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观念祭坛 回归诗学本位

走下观念祭坛 回归诗学本位
——21世纪初汉语诗歌转型的背景与方向

◎ 白鸦

本文关键词：|汉语诗歌转型|观念|诗学本位|新立场|终结假想敌对|收拾心灵残局|修正介入姿态|发展叙述策略|再塑现代汉语|

毫无疑问，21世纪初的汉语诗歌正面临转型的必需。由于长期躺在“观念”的祭坛上而远离了“诗学”本位的汉语诗歌，已经陷入了十分混乱、迷茫、危险的境地。现在，从诗学上辨清当前汉语诗歌转型的背景与方向，终结假想的敌对状态，承担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责任，修正诗人介入当下社会的姿态，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引领汉语诗歌从“观念祭坛”向“诗学本位”回归，并最终实现再塑现代汉语的理想，已经是摆在我们这一代诗人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真正崛起的标志和价值所在。

导言：汉语诗歌的“死穴”

过去的30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有过相对清晰的转型路线：从80年代“英雄”的朦胧诗到90年代“常人”的第三代，就是一次重大转型，在那次转型中，中国诗人的眼光基本上从“广场”回到了“现场”。伴随着“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那次转型看上去已经具备了将汉语诗歌从观念祭坛上拉下来、回归到诗学本位上去的可能性。可惜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后期，第三代不仅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陷入了难以收场的混乱局面。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很多诗人的英雄情结尚未脱净，依然走不下观念的祭坛；二是脱净了英雄情结的诗人，很大一部分却又退缩成了时代的旁观者或见证人；三是出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大分裂，即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四是很多诗人在失去转型方向的迷茫状态中无法突围，又草率地重返观念祭坛，上演一出又一出盲目空洞的“伪解构”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小戏。之后，作为这种混乱的延续，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终于汇流成了空前泛滥的惯性写作。

第三代后期之所以混乱，惯性写作之所以泛滥，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入侵之后，与中国诗人的运动心理或观念情结相结合，导致了“伪解构”的哄起；二是由于新诗以来汉语传统的迷失，加上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深度影响，导致了欧化的“后殖民语境”。然而究其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却是：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聚焦于“观念”的，而非聚焦于“诗学”的。可以说，30年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转型来转型去，无非都是在“观念-观念”上兜圈子，而未能在“观念-诗学”上得到真正落实。此前的每一次转型或所谓的诗歌革命，都只是换一个口号、变一个戏法而已，最终还是重返了观念的祭坛，就是不愿回归到诗学的本位。这样从观念到观念的循环往复，不仅无法成功地推动汉语诗歌转型，实际上还意味着“诗学”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一直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因为在“诗学”方面失血过多，成了躺在观念祭坛上的一具病体。这正是发展了30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死穴。

我们这一代诗人推动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把汉语诗歌拉下观念的祭坛，使之回归到诗学本位上去。我们不仅要终结“观念-观念”这种惯性的诗歌游戏，更要广泛地、多维度地拓展“观念-诗学”这条正途。所谓终结“观念-观念”的游戏，就是终结假象的敌对状态，承担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责任，促进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分裂走向融合；所谓拓展“观念-诗学”的正途，就是要重塑现代汉语，以“词语”的姿态而非以“观念”的姿态重新介入到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去，主动干预文化进程，让弥散在空气中的、盲目的意识形态对抗回到具体的、通过词语力量的对抗中去。

一直以来，诗歌的人群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观念”出发的，他们成为了革命的朋友或敌人；另一种是从“词语”出发的，他们成为了词语的朋友或敌人。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30年的发展进程中，大部分诗人都在热衷于成为革命的朋友或敌人，时至今日，他们所带来的恶果已经显而易见，这是诗歌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所以，我们这一代诗人，一定不能再和“观念”绑在一起了，我们应该坚定地和“词语”站在一起。我们所瞄准的，不是观念的祭坛，而是诗学的本位。

转型背景一：空前泛滥的“解构式写作”

任何时代，诗歌写作都存在着解构，也存在着建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需要不断地重估价值，诗人必然不断地上演解构。但解构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当下性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自朦胧诗以来，特别是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总的来说都是以“解构式写作”为主流的。一开始，这种“解构式写作”是社会转型时期诗歌批判精神的需要，而从后来的发展演变上看，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加剧、全球化趋势的来临、中国文学语境的变迁，“解构式写作”在历经了文化复仇、人文简化、批判激活、哲学拆解等等阶段之后，它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阶段性意义其实已经终结。

可是时至今日，中国诗坛这种解构式写作的盲目热情依然高涨。其实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写作，都不过是在解构式写作的当下性意义终结之后，依然还在一路狂奔的惯性写作而已，或者说，是基于运动心理或起哄心理的写作。一些以为在这种惯性写作中获得了所谓成就并沾沾自喜的人，越来越像不劳而获的文化寄生虫，而文化寄生虫们所能做的，大约就是将变化中的事物或社会问题简单地二元对立起来，并在运动心理或起哄心理的驱使下，盲目地打着“解构”的幌子，简化民间、简化生活、简化人文，最终使汉语诗歌陷入“伪解构”的惯性写作泥潭。

