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的价值在哪里

王炼利的价值在哪里——我对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认识

这是我在2005年秋天与网友交流的网文

经济观察报的文章我事先没有看过。文章对以往苦难描述的篇幅占大了。

其实，今天报道我，其价值不是在当时怎样读书学习上，也不是当初怎样坎坷上。我的价值依我看来，是我在国内最早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把上海各个社会层面对住房的占有情况触目惊心地揭示出来、把占最多住房面积的人实际付的钱触目惊心地揭示出来；是我计算了列昂惕夫矩阵，证明了所谓“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是被无限夸大的；是我以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揭示了大规模城市改造直接使低层社会人民入不敷出；是我以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身份登上复旦大学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国际研讨会〉讲坛，在国际研讨论坛上发表四万字的〈关于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的论文。而这篇对国企改制中的问题提出质疑的论文的写作时间，比郎咸平9月份发表石破天惊的讲话还要早2个月！这篇文章的基础，是来源于我2003年3月的文章《论国有资产转让的特定约束条件》，当时国企践买卖已经成风，面对这种局面，我提出国企转让一定要有约束条件。我提出”1.国有资产转让是带有约束条件的权利组合交易，2.权利组合中最有价值的权利是卖方对交易对象的选择权利 3.对国有资产权利组合的特定约束有利于“全民”和国有资产转让对象共赢 4.对转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管理人要进行审计。我提出了几个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等于强硬规定承让企业必须赢利，这正是为了保护职工利益对承让者的权利约束：国有资产不是那么好承让的，国有资产凝聚了全体人民几十年的贡献成果，要抱这个金娃娃，资产就只能增值不能贬值。你没有能使资产增值的“金刚钻”，就是不能抱走这个金娃娃！你如果想通过变卖国资来套现，那国家就有办法让你寸步难行！

我还提出，不用担心因为有了这些约束在国资转让中会出现无人接盘的现象，事实上正是一些地方把国资的转让时间限死了、或者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担心“夜长梦多”，他们象等收破烂的上门一样急于要把国资脱手，结果才使得接盘者只要象征性地出点价就能白捡一大堆便宜。如果我们对国资转让有了一系列规定，那就是在还国有资产以应有的尊严，还国有资产财富的创造者以应有的尊严、应有的权利、应有的利益。而尊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我作为一个退休女工，我有如此见地、取得如此成绩我当然无比自豪，特别是，我是登上国际研讨论坛的第一个中国普通工人！即使有些以地位取人者对我不屑一顾，而我又何需他们来顾我？

我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最大遗憾，不是没镀上“大学”之金，而是我无缘做中国一流大师、一流学者的学生。而我，如果有幸投入这些有风骨有智慧的学者门下，我将一定是让他们引以自豪的学生，如今，这些大师都陆续仙逝，我再不可能做他们的学生了，我不能上大学的遗憾，应该在于此。但是对大师最好的纪念，是继承他们的风骨、人格和人文情怀，继承他们真正做学问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态度，当中国的经济学人对底层社会苦难或掩饰或认为他们理该倒霉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受中国一流学者潜移默化影响的工人站了出来，一个当初曾经通读资本论、通读马恩四卷、也研读了《国富论》、十几次拜读《顾准文集》的工人站了出来，这个工人认为，她是在记念大师，以实际行动纪念大师。

底层社会的苦难是上层学者体会不到的，中国已经把学术研究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学术研究似乎是“高层次”人的专利，普通人无资格攀附。偏偏我看了好多真正大师的文章，就对伪学术有了鉴别力，所以，我才敢登上学术讲坛用学术语言发表观点，我不是简单的呼吁，简单的呼吁不是我做的，我做的应该比简单呼吁强有力得多，因此，当博克中华网把我的文章挂在“学术”拦下，我深感欣慰。

《经济观察报》两年前就有报道我的打算，也许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吧，就象两年前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庄永志先生曾于1月、七月两次与我联系，结果因周正毅事件戏剧性收场而收场。这次《经济观察报》决定报道我，我很高兴，为中国的媒体能褒扬一个平民另类而高兴。

