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焦点问题

1、张茵提案所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

《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经济学者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等都对其批评有加，而广大劳动阶层则欢呼雀跃。国家出此法规，表明国家有意提高劳动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转变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张茵作为大资本一方的代表，三个提案之首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此引发广大网民参与的大论战。

劳动与资本有利益共同的一方面，更有利益对立的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直是向资本方倾斜，因此才造成在劳动阶层在总体上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参看蔡定创《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系列文章）。劳动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显然是有利于劳动者，招至资本的反对本来也不奇怪。焦点的问题在于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权力参与者的人大、政协代表，而是会场外的广大网民。已有网民大声疾呼，我们的人大、政协都已经成为“富人俱乐部”。当然，今年比往年好得多，人大代表中毕竟还有三个民工的代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表面上的分配比例（劳动阶层在表面上的分配比例也太低太低），而在于话语权的代表分配比例。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在最高层面解决，改革就很难言成功。

经济层面

2、通货膨胀问题。

当前比较严重的通胀问题，从内因上讲，有资源性产品长期上涨的节点暴发因素，更有过去错误的金融政策所积累的矛盾暴发因素。美元贬值是这些矛盾的外部激发。如何反通胀，存在着二派不同意见。主流学派代表中央政府当前反通胀的作法，就是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并结合行政手法严控物价上涨，其实质与效果就是降低发展速度，降低社会消费总量增长，为美元贬值买单。另一派是非主流学者，呼吁与美元通货膨胀针锋相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工资和通胀补贴，调低币值，利用本次弱势美元所提供的机会，建立内需驱动性经济构架。在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蔡定创的《宏观调控不能以抑制通胀为首要目标》、《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益西彭措的文章:《从紧货币政策不合时宜》、《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严重错误》；卢麒元的《致总理三策》等等。

3、股市调控问题。

中国的股市从本质与美国股市不同，这在股改前后讨论得很多，也基本上形成共识。本质上的区别在哪？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股市是服从于经济建设的目的，通俗叫“圈钱”。虽然“股改”了，但本质并没有变，所体现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变。比如，现在急于要推出的创业板，就是服从于建设“创新国家”的政治目标。因此，维持股市运转一直是靠政策的力量。股市也一直是受着政府强有力的调控。甚至包括大资金集团的利益分配，如发行、增发政策、保险集团的巨额资金打新政策等。由于股市先天不足，我们的股市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已经推倒重来过一次了。本次诸多因素共振所引发的股市短期内大跌46%，市场信心已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任由发展，有可能再来一次推倒。

围绕着是否“救市”，引起空前的大讨论。以有海外大资本或留学背景的谢国忠、许小年（千点论者）、华生等为一方，反对救市，以国内土学者（指国内学校毕业）叶檀、水皮、吴晓求、曹凤岐、刘纪鹏、贺强为一方的坚决主张“救市”。而管理层则采取了暗救明不救的十分暧味的态度。

我曾撰《罕见的股市利益大博斗》一文，呼吁管理层应站在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角度，采取措施，坚决稳定股市。股市大起大落，是国内外大集团资本利益的需要，任一个民权政府都不会任其所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呢！

4、银行控股权问题

对银行控股权最早的争议是始于2005年初，最高管理层决定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2005年4月23日我在强国论坛上发长文《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由此在网上引发了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大争论。而本次银行控股权争论，则起于银监会《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由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领军发文《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对银监会提出质疑，警示风险。

本来，银监会《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文是迫于落实“入世”协议的需要，原在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的单个外资持股中资行20%上限仍构成对外资的制约。但是，近几年来国际金融的险恶环境，国内金融政策多方面的失误，使草根学者对管理层的金融政策十分敏感。例如原来已发生的银行改革中股权贱卖、汇改后的央行汇率货币政策失误（此方面可参考蔡定创的《当代中美金融大战》系列）、美国“次货危机”和美元持续贬值所引起的我国内财富外流、通货膨胀等等，都让这方面的明白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