这种“伪解构”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起哄心理、沉溺于假想、无视建构，最终将诗歌引入伪现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伪解构”的兴起，是与中国诗人所热衷的“政治秀”有关的。但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政治秀”与“批判激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当下性意义的有无，这就好比文明社会中的暴力和法律的区别，好比诗歌评价中“政治尺度”和“艺术尺度”的区别。时至今日，仍然热衷于玩“政治秀”这种把戏的诗人，无异于是将战争年代的步枪举过头顶并一路奔跑到和平年代还不停下来，于是不仅他们手中的步枪过时了，他们自身也从原来的战斗英雄变成了扰乱治安的泼皮。

当前汉语诗歌写作中高烧不退的“政治秀”，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庸、俗、空、虚。所谓庸，是指政治的缺场，政治缺场也是一种政治秀，首先应当承认，政治缺场也会使得诗歌现场失真，使得诗歌平庸。所谓俗，是指被描绘为“新政治诗”或“后政治诗”的那一类写作，这类写作其实原本并不俗，作为一种写作观念，有人曾极端地提出“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口号，这些观念原本都可以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去探讨其多元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些观念已在惯性写作的暗流中变的冒进、盲目、起哄、脱离当下现实，成为“伪解构”之一种，所以就俗了。所谓空，也是指“新政治诗”或“后政治诗”，但更具有了“为写政治而写政治”和“当下性缺失”的两大空洞特点。所谓虚，也就是不实，说白了就是无病呻吟，苦大愁深地掀起贴身的内衣，指给你看一些假想的、类似于政治鞭子留下的小疤点，以便从满怀运动心理的大众那里捞取一些皇帝新衣般的喝彩，或从国际上捞取一些基本上与诗歌无关的什么资本。这类诗人，俨然一副政治犯的姿态，一副流亡者的口吻，他们爬到不太确切的政治讲台上，站在被迫害者的“高度”上，宣说自己患了恶性的政治肿瘤（至于真患假患就不清楚了），以便让那些基本不懂诗学但手里却拿着“政治尺子”的低能评论者给自己的诗歌打出高分。

当然，如上所述，政治也不应在诗歌中缺场，诗歌也不应回避政治，诗人应怀着正直的悲伤，使诗歌在当下性的意义上去反映政治，而且这种反映是变化多端的。但是，原本作为诗歌所反映的内容的“政治”，却由于中国国情和国人心态的原因，总是与诗歌有着某些变态的亲密。这种变态的亲密使得诗歌成为“伪解构者”跳舞的平台。舞之所以能跳起来，主要原因就是“政治”成了衡量诗歌艺术的“尺子”。正是因为政治作为诗歌艺术的“尺子”的出现，使诗歌成了政治附属，使悲伤不再正直，而成了作秀。政治作为诗歌艺术的“尺子”，实质上就是“观念”作为诗歌艺术的“尺子”，而当诗歌艺术的“尺子”不是诗学而是观念的时候，30年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也就只能始终躺在观念的祭坛上奄奄一息了，也就始终解不开自己的诗学死穴了。
总之，从早期的价值反叛，到后现代思潮入侵之后解构主义的流行，再到充斥着人文简化和政治秀的“伪解构”的泛滥，解构式写作使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一直被绑在观念的祭坛上难以自救，一直被困在“观念-观念”的圈子里，解不开死穴，不得要领地四处突围，四处碰壁。

转型背景二：正在丧失中的“汉语立场”

新诗发展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事情，莫过于古代汉语和白话文之间出现了我们不曾预见的深度分裂。虽然我们可以从不足100年的新诗历史中清晰地看到：从白话文运动到口语写作的语言线路、从民族觉醒到民族独立斗争再到改革开放的意识线路、从农业文明（乡土文化）到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语境线路，但总的来说，如果要从语言层面上来考察当前的汉语诗歌，其实就是一种“后殖民”的诗歌。我们努力了30年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是始终面临着“反复要求被殖民化”又“反复觉醒”的难处。

当然，我所说的“后殖民”，是指当前汉语诗歌写作中的欧化的语言状态，与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并无直接关系，我只是借用“后殖民”这个看起来沾亲带故的词，来描述“汉语”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尴尬状态。所谓“反复要求被殖民化”，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所谓“反复觉醒”，就是说，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诗人已经越来越对“后殖民语境”有了觉醒意识，但这种觉醒意识在伪解构的惯性写作污流中，显得太暗淡、太模糊了。

导致汉语诗歌“后殖民”状态的间接原因，是中国诗人一直习惯于将自己绑在观念的祭坛上，一直乐于将自己困在观念的笼子里，而不去亲近诗学；导致汉语诗歌“后殖民”状态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丢失了两样十分重要的东西：一是汉语的中心立场，二是汉语的传统气场。