但是，我这个女工是个一直在奋斗的、在拼搏的女工。我不是仅有一个“女工”的经历就上论坛来激扬文字的，我80年代就从事TQC管理，当时各大船厂都来参观我的工作成果（在“精神病”的阴影下！），90年代初，我从事审计工作为当时工作的国营船厂核减资金350万元（我有上海市审计局的岗位证书），厂里奖励我100元。90年代中后期，我当过年销售额6000万的私营企业总经理室主任和财务监督，当过北方某著名上市公司事业部的企业运行分析室主任，我做过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分析、中国农业机械行业分析、中国轻型客车行业分析，为了贴近市场，我还当过市场部经理，直接到销售第一线了解信息。。。。正是有了大量的基层工作、基础工作经验，锻炼了我把握微观与宏观结合联系的能力，可以说，凡我搞过的行业分析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那是因为那些分析含有我27年在制造业门类齐全的船厂工作的基础，我当过十年机加工工人，我从事过标准化管理、质量管理；同时也因为我知识面较为宽广，三十多年来，我个人藏书有一千多册，涉及文学、史地、法学、经济、管理、数学、音乐、建筑、美学。。。。。（我一直认为“文理分科”误人子弟，是当代中国只能出“匠人”难见“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提供给普通人向政府反映问题的通道。当初，我写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房地产业》，我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发表，我就揣着文章，找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看就被吸引了，说你找我们找对了，我们就对这样的文章感兴趣，你如果找《解放日报》就根本没有戏！接着问我从事什么工作？我反问：“你看呢？”“你不是计委就是经委的。”我说，你错了，我不过是一个退休女工。这一下，可把记者给吓跑了！

于是，我又去找《南方周末》。

这次我吸取教训，先把文章寄过去，看他们反映！我料《南方周末》不会对我的文章置之不理，果然，南方周末记者一直与我电话联系要我告之我的身份，但我偏与他捉迷藏。一个月后，我才与记者见面，告诉了我的真实身份，记者当然傻眼，但这个记者给我直觉很不错，他坦率告诉我：“好文章呀！如果是吴敬琏写的，马上就发了，可惜你不是吴敬琏。。。。。。。”得，我明白了，决心再也不找国内媒体！

我想到两个星期前曾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看到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先生（FLANK SONG）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他就应中国经济年会邀请担任2002年年会评论人和分会主席，会议期间看了据说“代表了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的一些文章后他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批评一些论文撰稿人在经济研究中体现出的浮躁，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要脚踏实地从一些经济现实中一些微小的但同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发，真正加强对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解。特别是年轻的一辈，更应该加强基础知识的训练，而不要急于进行选题和研究”

他还说，“任何经济学的结论都是有条件的结论，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想象，基于这些未经过严格论证的结论上的政策性建议自然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如果决策者盲目采用了这些建议，极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带来负面的效果。”能发表这些言论的学者是中国的希望，我自认为我的文章应该属于他赞许之列，于是，我就把这篇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了宋敏先生，宋敏先生接到我信后给了我很大肯定，他的信全文如下；“Dear Mr. Wang,
Sorry that I have trouble to type in Chinese on my PC.I have read your paper on Shanghai real estate market with interest and eajoyed reading it very mach. You have indeed provided much data and insight into the important market. I hope you can publish it in influential papers in china. Good luck.
Frank Song”

宋敏先生的信增强了我的信心：这样的学者肯定我（我说“这样”的学者，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头衔，主要是他发表了这样有良心有风骨的文章），我完全能与那些经济学家在一个层面上对话！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文章，我又用特快专递把文章寄给了刘姝威女士，是刘姝威女士把我的文章转给了中央电视台。

这里，我必须提到THIZHI，那个百年未遇的小怪物，当《房产之窗》从南方论坛转载了“希望与危机并寸的房地产业”后，THIZHI便主动与我联系，我当时就坦率告诉他我的身份，司智没有被我的身份吓跑，相反，从知道真相开始，他就称我为“王老师”，不遗余力地把我推到台上。他对我儿子说；“你妈做的事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才能做的。”我虽与他妈同龄，但是，不夸张地说，他是我的伯乐。我感谢他，我不会忘记他。在以地位取人的当代中国，小怪物真的不俗！说他不俗，因为我有比较：去年我应中国税务杂志社邀请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把我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这样，好多专家学者都对我示好，恭敬称我“王老师”，但是，当我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作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比6月天还变得快。

经济观察报既然把我的身份公布与众，那么，我一定会以一个优秀的、一个有学问的有良知的、一个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中国工人面貌出现！

目前，我处的阶层被称为“弱势阶层”，但是，我既然从这个阶层中脱颖而出，那我就是强者！

我认识廖仲垲秘书的女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全国解放前夕，她向往解放区从香港考入清华经济系，以后，他们全班都成了反革命，这位历尽沧桑的大姐知道我的遭遇，她对我说：“小妹，我们不放弃，不强求。”我这样对她说： “大姐，知道了你们的经历，我知道我的苦难没法与你们相比。我不再感到委屈。但是，我既不会放弃，还更要强求，因为我们如果不强求，就太便宜了他们！”

