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如何批评中国当代文学？

——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之三
李逊达　刊发时间：2008-06-07 12:44:3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中小]
作者：李逊达
记得还在2006年当时举办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的公选活动接近尾声时，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吕鸿的独家专访。通过这次面对面地交流，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学者、教授的心目中
，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又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让中国读者不再选择阅读小说，不但中国小说不读，外国小说更不读，坚持长期阅读小说的群体急骤地在缩小。当时许多国人读后大有汗颜不已之感。
德国人在世界上向来有严谨、刻板、一丝不苟之闻名，所以要想通过这位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和诗人、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出真实的评价，那是需要有一定承受能力的。事实也是如此，当他毫不掩饰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时，那时，我真的大为吃惊。
顾彬认为中国文学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有这样的原因。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一些外国作家获奖主要基于政治因素或文学因素。他认为当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作家为政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是高水平、高标准的文学道路。但是在这方面，目前中国作家恐怕连奥地利、瑞典和冰岛的作家都比不上。这些国家的不少作家是为了文学而不是为了政治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政治不是文学，一个用文学题材来从事政治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顾彬还认为文学最重要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内容。语言包括内容，而内容不包括语言。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文学。这显然是代表西方的一种观点，和中国的观点是有冲突的。我们则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显然这两者是无法相一致的。这显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而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顾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著名作家里尔克、策兰的作品至今仍拥有很多读者，其内容虽不是以政治为主，而是以语言为主，他们的语言非常了不起。但他们的作品也会涉及到社会、甚至涉及到人、人类的存在，不过这些作品不是那些表面、浮浅的政治性作品。
这是顾彬自相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偏面地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语言和社会并不是无关的。笔者认为这些矛盾算不了什么。
尽管顾彬的观点存在一些不足，但他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忠告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以为，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外语，但是现实是，仍然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用外语公开阐述、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还需要一个翻译。另外能同时具有2种、3种、4种以上外语能力的年轻人或学者还不多。在欧洲，能掌握10种以上外语的学者很多，他们根据原著深入自己的研究。如果我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我一定要去看原著。但是在中国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根本不会德文，他们不看原著，只看中译本；不看马克思的原著，而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学问？这些出于德国学者之言，真让我们中国学者该自惭形秽，自叹弗如了。
顾彬接着又坦率地说，掌握中国的语言、中国文化就像伸展出了一翼，掌握了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另一翼。拥有了这一对翅膀就能飞得高、飞得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翼，飞行的高度、距离都是有限的。
最后，顾彬毫不客气地直指中国作家的一些不是。他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但对作家来说，语言应该是一切。恢复好的作文，也是中国作家的任务之一。中文专业应有助于学生及社会伸展出“双飞翼”中那厚重、坚实的一翼。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出现不少浮躁现象，我认为都是借中国当代文学之名追逐利益之实所惹的祸。就拿那个公选当代100位作家活动来说，无不是背后有人在商业炒作。当时又爆出了内中有三名排名在历代文人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之前的，竟然是当今三位青春文学写手。这不是带商业性的恶意炒作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真是当代中国文学被商业异化的一种悲哀！
但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最大的悲哀依然是以自我为主的意识形态，总要排斥外来的价值观不一的意识形态，从而不自觉地陷落到巨大的政治漩涡中去又难以排脱，因此社会矛盾激化和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
一方面承认社会形态是处在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用正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来处理价值观冲突，再加上长时期受到极左思想的垄断，很难会去思想继续解放，很难会与时俱进。那么每当社会要改革和发展，是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必然会反映在改革开放上、社会法制建设上、社会公平上、贫富差距上。特别是我国有好多重要的法规，至今为何迟迟不能出台，就是关系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利害关系无法在人大制度下得到理顺。每一个法的背后都是关系到权利者的公平与否的较量。每一次法的修订应该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次进步。但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参政意识和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等，他们之间的落差是那么地明显，其结果导致在不完整的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如果执政党只强调党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势必淡化了法律意识，这样的结果是达不到依法治国的目的，只能重走专制思想的老路。
那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阶级斗争思想，曾贯穿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历程，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已表明是走不通的，至今已被建立和谐社会的科学立国思想所替代，那么社会主要矛盾应当表现在哪里呢？显然找准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执政者的重大目标，而不应当把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思想意识老问题，再在各个文艺领域里继续下去。
在5月29日《南方周末》上，刊登了记者王寅和马筱璐和来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访谈的文章：《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当访谈结束时，突然记者向帕慕克提了这样一个令有关部门非常敏感的问题：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显然，记者是有备而来的，并不是帕慕克首先提到他，而此人曾对中国来说，是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但这个结仍没有解开。
帕慕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高行健的同情和好感。他说：“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一个原本是道道地地、完完全全的中国作家，为何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外籍人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会接受他，就像当年接受音乐家马思聪的英灵从美国回来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只要他愿意回来，没有理由不接受他。