谈到“汉语中心立场”的丢失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学者们所坚持的一贯立场：“边缘”、“少数族”、“落后”、“非主流”。他们都是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们正是以上述这些立场作为学术资本去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来自非洲的黑女人霍米•巴巴、来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赛义德，他们最终都获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情或理解，这究竟是喜还是忧呢？当然有喜也有忧，看上去他们都成功了，但那是学术思想的成功，而且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对边缘话语的包容基础上的成功，这并不代表他们的语言成功了，更谈不上是他们文化的成功，他们无非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际上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个人才华，而非展现了他们语言和文化。

我们的汉语诗歌发展绝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必须坚定地认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汉语——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流的语言。汉语理解了英语，使我们了解到英语文学的伟大传统，但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伟大传统寄托在英语对汉语的理解上。汉语是唯一能够真正了解世界上所有语种文学的语言，而反过来，其他任何语种都做不到。我这么说不是基于什么狭隘的民族观，也不是反对美国那样的社会的文化包容性，而是：坚定汉语的中心立场是现代汉语诗歌真正摆脱“后殖民语境”的前提。我这么说不是非要下一个结论，而是要强调一个立场，我们必须坚持它。我们的汉语诗歌完全可以也应该去表现各种立场，但绝不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以边缘、落后、非主流、被压迫、反政府、民间、人权、宗教自由等等“观念”的姿态或佯装的其它姿态去换取什么，比如换取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承认。如果那样，即使“成功”了也只是一次文化投机而已，或是被西方中心主义当作一次“好玩的”政治游戏，或是一次“加入某国国籍”那样的幻觉旅行，我们的汉语也会因此而渐渐变软，渐渐死亡。

关于“汉语传统气场”的丢失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汉语传统的真正认识。我们这一代诗人，一定要致力于辨清真正的汉语传统，并与之相通，思接千载。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等，都是汉语诗歌传统的典范，白话文运动在确立它伟大意义的同时，似乎也使我们丧失了这样的传统，特别是我们不足100年的新诗发展，基本上都是从欧美搬过来的，现在正处于“后殖民”的状态中难以自拔。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根本就难以在新诗中得到继承，难以“利用”。

有一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听到的：“搞清楚自己是谁！”其实仔细想想，这句话多么深刻！一直以来，我们的新诗就是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由于传统模糊了，本来的面目也就模糊了，怎么能搞得清楚呢？当然，真正想搞清楚自己是谁并不容易，比如佛家之言，浩如烟海，僧人们修来修去，参来参去，最终无非也就是想搞清楚自己是谁，即所谓明心见性。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隐藏着诸多真理的源头，闪闪发光，但是太不容易挖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境之所以染上了浓重的“后殖民”色彩，关键就是我们对汉语传统那些“闪光的源头”缺乏真正的认识。

总之，我们这一代诗人，必需努力识得汉语诗歌的庐山真面目，从汉语诗歌“后殖民”的状态中真正觉醒，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再塑现代汉语。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就在于找回上述那两样丢失了的东西：一是坚持“汉语中心立场”，二是打通“汉语传统气场”。

转型方向：“诗学”与“观念”并重

首先可以肯定，“转型”是21世纪初汉语诗歌所面临的最大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诗坛的现状，看似多元而复杂，但稍加梳理，脉络也很清晰，大致有这几个方面构成：一是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仍在延续，余波未熄；二是后现代思潮入侵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构风潮；三是面对分裂和混乱的局面难以突围，出现了盲目对抗的伪解构和惯性写作；四是被统称为“神性写作”的那一类庞杂的阵营，他们的实验也是现象之一种；五是女性诗歌写作的阶段性变化非常明显，可以专门考察；六是代际写作现象得到重视；七是大学生诗歌写作群体的深刻变化。等等。

如果再进一步梳理就会发现，以上这些构成21世纪初中国诗歌现状的各个部分，都已经不约而同地、不同程度地融入到“转型”的大背景中来了。只是很多诗人转型的自觉性还不足，转型的方向仍然比较模糊，大部分诗人还是在兜“观念-观念”的圈子，还是舍不得走下观念的祭坛。

比如，被统称为神性写作的那一类诗人，正在不断泛化自己的阵营，积极扩大他们的诗学外延。比如大学生诗歌写作，和80、90年代相比，21世纪初的大学生诗歌创作已经不再纯粹，甚至表现出拒绝纯粹的特征，并集体呈现出对异化的觉醒。再如女性诗歌写作，上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发展，即从“自我发现”走向“身份确立”，现在已转型到第二阶段，即从“身份确立”走向“自我塑造”。女性诗歌写作的三个关键的意识遗产——性、死亡、抗争，也发生了深刻转型：性意识作为女性诗歌写作中的“生”，已不仅是与“身死”相对，而是与“心死”相对，性意识在女诗人的主体那里已经从身体出发点升华为生存出发点。死亡意识转型的主流则是内省式的宗教意识，那些读起来一如蒙面者内心终极之旅的女性诗歌，就属于死亡意识遗产所影响的产物。抗争意识的转型主要表现在性别立场的把握上，在今天的女性诗歌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讲述”正在超越“讲述性别”的趋势。