对！不能便宜他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的文章的基调好像没怎么变过。我变的地方只是技术层面的：以前我认为供居民居住的房子的价格不应该也没理由这么高，一定会跌的。后来，我发现如果房地产商与官方结盟组成利益集团，那房价真的难往下调——他们是不会管老百姓死活的。接下来宏观调控，我就知道此举必定遇到阻力，因为利益集团尾大不掉了。当然如果中央的力量足够强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这都是技术层面的，根本点上我没有变——把我2002年11月写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放到今天来读——我刚又读了一遍——我仍觉得挺对得起读者的。

年轻人和学者一样，喜欢把各种社会现象往一个个新名词筐里装。我没上过大学，虽说是在有十几万职工的上海船舶工业公司里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者（85年通过），但毕竟没有得到过老师点拨，没有感受过大学氛围。所以，我对学术门类门派乃至“主义”之类的不敏感。我也从不把自己往什么门类门派乃至“主义”中去“靠”，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马列的书没有翻过一页，却自称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大言不惭。我也许读了一些门类门派乃至“主义”的书，但我从不敢自诩自己是什么什么的。

当然，虽然没得到名师指点，但我还是有老师的，我的老师都是大师。而把我领进大师之门的，是《南方周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眼前打开了近几十年来的人类优秀头脑的思辩历程，《南方周末》使我一个普通的工人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南方周末》使我在七十年代初接触了马列原著以后又一次接触到了当代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我是从《南方周末》知道了罗尔斯、哈耶克、熊彼德、德鲁克，继而去读他们、努力读懂他们；我从《南方周末》知道了我们中国还有顾准！还有王小波！是王小波这个同龄人让我的思想有了突飞，在王小波面前我感到惭愧和渺小，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之一。也是《南方周末》，使我读到了科斯、读到了张五常，读到了产权理论。我认同科斯产权理论，但我读了科斯，却怎么也得不出国企应该卖的结论！我非常认真地读了张五常的书，他在大陆出版的书我几乎都买了，他的《经济解释》至今没有出书，而我有完整的《经济解释》，那是《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就开始连载的，我把两年的连载完整保存，精度了少说五六遍，我从中收益非浅，譬如他对经济学上“均衡”的看法，我非常赞同。他说这是他的传世之作，他说把经济学写得谁也看不懂易如反掌，但要写得让有高中文化的人就能看懂就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他说得不夸张。但是，我无法同意他关于中国经济要对外全面放开、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把经济活动实体全盘私有化的观点，我不忖度他的动机，我对他的学问心怀钦敬，但是，中国如果照他这样说的去做，中国经济早就危机得没法收拾了！

由于我没有一个“实体”的老师，我读书读得很轻松——我不用写博士硕士论文，不用“紧跟”老师观点，不用考虑写的文章是否会得罪老师，是否越了门派；但我也因此读得很沉重——我真的是想通过读书来解决问题——我脑子中有很多为什么，我真的是“带着问题学”的，并真的希望能“活学活用”。但无论轻松还是沉重，我没有做书本的奴隶，我始终是思考着读书，我敬重大师，但不盲从大师，我看大师的书，不是注重他们得出什么结论，而是思考大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环境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这样读书，会发现经济学上好多争论其实无所谓对错，不过是处的环境、时代不一样，得出结论就不一样，这样，一时一地起过作用即使是非凡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就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譬如中国的改革，就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你说凯恩斯理论主张政府干涉结果把美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我们政府也来干涉吧，结果，一个个地方政府强有力地干涉了当地经济，差点把中央政府干涉到水泼不进，这怪谁？

我敬佩大师，大师们都有着人文情怀。应该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文情怀太欠缺了，这当然不是年轻人的错，这是我们的教育——对！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我们的环境只不过是培养工匠的环境（我没有看不起工匠的意思），而不是培养合格公民的环境，更别奢谈培养大师了！家长一天到晚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不过是让孩子学手艺，多学点手艺，艺多不压身，如此而已，当然家长是不希望孩子成为手艺人的，但照现在家长的培养方法，能成为手艺人也就不错了！

但是，一个真正想有点作为的人，应该是有人文情怀的，或者说，起码应该是有善心的（不是伪善）。所谓善心，我的理解是尊重每一个普通人，不歧视更不糟践弱者。我从逆境中走来，我告诉孩子，看一个人的本质，你就看他对弱者的态度，对待弱者的态度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本性。

那么为什么一个真正想有点作为的人，应该是有人文情怀呢？因为没有人文情怀的人做不成大事。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人文方面熏陶和这方面的修养比起三、四十年代出身的人差远了，所以，我见到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的人是满怀尊敬的，我体会到，有些学养和修养是种“幼功”，幼年欠缺了，终身难补。

