了，包括从决策层。你必须要用世界普泛接受的东西去跟世界交流了，不能自说自话。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宣传是失败的，我们只用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接下来你能不能用人类的方式交流。我们过去更多的时候，一谈到传媒、新闻，一谈到交流，总是在谈跟别人的不同。我说不，要先谈我们的同，我们都是人，否则的话也不会中国电影感动外国的观众，好莱坞的电影会感动我们。这是因为有共同的东西，名著是人类的名著，不是法国的名著或是中国的名著。

我不排除一套新闻节目在面对国内的时候会更大胆、更开放、更前卫。也许从表达方式上，四套刚开始会占优，但是从锐利度来说，这一两年我反而觉得国内新闻频道的锐利度更强。因为这里大家还有一个谨慎，是对外宣传。不是简单的对外宣传就一定比对内宣传更加开放，不一定。对内宣传是这个样子，对外宣传也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年的新闻变革，新闻媒体有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自选动作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中国的新闻、中国的传媒更按新闻规律办事，更尊重新闻事实，更开放更透明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了。

不是思想

前几天我还跟我们内部的人聊天，大家在说到评论的时候总爱用的一个词就是“思想”。我说：“你用错词了，在新闻评论里头需要的不是思想。”需要的是敏感、勇气，然后是建设性、提前量，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但是可能需要勇气、需要敏感、对社会的判断力，那不是思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它不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为什么1+1有人说得3啊？他也知道1+1等于2啊，但是他喊3他能获得利益，他就喊了，这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继续说“不，1+1等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