既然“转型”是21世纪初汉语诗歌发展的最大趋势，既然大部分诗人对转型还没有足够的自觉性，还在兜“观念”的圈子，那么，哪里才是我们转型的正确方向呢？

其实早在2005年底，我就曾作过一个倾向于“诗学”意义上的命名——可能阵线。当时，我就尝试通过“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的理论建构和可能阵线集体的文本展示，引导中国诗坛的目光从“观念”向“诗学”转移，但由于当时的思考不够深入透彻，所以在撰写本文之前，我仅就转型的背景作过相对系统的论述，而对转型的方向和方式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到了2008年初，可能阵线推动汉语诗歌转型的尝试终于取得了成效，很多国内学者已经充分重视到了“转型”的方向和方式问题，他们经过学术上的研究、论证和分析，又给转型作了一个倾向于“观念”意义上的命名——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究竟如何命名，也许并不重要，但正是这两个命名，分别指出了21世纪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转型的双重方向：“诗学”和“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已经不能再像朦胧诗、第三代诗人那样仅仅热衷于去兜“观念-观念”的圈子了，而是必须走下观念的祭坛，积极倡导“观念-诗学”的正途，从诗学本位上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们这一代诗人，之所以与第三代后期那些没有方向、盲目突围的诗人们完全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转型意识是“自觉”的，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诗人还没有自觉的转型意识，仍旧沉迷于盲目的、脱离诗学本位的意识形态对抗。我们这一代诗人，之所以与此前全部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实践者如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等完全不同，正是因为我们不仅有能力从“观念”上解决汉语诗歌的问题，更有能力从“诗学”上解决问题。

我们这一代诗人要向中国诗坛郑重宣告：一个惯性的、以观念为主导的诗歌时代正在终结，一个自由的、以诗学为主导的诗歌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把误入歧途已经30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观念的祭坛上拉下来，并以“诗学建构”为之补血。所以说，我们这一代诗人所倡导的21世纪初的汉语诗歌转型，一定是双重方向的，一定是“观念-诗学”和“观念-观念”两个方向并重的。

转型行动：终结、收拾、修正、发展、再塑

要将汉语诗歌拉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成功推动上述双重方向的转型，需要我们这一代诗人具备足够的颠覆勇气和客观精神，做到“诗学”与“观念”两不偏废，而且一定要以诗学建构为主导，将观念转型纳入到诗学转型之中。现在，汉语诗歌的“死穴”找到了，转型的背景清晰了，转型的方向也清晰了，那么，具体的转型方式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需要我们这一代诗人去坚持实践以下五个行动：终结假想敌对、收拾心灵残局、修正介入姿态、发展叙述策略、再塑现代汉语。

这五个重要行动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终结”与“收拾”属于观念层面的转型，是汉语诗歌转型的准备阶段。“发展”与“再塑”属于诗学层面的转型，是汉语诗歌转型的目标和理想。“修正”诗人介入当下的姿态，则是一座关键的桥梁，将“观念-诗学”和“观念-观念”双重方向的转型统一起来。这五个行动以“终结”为先导，以“再塑”为完成，因此，“再塑现代汉语”是转型的最高目标。

1、终结——假想敌对

很显然，我们只有先去终结死守了多年的“观念祭坛”，汉语诗歌才能实现向“诗学本位”回归。如果从观念上讲，“终结”就是指要终结假想的敌对状态，这既包括终结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敌对，也包括终结基于观念而非基于诗学的、空洞的意识形态对抗。如果从诗学上讲，“终结”就是指要终结以伪解构为最大特征的惯性写作。终结，正是我们推动21世纪初汉语诗歌转型的前提。

城市文化的兴起，毫不留情地打乱了原来的普遍价值观念。作为诗人，我们可以对时代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作出批判和道德探索，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简单的二元对抗已经被打破，第三代诗人的“旁观者”立场或“记录者”立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现在，我们这一代诗人所代表的“新立场”已经浮出水面，而且是非常鲜明的：基于自由主义精神，反对左翼，超越假想的、草根性的观念敌对，坚持诗学本位，以词语的姿态重新介入当下，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实现再塑现代汉语的理想。这个新的立场以“中产阶级立场”来命名是否准确，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新的立场正在成型并是主流趋势，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现在，知识分子立场也好，民间立场也好，都处在不同程度的、互为假想的敌对状态，不仅他们的敌人充满了假想成分，他们自己所代表的立场其实也充满了假想成分。在代代相传的空喊声中，所谓“敌人”的面庞已经越来越模糊。他们中的很多诗人已经看不清未来，不得不在盲目对抗的空气中呼吸，不得不在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到处指认假想的敌人，并急切切地站到假想敌的对面去，一如恐慌中的盲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持续了多年的、弥散在空气中的观念对峙，终究掩饰不了“诗学”的贫乏。我们必须终结它！