但我们终得不上这一课！怎么补？

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要读真正大师的书！读一辈子。

四年四篇文章是如何“炮制”的？

《在计划经济规划下发展的中国第三产业》文章写毕，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必要：把自己四年里为什么写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在计划经济规划下发展的中国第三产业》这样四篇文章的缘由、动机和动力作一番梳理。

这几篇文章，跨两大产业。我什么敢这么写？首先因为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具有最根本的生活常识，我还不至于闹出无视常识的笑话。第二，我从事过企业各个层面的工作，对基层工作、基础工作是如何操作的过程熟悉，第三是社会现实迫使我思考、既结合实践思考，也结合理论思考，第四是我还“不成熟”，五十出头的我至今还有激情。

1968年11月，我未满16岁就进入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中型船厂，在船厂我当过机加工工人、仓库管理工人、工程预算助理工程师、基建统计员、从1990年开始，我是全厂唯一的基建审计师（我持有上海市审计局颁发的审计岗位证书）；我也从事过TQC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亦接触过企业标准化管理工作。1994年我从国有船厂辞职，在国有性质的浙江一农场驻沪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几年，后又到一个年营业额七、八千万、利润1500万的私营企业任总经理室主任，主要从事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和财务审计，而我认为在这个企业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分析了该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1999年后，我在一个上市公司的分公司任企业运行分析室主任。在这个上市公司期间，为了了解市场，我曾当过上海、江西等省市的市场销售部经理。2002年12月，我满五十岁退休。

我有着国营中型企业27年的工作经历，又有着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中上层的工作经历，但我并不是仅为了混口饭——自从我在1969年被当成“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典型”受批判——只不过因为读唐诗读红楼梦抄成语典故——我就开始认认真真学中国历史、学世界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在初二的文化水平基础上自学三角、解析几何、高中数学，1972年，毛泽东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我不仅通读了当时提倡读的六本马列原著，还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些笔记完整保留至今。1974年，复旦大学出版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抱着希望能看懂马克思数学手稿的憧憬，我开始自学微积分，而我的老师，则是住在单人宿舍的大学生们。

当时我学马列，很强烈的动机是对被受批判的不服，我认为那些连《共产党宣言》都没看过的人却自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好笑，那时非常年轻的我认为他们没有批判我的资格，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我当时是被当作“问题相当严重”的年轻人，一个“推一推”就要被推倒修正主义那里去，“拉一拉”就可能拉到无产阶级阵营里来的年青人。

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渐渐地不再盲从。其实，《毛主席语录》中就有这样一条：“我们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 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学马列的结果是，在四人帮倒台前我就下了结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是像他们这样的。”通过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不同于当时的流行色彩——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不应该受批判的。通过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识到的广博的知识天地！在那个闹书荒的年代，刚刚二十岁的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才知道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知道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知道了唐吉坷德浮士德、知道了但丁、知道了“尼伯龙根的戒指”……知识滋养了我，知识陶冶了我，1983年，我以“知识，我的力量所在”一文一举夺得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振兴中华演讲比赛第二名，并被评为1983年度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而在此前，我曾在首次恢复高考的1997年以高分通过录取分数线，然而因为国有体制的弊端——人属于单位所有，单位领导并非没有阴暗的心理，于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命运最终无法由自己主宰。

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我知道了《国富论》、知道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然而，真正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意识”却从90年代开始。

90年代初，我在担任全厂工程审计的同时，也兼任了上海一家有名审计事务所的特约审计。从事社会审计，使我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一个厂，我真正接触到了社会，也接触到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丑恶现象都带上了新的时髦包装，使我这个做审计工作的人都很难相信有真正清白的审计。那时，我还认为这些是改革中难免的事，总以为改革一定会克服这些弊端。

1994年，原本工作十分繁忙的我一下清闲了——船厂已经无钱搞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了。有一天，领导拿着一份工程决算书要我签字——我是全厂审计一支笔，没有我的签字，工程队不可能拿到钱，我一看工程只需要十万，却要我签100万的决算——以前我从未遇到这种事，这个领导是别的部门调来的。我不肯签，领导动用了各方面人来做我的“工作”，我就找设计所的主任工程师，一个1953年的同济毕业生。他说；“你签字要负的是专业责任，他们只是负领导责任。”于是，我说什么也不签了。领导没有办法，就找了社会上的审计单位，一分钱不拉地把该决算审计通过了。并且还特地把这份决算放在我面前——你不签，我们照样有地方签！随后放出话来，说以后没有我的好日子过。我心里相当坦然，因为我毕竟在90年代初的三年里为厂里核减了350万，厂里也奖励我100元（两个零）。但随后我就从船厂辞职了——凭我的审计技能和工程预算技能，我不可能在建筑工地林立的上海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厂里既然无钱搞基本建设，说明我也该离开船厂了——当时厂里还没有下岗一说，现今这个中国最早的工程船舶厂已经走完破产程序宣告破产了。

这样，我就到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在这个公司里，我了解了房地产开发的程序性工作，但平时很清闲，因为是国有单位，闲的人也很多。我觉得这样在浪费时间，就又到了一个私营企业工作。

在这个私营企业中，我感受到了中国私有企业的成长，也看到了在国有企业中看不到的对工人的霸气。私有企业也讲究“企业文化”，厂里到处挂着老板的“语录”，上班前升旗、播放老板作词的“企业歌”，做广播操。但这只是表明企业“向往文化”，真正操作起来，离“文化”还很远。高层管理人员一再强调要弄清楚到底是工人养活老板还是老板养活工人？说应该是老板养活工人。甚至还提出“为什么厂旗不能升得高于国旗？”“为什么要把国旗放在中间而不是厂旗放在中间？”总之，以前在国企没有看到的，我看到了。我也看到原堂堂市府一个处长当了总经理，虽然号称年薪20万（90年代中期），并拨一辆桑塔纳供使用，却屡屡被老板即董事长在厂级会议上被训斥得下不来台，老板是有这样一种心理需要，你虽然当过市府的官，现在是我在出钱雇你！并屡次夺总经理的权，在厂级干部会上当着大家面说：“不是我要降你职，你管得不好，还是我来当总经理，你当第一副经理。”这些，当然也是在国营企业看不到的。

后来，我又到了北方一个上市公司，这个公司有很多光环。并以“先进的企业文化”著称，但一旦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了，就会发现这种光环很虚幻，我毕竟在企业工作了三十年，感觉这不是真正做企业的样子，倒像在做戏，为了搏“名气”，花钱如流水，对待职工，却远不是宣传的那么回事，而所有的人签劳动合同都要按指印，使人恍惚有在杨白劳年代的感觉。该企业在售后服务上作的文章已经到了本末倒置的程度——一方面，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工人连拧螺丝要对着角拧而不能顺序拧的基本功都不具备，在产品展示会上，明明装着四个轮子可以自己走的机器，偏要用超大型平板车驮着，因为怕“万一到现场轮子转动不起来了怎么办”？另一方面，又大肆宣传“待顾客如待父母”、用极大的代价搞售后服务，其实只要稍微重视点质量，好多事故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但是，这个企业之所以不愿在抓质量上下功夫而要在“服务”上下功夫，是有着双重目的——主要领导原本并没有在大企业正轨企业工作过，对规范质量的意识很淡薄，而且他们认为如果抓质量，势必误了产量，他们那时就先要图“全国行业产量第一、销量第一”的名气，领导有句名言：“质量好了要售后服务干什么？”他们要通过“服务”弥补质量缺陷，这种“服务”有强烈的功利性：“人家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服务，人家没有这个钱，我们是上市公司，我们把服务声势做大，把服务的规模效应搞出来，顾客就能认为我们才是最有实力的。其它企业就算质量超过我们，但不会像我们有影响。”

这个号称有着先进企业文化的企业，对待大量招聘来的管理、技术人员的态度是“前恭后倨”，先用飞机接待、住五星级宾馆等待遇把行业人才挖来，挖来后就不善待人家了，所有职工每天从上午8点工作到晚上9点，到8点50分领导要检查“哪个窗口没有亮灯”，厂里不用说双休，管理、科技人员连单休都没有——夫妻两人在一个企业的，只有一方可以休息一天。单身汉根本捞不到休息。这样加班，是不是真的是工作需要？领导亲口对我说：“人家都下岗了，我们灯亮着，说明我们企业兴旺。”新来的大学生以这样做违背劳动法相争，集体不加班，公司当即以矿工论处，领导说：“哼！劳动法？不劳动哪来的劳动法！”“去告吧，全省还是全北京能告赢我们？”一直到去年9月我与该企业职工联系时，他们还在这样加班。老总说，这就是企业精神，企业提倡无私奉献！并且在全公司大会上这么说的！而中国一个相当著名的经济学者，却为着这个企业大唱赞美歌！

还让我见识到的是：企业开高层会议，总经理进来了，于是所有与会者就像电影中蒋介石到会场时一样，全都站了起来，而总经理一屁股坐下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些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只能不知所措地互相看着，然后仨仨俩俩坐下了。这也是企业文化？这连起码的文明起码的礼貌都不讲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企业已经找不到原始账本，说是：“搬家时丢了。”