当然，终结假想敌对并非易事，需要我们这一代诗人具备两种素质：一是从观念向诗学转型的自觉，二是对草根心理的超越。可以说，在我们这一代诗人所代表的“新立场”面前，这些假想的敌对状态实质上已经成了某种浅层次的、草根性的心理反映。所以，我们去终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假想敌对，去终结盲目的、弥散在空气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对浅层次的、草根性的敌对心理的超越。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之所以能够最终承担起终结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一切假想的责任，并将中国现代诗歌拉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就是因为我们摆脱了朦胧诗的英雄情结、修正了第三代早期的旁观者立场、辨清了第三代后期的混乱局面，就是因为我们具有了干预当下社会和文化进程的、难能可贵的“自觉”，不再迷茫。

总的来说，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再到第三代后期的分裂和混乱，一代又一代的诗人都是在以“观念”为赌注，前赴后继，勉强地支撑着现代汉语诗歌的表面繁荣。进入21世纪初，这种远离了诗学本位的观念支撑，其实早已力不从心、难以收场了，原因就是他们至始至终都在逃避汉语诗歌的“诗学本位”，至始至终都沉溺于假想的观念对抗。所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所谓终结就是对“只谈观念不谈诗学”的荒唐现状的终结。其实只要终结了这一荒唐的现状，前面所述的那些假想的敌对也就自然而然地终结了。

2、收拾——心灵残局

收拾与终结是同步的。收拾意味着承担，意味着建构。在假想的敌对状态终结之后，诗歌应该回到一个眼前的、最现实的事业上来：对过去30年来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大众心灵残局进行收拾。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代诗人应该坚持汉语诗歌的道德底牌，即坚持汉语诗歌最现实的任务——基于“善”的心灵残局收拾。

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留下了不同的心灵残局，比如历史上的“剪辫子”事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解构，但却给一代遗老们留下了“传统迷失”的心灵残局；比如文革，这种空前的大解构又让一代人的心灵残局无法收拾；改革开放30年成果显著，但也让一代人留下了亟待收拾的心灵残局。造成大众心灵残局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影响了一代人心灵的国家政策（诸如计划生育政策）、灾难事件（诸如唐山、汶川大地震）、政治事件，等等。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既有成果，也会有恶果，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就像当年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进步和恶果一样，恶果并不可怕，但它进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需要收拾。我们有义务以诗歌的方式去收拾这些心灵残局。

大众的心灵残局是各式各样的，主要表现为传统迷失、区域身份散失、移民情结、信仰危机、道德解体、感情麻木甚至扭曲等等方面。改革开放30年，当然是进步的，但一代人就有了“移民情结”、“迷失故乡”等心灵残局。想想这波澜壮阔的30年，中国有了多少打工人口？有了多少移民？这几乎就是一部移民史。大众在享受社会变革成果的同时，也为之付出了心灵的代价。所以，摆在我们这一代诗人眼前的最主要的大众心灵残局之一，就是地域身份正在丧失中的“移民情结”。

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当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现在谈地域诗歌的文章很多，开设地域诗歌拦目的刊物也很多，但都像一个个扶不起来的小山头。有人说，80年代诗歌面对“现代”与“传统”的矛盾，90年代诗歌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这似乎没错，但不能割裂开来看这两种矛盾，这两种矛盾其实是长期并存的。我们这一代诗人在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过程中，是需要重视“地域性”的。

现在，有很多人在说：后现代潮流来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来了，农业语境应该向工业语境、消费经济、大众文化移位，区域身份应该模糊，应该散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不再需要从地域性中寻求资源或意义了。这是简化地看问题。虽然我们强调“语境转变”是必需的，但并不意味着区域身份的模糊或散失；地域性的全球化过程并不是地域性走向消失的过程，也不是以自己的地域性取代他人地域性的过程，而是意味着各自的地域性在彼此的文化环境里共融发展；多元化并非意味着不要区域身份，而是指“地域性”的多元共融。所以，我们这一代诗人在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过程中，应把握好“地域性”的三个方面：一是展现人的个性真实；二是打通传统文化的气场；三是倡导地域性的多元共融。

收拾大众心灵残局，需要基于“善”的道德底牌。有人说，后现代潮流来了，道德体系应该解体，以迎合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这更是简化地看问题。“道德体系”永远不可能走向解体，只能走向多元共融。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任何时代潮流，都能基于“道德探索”体现批判价值。所以，我们这一代诗人在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过程中，不应该着眼于盲目对抗，而应该着眼于道德探索。

当大众面对日趋荒诞的现代社会而信心不足的时候，当汹涌的经济大潮和兴起的城市文化把自然乡村解构的面目全非的时候，当大众的地域身份正在丧失而被“移民情结”深深困扰的时候，我们作为诗人，已不该再去起哄式地上演盲目解构，而是应该怀着正直的悲伤，着眼于建构，与时俱进，勇于承担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责任，提供有信心的文本。我们应该直面社会变革、科技发展、工业文明等等的当下现实，直面荒诞，以诗歌的方式对之作出未来的预见、客观的批判和深度的道德探索。