在这个企业的一个事业部里，我把事业部成立三年以来的全部财务帐和统计报表加以整理，对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市场前景作了全面分析，细致到每一个产品型号都建立起产销存的一本帐，抓生产的副总和总工程师对报告极为赞赏，当时财务部长都为此挨批评；“你们几年来拿不出一套像样的分析资料，人家才来几天？”但是企业总经理不同意：“我们在做的就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在卖掉的国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我对企业改制中的问题的探讨，正是我在这个企业工作的经历直接促成的，但是，当时自己好些问题没有思考明白，就一直没有动笔。到我在2002年12月满五十岁回到上海，正好上海房价开始大涨，由于我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时曾写过一篇《对上海住房问题的若干思考》，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都作了批示，我就再次“投入”房地产研究，写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

继后，我在自己2003年网络文章《论国有企业转让的特定约束条件》基础上，写了《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了了自己几年的心愿。

我写《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还与我在上市公司期间，以市场部经理的身份对江西全省进行的56天大调查的经历有关。这2002年初的大调查使我真正深切地看到了中国一个省份的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是何等地不和谐地共处——由于有着原省长的关照，我到的好几个地级市都受到了良好接待，但是，我要了解市场必须深入基层深入最普通市民阶层。56天中，我一直乘着长途汽车和火车在京九线、浙赣线奔走，十一个地区全部跑遍。

我在九江美丽的甘棠湖畔看到长相美丽的和长相一般的女子闲散地在等待什么，一个女经销商告诉我：“大姐，她们都是卖淫的，从农村出来，干一次只要五块钱。”

九江当时正在建设“九江外滩”，可惜的是这个城市自五口通商以来的沿江建筑已拆得只剩下日本道胜银行和美孚油公司了！沿长江都是恶俗的玻璃幕墙建筑，九江干部心痛地提到拆除沿江建筑时，那些楠木散发出的芳香！那都是观赏和使用价值极高的优秀建筑，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被改造没了，而浔阳楼、琵琶亭已谈不上有文化气息。当时上海同济大学搞规划的老教授在给九江市领导讲课时这样评价；“你们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把一个十万人口的城市，建设成了一个五十万人口的乡村！”

我在著名瓷都景德镇一天乘了六次出租车，有五个司机给我留了电话，“希望中央下来调查，我们好端端的景德镇，被当官的搞成什么样子了”是六个出租司机共同的愤怒。他们全都是瓷厂下岗工人；“我们现在半个月才能吃一次肉，下岗才100多元工资，夫妻俩带个孩子怎么活！”其中有一个是原国营大厂东风瓷厂的分厂厂长，说他怎么也不明白一定要把厂子卖给私人才能创效益？说厂里几十万、几百万买来的仪器个体户根本就用不着，全部糟蹋了。当地的治安是感觉得到的差，我也不算见识太少，却拉着行李不敢在街上打手机，一直走到TCL店堂里面才打手机。老板娘说我的感觉是对的，“我们好端端的景德镇，都是被当官的搞坏了！”又是这一句话！老板娘是原景德镇话剧团的台柱子，她怕我一个女同志住宿不安全，陪着我找旅馆，一直找到军分区旅馆才放心。当晚她又来找我，给了我一封有100多个文化局退休干部签名的信——他们几年来只拿到60%的退休工资！我拿着这份签名信，想到白天一个出租司机说的话；“现在没有人领我们反，只要有人领头，我们全都反！”

在上饶有名的饭店茶楼门口，每天都停着公安的车，他们不是来破案，也不是来侦察案件，就是明晃晃开着警车穿着制服来喝茶喝酒的。我就亲眼看到公安部门的交通队长中午与人在饭店吃饭，晚上又与人在茶楼喝茶 。

在新余，原兵工厂的厂长告诉了我，国企是怎样被卖掉的。

在著名药都樟树，“出租车”是很漂亮的，颜色统一，车貌整洁。一色的重庆涪陵新产的带车厢摩托。但就是这由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准许运行的1130辆摩托，其实是地地道道的“黑车”，2001年11月下旬，省里检查交通三天，地方部门闻讯，通知三天里这1130辆摩托全部不准上街。几天后省里又杀回马枪突然检查，地方部门又马上赶在上午8时前到主要道口拦截“出租车”。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车虽整洁，但太不安全，带车厢的摩托头重脚轻，非常容易翻车。然而，这也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

在樟树，我看到穿着草绿色的过时了的警服的假警察在 “执勤”，光天化日之下乱扣驾驶执照，把别人的车抢过钥匙开了就跑。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是真警察雇佣的，他们出来了，真警察就不用出来了，樟树这样的警察有十几个 。

樟树市大桥乡西堡村五组的居民反映，他们的地被无偿征用，至今一分钱没得到，征用单位是付钱给村的，总共60万，现在账上只有10万了，村里一分钱不给他们，他们现在只希望能得到一块沿街的地，可以开店面，其他什么都不敢想。

在铁路枢纽鹰潭，听说我在火车站前旅馆住下的经销商急急赶来要我换旅馆：“火车站前的旅馆你不能住！这里经常要出事！”

在萍乡，我看到了23万平方米的秋收起义广场。由于一望无际，感觉比天安门广场还开阔，23万平方米的广场全都是红花岗块石与毛花岗块石间夹着铺地。还有占地面积3700多平方米的喷泉池，高达57米的全电脑控制彩色音乐喷泉，当时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水幕电影。。。。。。我知道天安门广场是44万平方米，上海人民广场是14万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可同时容纳100万人，秋收起义广场可同时容纳50~60万人，而萍乡市区人口是40万，2002年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6000元（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广场动工时的199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000多元。当地税务局长说，这是用纳税人钱建的广场，纳税人的钱要用在纳税人身上！

当然，我并非说江西一团糟，江西有亮点，这种亮点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能被人自然而舒服地感觉到的。亮点集中在京九铁路江西南端最后一站，赣州。

赣州的站前广场是江西最干净美丽的车站广场，广场上有12条工交线路。一辆辆车辆整齐地排列着，擦得铮明瓦亮的驾驶室窗前玻璃下方，用红漆喷着经过的站点，广场边上有一个洁净的亭子，是专门给准备换乘公交车的旅客换硬币的，可以说，这种功能的小亭子江西绝无仅有，全国也屈指可数。在这里，别处车站司空见惯的出租车拉客现象是看不到的。

在赣州，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千年古训早已在这里潜移默化成一种优良的民风。赣州的民房年代久远，但年代再久远，房屋再破旧，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上百年历史的木门下半截都朽了，上半截门板上的木纹却洗出一丝丝的木头本色。连最易藏污纳垢的公共厕所都极清爽，没有异味。城市不算大，从宋代到明清、民国乃至于近代现代的建筑都包容在这里，但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橱窗陈列也透着 “大气”。夜晚，市区主要街道的餐馆人气很旺，却绝没有南昌城里那种由暴发户和不理智消费行为支撑的“跑火”，也不闻扯直嗓门的吆五喝六。普通市民包括出租车司机谈起自己的城市都很有自豪感：“我们一直是全國文明卫生城市！”这里下岗工人也不少，但老百姓生活得安定详和，入冬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晾起了腊货。那些古建筑都有老百姓住着，没有刻意保护的痕迹，但当地老百姓自发地保护着、自发地宣传他们的百年文明、千年文明：我独自在有百多年历史的筠阳旅馆（现已为民居）前细细观赏（我对建筑美学有兴趣），里面的主妇热情地招呼我：“你进来看，里面还有好看的！”果然，里面的格局与众不同。

如果这个城市治安存在大问题，主妇能对一个陌生人不存戒心吗？

历史上赣州多书院。在四座宋代明代书院旧址上，建立了四所现代中学。苏东坡时建的“廉泉”就在其中一座中学内。

赣州市的新图书馆2002年刚建成，是江西全省最有规模的，省城南昌都没法与之相比。（上饶的“图书馆”已“精简”到100平方米）

赣州还是全省唯一坚持 “修志”的城市。

这个城市，从骨子里透着文明、教养，洋溢着浓浓的平民生活情趣。

其实，凡上过中学的人对赣州不会太陌生，辛弃疾的名篇《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就是在登赣州郁孤台后写的，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我与赣州领导无任何瓜葛，但我赞美赣州，给我这样感觉的城市太少了！虽然井冈山打扮得像精致的盆景，虽然走在被夜景灯妆点得美如仙境的茨坪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但这种美有着太多的雕凿——就像人造美女。

我体会到了文化的力量。有文化气息的城市懂得尊严，赣州就是懂得尊严的城市，而文化一靠积累，二靠发扬光大，如果不发扬光大，积累会耗完的，如果没有文化感觉的人来管城市，文化是不可能发扬光大的。

从江西归来，我一直在思考：我到的地方都是通汽车的地方，那些没通汽车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更加体会到弱势群体的艰难，我感觉到，中国的问题相当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地方政府不能不受制约，但谁来管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无法无天，天高皇帝远固然是原因，人民太弱更加是原因。地方政府手操生杀大权，手无寸铁的人民又何奈何？

我本身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我有体会。从自己怀揣文章无处送的经历中，我就体会到弱势群体向社会传递信息、表达愿望之难，哪怕这种信息完全是公益性质的。