3、修正——介入姿态

收拾或建构的具体行动，就是“介入”。我们这一代诗人不应该是旁观者的角色，不应该是见证人的角色，我们所代表的新立场要求我们必需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介入”毕竟是个很常规的姿态，谁都知道应该去“介入”，包括伪解构在内的持有各种不同立场的诗人，都会拍着胸脯宣称自己要介入社会或干预现实，但他们并不知道怎样去介入。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介入的内容”或“该不该介入”这样的常识问题，而是要特别强调“怎样去介入”。因为一直以来，中国诗人“介入”社会现实的姿态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诗人必需修正他们的“介入”姿态。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要将汉语诗歌拉下观念的祭坛、回归到诗学的本位，我们的“介入”就肯定不仅是观念意义上的介入，而应该是诗学意义上的介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介入”姿态，更多的是“语言的介入”，是“诗歌叙述态度的介入”，而不是“观念的介入”。诗人既不是回到日常的人并做一个时代的旁观者就算了事，也不是挥舞手臂写出空气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就算英雄，这种种的、远离了诗学本位的、所谓干预现实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无知（诗学）的无谓（观念），实在是不应该再上演了。转型后的“介入”，将最终表现在具体的“词”与“物”的关系之中，而不是表现在空气之中。

我们这一代诗人所说的“介入”，与以前的诗人所说的“干预”等概念相比，同样是要求诗人直面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与此前的诗人所不同的是，我们手中的武器已不仅仅是观念，而是“词语”。我们这一代诗人，不是要去制造什么“观念事件”，而是应该去制造“词语事件”。在这次诗学意义远远大于观念意义的“介入”中，作为“战士”出场的，已经不再是诗人本身，而是词语，在我们手中，每一个词语都将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战士。这种对“介入”姿态的修正，作为推动汉语诗歌转型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其实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中早已完成，而我们才刚刚对之有了“自觉”，刚刚进入实践阶段。

再说得具体一点，我们这一代诗人“介入”的姿态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不再迷恋“词”与“观念”的关系，我们正在着力于重建“词”与“物”的关系。物就是物，它并不是暴露在空气中的观念，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中产阶级的。物就是物，它既不是左翼，也不会右倾。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回避观念对抗，而是指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词语观。其实每一个具体的“物”中都包含着意识对抗，就像前面讲过的，每一个词语都是“战士”。从诗学上讲，我们这一代诗人之所以与此前的诗人区别开来，也具体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自觉地解决中国诗歌的这个问题，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词”与“物”的关系，自觉地走到“观念-词语”的转变上来了。我们这一代诗人正在进入“词”的内部，正在进入“物”的细部，我们发现意识形态的对抗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但对抗正是在每一个“物”的细节之中，而不是漂浮在空气之中的。因此也可以说，我们是反“宏大叙事”的。

总之，“介入什么”或“该不该介入”都是不难理解的，毋庸赘述，关键是以怎样的姿态介入。也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一代，无论诗人要去“介入”什么，首先应当是以词语的姿态介入，而非以观念的姿态介入，因为对于诗人而言，词语的介入包含了观念的介入，而观念的介入却不能完全包含词语的介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对抗已经从空气之中回到“物”的细节之中，我们以“物”的细节之中的对抗去替代空气中的对抗。

4、发展——叙述策略

当我们做好了“终结”和“收拾”的准备，当我们修正了诗人“介入”当下的姿态，当我们明确了手中的武器是“语言”而非观念的时候，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语言”的转型了。在不同时代的诗歌写作中，不同的语言表现方式所构成的叙述策略是不同的，时代在不断推动着诗歌叙述策略的发展，我们这一代诗人必需探索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

有人总结说，80年代是抒情的年代，90年代是叙事的年代，这正是一种叙述策略层面的总结。那么，从这种层面去总结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将是个什么年代呢？如果单纯从诗学的角度去总结，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应该是个“对话的年代”，即超越了80年代的抒情、突破了90年代的目的性叙事、建立了可能性的叙述的年代，即倡导直接抒写、口语实践、读写互动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80、90年代的中国诗人一直沉溺于观念的祭坛而对叙述策略的发展重视不足，所以在转型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将此前的“抒情性”和“叙事性”理解为在观念束缚之下的、发展缓慢的叙述策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将挣脱了观念束缚的、回归到诗学本位之下的、对话性的叙述策略直接归纳为“词语”。因此，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也可以说是个“词语的年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30年来的叙述策略发展轨迹总结为“抒情-叙事-词语”，或者“抒情-叙事-对话”，但无论怎样总结，前两者都是在观念束缚之下的叙述策略，后者才是回归到诗学本位之下的叙述策略，无论是将后者总结为“对话”还是总结为“词语”，它都是正在转型中的、正在发展中的。