2002年末我写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写完就预感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当即发给了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先生和刘姝威先生，宋先生回信说，这篇文章应该在中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刘先生则把文章转给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央视的庄永志先生曾于2003年1月、7月两次与我联系，后来因为周正毅事件戏剧性地收场而收场。同时，我自己也怀揣文章找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看就说是好文章，问我是计委还是经委的？我说我是退休女工，这下记者吓跑了。我又怀揣文章找到《南方周末》，记者真挚地说，好文章呀，如果吴敬琏写的马上就发了，可惜你不是吴敬琏。我终于明白，我的这些说实话的文章不可能公开发表的，但我又非常迫切要让大家知道我的思考——那才是真相，我在无奈之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网络世界，学着在网上发表文章。这下才是一炮打响了：3月，上海房地产网和北京焦点房地产网同时转载，此文在北京焦点房地产网连续半个月列在排行榜15位内，点击率最高时排名第五，上海房地产网的反响空前强烈，并在几个月内三次被网友重复上贴。在文章已经在业界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为了更慎重起见，我把文章发给香港卓凌地产公司执行董事钟维杰先生，请钟先生指正。钟先生也对我此文予以肯定，认为“相当有见地”。

我考虑到刘姝威可能已经把这篇文章给了中央有关方面看过，我就在两会期间通过上海市政府网站发信给韩正市长，说明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与上海过不去，而是为上海好、为我亲爱的家乡好，半个月后不见回音，我又发了一封，仍是石沉大海，

2004年春天，当我从上海图书馆看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关于上海居民的详细住房资料后，我惊呆了。我看到“住房市场化”出台的背景是当官的捞足了房子、已经没有理由再从福利分房中捞房了，而“住房市场化”可以让他们再次得益——可以把房子变现钱，也可以当成以后不断升值的资产——那都是黄金地段的好房子！于是，一种“一定要让上海百姓知道真相”的责任鞭策着我，我连续通宵达旦地写作把文章赶了出来。正标题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副标题是“——为千千万万普通上海市民而写。”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为我捏汗，希望我三思而行，而我当时能做的事就是把电脑里的文件全部拷成光盘分散保存，我告诉一个很有思想的年轻人：“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中国总要有人出来说出真相，而且，这真相是国家统计部门统计出来的公开数据，不是内部资料，按常理我应该不会有风险和不测，我应该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这件事，现在只有我来做。”但我毕竟做了最坏打算，当然家人没有觉察，我不能让家人也不得安生。

但是，文章虽写了，哪个网站肯发呢？因为涉及到强有力的地方政府，一些网站是不敢发的。我就先把文章发到北京大军研究中心，先前大军研究中心发过了我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产市场合房地产业》。大军研究中心给我回信：“王炼利女士，建议将文章压缩，现在是信息爆炸年代，没有人看长文章。”然而我这篇要用数据说明问题的文章是没法压缩的，情急中，我把文章发给《财经》胡舒立、《经济观察报》仲伟志、央视庄永志和南方报业集团属下报纸杂志，我给这些媒体发了一封千篇一律的信，信中坦言：“这是一篇不可能发表的文章，但是不能发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交流，更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思考。”据说刚发出有关方面就震惊了，几天后，大军中心打电话给我，说不用修改了，已经上网了，并告知我已经用“大军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名义发表，我虽然宁愿用“退休工人”的名义，但考虑到大军中心也是为了增加我的知名度，是好意，就默认了。这篇文章就这样上了网，而我自己也在《焦点房地产》网站、《91facai投资理财网》发送成功，用一些网友的话说，当时转载 “像疯了一样”。英国《卫报》记者还以为我是大人物抖了内幕，后来我面对面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退休女工，他们才作罢。到2004年5月，《香港传真》转载了，影响就更大了。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我更是一个公民，从少先队员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2004年11月初，在北京的我特地到永定门的国务院信访办看看信访实况，看看信访办门口的各省的截访车。我百感交易。我感觉到了什么？感觉到的是人民对中央的信任——一些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百姓求告无门是事实！我想到了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上访，那是十几、二十多年的宿冤，最后都得到解决，迎来了八十年代人民生活的大丰富，精神的大解放。时隔二十年，怎么又有大信访出现呢？不是冤难伸，有几人喜欢上访？我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还有着一支笔的力量，靠着这支笔，我可以不用上访就能告诉社会很多真相，这些真相的告知，对国家有利，对人们监督政府有利。

我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只要每个人不怕自己力量渺小做着对中国有利的事，世界都会感觉到中国人的伟大。最近中央电视台把李文娟事件曝光了，这个事件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反响，说明我国的国家机器运作已经很不正常，这个脓疖已经烂熟了，事物坏到极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

最后我想说一句与审计局长李金华同样的话，我写这些文章，也是为了当好国家的看门狗——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国家当一条忠实的看门狗——我有这个资格——我原本就是审计工作者。

真能当好这样的一条狗，我的一生就值了。

王鍊利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