我们这一代诗人，在发展新的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过程中，应着眼于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推动“口语实验”。口语写作从来就是汉语诗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在今天，历史上影响甚广的诗歌基本都是以口语写作为主流的。唐诗中李杜的名篇如《将进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用当时的口语写就，白居易的诗就更不用说了。宋诗的三大特征之一，就是“以文为诗”。翻开中国的新诗史也可以看到，“作诗如作文”是胡适新诗理论建构的重点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词打破诗的句式，曲打破词的格律，新诗打破古诗的韵脚，就是一部汉语诗歌的“口语实验”史。因此可以说，成功的“口语实验”是历代中国诗人的共同理想。但在“口水诗”泛滥的今天，有些批评者对口语写作的信心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人就提出过“口语诗歌写作必须退场”的论调，这种论调是与诗歌叙述策略的发展相悖的，没有明确区分“口语诗”与“口水诗”。最终退场的，只能是惯性写作和低劣水平影响下的口水诗，而不是口语诗歌。

口语试验所带动的，是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第二个发展重点：倡导“直接抒写”。这也是推动汉语诗歌叙述策略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对“直接抒写”的倡导，其实早在白话文运动之初就开始了，但由于当时的新诗写作很不成熟，“直接抒写”流于简单和粗浅。之后，西方的象征派、意象派等诗歌在中国风靡起来，使得朦胧诗推动“直接抒写”受到很大干扰。再之后，第三代诗人提出“拒绝隐喻”之说，这种提法也存在着问题，“直接抒写”并非是要拒绝隐喻，事实上也根本拒绝不了。即便承认他们提出“拒绝隐喻”的目的就是倡导直接抒写，但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导致了“观念为王，口水泛滥”的抒写。

对我们这一代诗人而言，“直接抒写”首先是我们所代表的新立场作出的适应时代的抒写，诗歌从诗人那里写出来是直接的，诗歌从读者那里读起来是互动的。从诗学上将，“直接抒写”与“间接抒写”的相对之处，是将意象或象征等手法居于诗歌写作的次要位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口语叙述完全可以通过诗歌情节的处理抵达诗意，而非依赖于意象处理，口语叙述完全可以通过“诗”与“歌”的分离处理抵达诗意，而非依赖于抒情或外在的音乐感；另一方面，口语叙述完全可以抵达任何隐喻，而非依赖于象征或其它。早在2005年底，可能阵线就提出过诗歌写作的“叙述、生活、诗意”三原则，这就是要提倡“直接抒写”，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并产生诗意、产生隐喻、产生阅读的多重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抒写”与“间接抒写”现比，更关注句子与句子的关系、情节与情节的关系，而非单词与单词的关系。因此，“直接抒写”不是历时性的、单线条的、目的性的叙事，恰恰相反，“直接抒写”更多地表现为共时性的、复式的、充满可能性的叙述。这种可能性的叙述所产生的效果是：读者能够从文本中找到多重的入口和出口，充分建立起阅读互动；诗人能够写出“历史的当下性”和“当下的历史性”。因此，“直接抒写”是真正意义上的贯通了当下、历史、未来的抒写，是充满了可能性的抒写。
如果作另一个角度的延伸，也可以说，“直接抒写”正在改变中国新诗一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诗”与“歌”的分离问题。只有打破“诗”对“歌”的依赖性，才能有效地扫除我们发展新的叙述策略的阻碍。大众是“歌”的，不是“诗”的。脱离了“歌”之后的诗，才是供阅读和思考的词语，才是各门艺术内核的内核。

发展叙述策略的第三个重点，是“转变语境”。城市文化的兴起，使我们这一代诗人置身于进步的历史洪流之中，同时，也使我们置身于进步的阴影之中。作为诗人，我们当然应该对进步中的时代问题（如城市文化）进行批判和道德探索，但我们的诗歌不能仍然滞留在“农业语境”之中。我们必须正面思考这些问题：“农业语境”的诗歌为今天的大众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经验？基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文学批评尺度已经从多大程度上让现代人的阅读体验落空了？缺乏“城市语境”的诗歌还能从多大程度上承担起收拾大众心灵残局的责任？等等。因此，我们这一代诗人应基于“工业语境”提供更多的“城市”生活经验。可以说，当前汉语诗歌中的真正的“城市生活经验”几乎是个空白，其实这也是导致当前汉语诗歌现场失真的要害之一。

总之，确立“口语实验”的方向、倡导“直接抒写”的方式、强化“转变语境”的意识，是我们这一代诗人发展汉语诗歌全新的叙述策略的三个关键。

5、再塑——现代汉语

再塑现代汉语，是推动汉语诗歌转型的终极理想，这既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理想，也是前辈诗人未能实现的理想。30年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观念”关注的太多，对“词语”关注的太少，而事实上，一切基于观念的行动如果离开了诗学本位，都是软弱无力的。可以预言，即将到来的、全新的诗歌革命将不再是单纯的观念革命，而更多地是词语革命，新的诗歌革命将不在观念的祭坛上上演，而是在诗学的本位上上演。

为什么现代汉语需要再塑？从精神层面上讲，我们要找回丧失中的汉语立场；从诗学层面上讲，我们要纠正白话文在完成了启蒙意义之后陷入的“新文言”和“后殖民”的两种偏向。翻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可以看到，“诗到语言为止”这句原本可能旨在回归诗学本位的话，在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实践里，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第三代诗人从“英雄”到“常人”的实践，相当于把汉语诗歌从观念祭坛的顶端往下拉了一大截，可惜后劲不足，他们远远没有解决向诗学本位回归的问题，最后走火入魔，一部分诗人演变成了“旁观者”的常人，另一部分诗人分裂成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阵营，一直在观念的祭坛上打打杀杀，而没有真正去着眼于词语的清理和创造。这使得我们的汉语诗歌不仅没有“如同作文”，不仅没有“到语言为止”，而且还陷入了“观念化”的混乱和“后殖民”的尴尬。所以，我们从30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中所看到的，只能是蓬头垢面的现代汉语。

再塑现代汉语的理想为什么一直难以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立场的丧失、后殖民语境的遮蔽、叙述策略发展的滞后；另一方面，就是“观念”在作祟。可以说，以朦胧诗为分水岭，中国诗歌所走过的路子大致上就是“基于观念的建构”和“基于观念的解构”两大类，而实际上，要想再塑现代汉语，正确的路子必须是：基于诗学的“建构之解构”。

诗人存在的意义，其实根本就不在于观念，诗人可能是什么观念都不支持的，诗人应该是“语言的无政府主义者”。诗人只支持诗歌本身，任由观念的祭坛倒塌，但又不落入时代的旁观者角色，就是因为他们能以语言的姿态介入当下。在诗人的手中，之所以武器是“语言”、战士是“词语”，就是因为词语不仅具有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暴动的意义。可事实上，回顾30年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些漫天飞舞的词语其实都是“观念下的蛋”，而非“词语中的观念”。照这样下去，实现再塑现代汉语的理想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才真正富有了“诗意”。因为我们已经真正地从“观念”转变到了“词语”。因为我们明白，诗歌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制造“文化事件”，而是在于制造“语言事件”。诗歌发展说到底，不是观念革命，而是语言革命，即“词根革命”。我从2006年以来一直强调的“汉语诗歌叙述转型”，本质上就是要挣脱“观念”和“歌”的束缚，要从“诗学”和“诗”的层面上辨清方向，其实那就是：由“观念”向“词语”转型，由“观念祭坛”向“诗学本位”回归。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进程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很滞后，而在西方诗歌界，早就实现了从“观念”到“词语”的转型。

所以，基于诗学的“建构之解构”，以“词语”为武器而非以“观念”为武器，从“诗”的意义出发而非从“歌”的意义出发，坚持汉语立场，彻底消灭汉语诗歌“新文言”和“后殖民”的传染病，以口语实验、直接抒写、转变语境为重点去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是我们这一代诗人重塑现代汉语的关键。

最后我想说，如果一定要去总结中国现代主义诗歌30年来的发展轨迹，或者一定要去总结80年代、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汉语诗学发展阶段之异同，可以这样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从“观念”到“词语”。从叙述策略上总结就是“抒情性-叙事性-对话性”。从诗人的立场上总结就是“价值反叛的英雄立场-旁观者的常人立场-对立的民间与知识分子立场-新立场”。从诗人介入当下的姿态上总结就是“英雄介入-分裂者的介入-词语介入”。从诗人的精神状态上总结就是“启蒙性-草根性-超越性”。从流派上总结就是“朦胧诗-第三代-新立场写作”。从趋势上总结就是“反叛-分裂-融合”。

当然，究竟怎样总结才更准确，究竟怎样命名上述的“新立场”才更恰当，那是理论家们要去研究的问题，我之所以强调“再塑现代汉语”是汉语诗歌转型的最高目标，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终极理想，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推动汉语诗歌转型的目的不是要去“划什么代”，更不是要去“划什么派”。其实无论理论家们将来怎样去总结我们所推动的这次大转型，都必然回避不了其最根本的特征：从“观念”到“词语”。

结语：我们才是真正富有诗意的一代！

以上所述，正是推动21世纪初汉语诗歌转型的背景、方向和具体行动，其核心就是“走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其终极理想就是再塑现代汉语。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诗人在21世纪初崛起的醒目标志。

我们这一代诗人，因为能够由“观念祭坛”向“诗学本位”回归，能够“观念-观念”和“观念-诗学”并重，能够基于自由精神，自觉地、层层递进地去终结汉语诗歌的一切假想、收拾大众心灵残局、以词语的姿态重新介入当下、发展全新的叙述策略、再塑现代汉语，从而全面引领了21世纪初汉语诗歌转型的历史大潮。毫无疑问，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才真正解开了30年隐痛的“死穴”，才真正实现了转型理想。我们这一代诗人，才是真正富有诗意的！

2006年12月 初稿于北京
2008年06月 修订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